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24)

一 古亳坂之微高地
一般来说，居住环境首先反映的是自然环境，其作为一个空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资源、场所等条件，承载着古人对地表空间的充分关注。正因为如此，居民生活于其中，不仅仅是将其当作一种自然资源，更是被看作各种社会表达的媒介。如众所知的《管子》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懂得把地势较高的地方，选作最佳居住环境。1954年，考古人员发现洛水北岸有一东西狭长的自然隆阜地带，即为文献所称的“亳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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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9《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第1754～1755页。
这块微高地，早在东汉王朝营建都城时，已被发现并利用。诸如东汉洛阳城南宫及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礼制建筑和教育机构，都位于所谓的“亳坂”之上，且这些建筑群经曹魏、西晋乃至北魏历代因袭之，甚至是今天，在当地居民使用的地名中，仍能充分体现古“亳坂”所具有的明显凸起特性。由此可见，古“亳坂”之微高地，由于其高地地形的优势，从古到今备受人们的关注和利用，尤其是汉魏时期这里曾长期被视为中原传统礼制文化区的所在地，正如有学者所言，“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要通过人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意义，从而转化为地点这个社会文化概念”。①亦由此不难推知，古人对古“亳板”这一居民日常活动载体的关注和利用的程度是较高的。
二 街道及里坊
街道是城市中最明显的公共化空间，不仅担负着城市交通职能，亦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载体。北魏洛阳外郭城的街道，史书少有论及。据《洛阳伽蓝记》和考古发掘等资料可知，北魏洛阳内城南墙主要城门，均有“御道”通向洛水北岸。这些“御道”由西向东依次为：津阳门外大道、宣阳门外大道、平昌门外大道和开阳门外大道，其中宣阳门外大道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延伸至伊水之阳的圜丘外，其余三条大道均南北直行至洛水北岸。基于它们在内城的宽度分别为：36～40米、40～42米、14～29、12～15米，②故而推测与此相对应的城南“御道”宽度应不会相去太远，其中宣阳门外大道至洛水北岸长度约为4里③,其他街道的长度因洛水水道曲折不定，目前无从知晓，有待考古学人进一步勘测。尽管诸街道具体形制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地说，由内城延伸出来的南北“御道”作为主干大街，与各里坊巷道相结合，共同构成洛水北岸的街道网。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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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海：《景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第9页。
②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第511～512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之，城南建筑物诸如“堰洛通漕”水利工程、礼制建筑群、里坊和寺院等，都是在这些街道的基础上被规划布局，南北纵向的街道格局也便利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基于洛水北岸主要为皇家公共用地，故而相对其他城区而言，这一区域实际的居民里坊设置较少，却也独具特色。北魏迁都洛阳后，遂锐意汉化改革，诸如孝文帝迁洛初期，即在洛水北岸设置劝学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拓跋魏锐意汉化改革的举措，比较重视中原礼制文化建设，除了因循汉晋旧址而建，北魏洛阳城的管理模式也基本上因袭汉晋的传统乡里制，首先从恢复礼制教育入手，这可从孝文帝考察太学遗址后，又设置“劝学里”等居民区找到明证：
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赞学碑》一所，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493)犹有四碑。高祖题为劝学里。①
我们知道，东汉和曹魏曾分别在太学门前刊立了宣扬儒家经典的石经，鉴于这里儒学氛围浓厚，是文化传承的现实存在和具体象征，孝文帝遂在太学遗迹附近设立劝学里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为了表彰汉晋以来太学在发展封建文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孝文帝特将太学所在地命名为劝学里，以引导刚刚入主中原的鲜卑统治阶级学习汉族先进的传统文化”。②
除了劝学里，《洛阳伽蓝记》还有延贤里的记载：
劝学里东有延贤里……肃字恭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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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7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1页。
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①
从史实记载来看，王肃作为江东文物典制之渊薮琅琊王氏的后裔，孝文帝把他安置在太学遗址附近居住，并把其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延贤里，颇有深意。由之，孝文帝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是推行其华夏传统礼制汉化政策的一部分。
从文献记载和墓志文本来看，洛水北岸还有诸如利民里、中甘里及洛滨里等里坊居民区。宣武帝即位初期，洛阳城出现了“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筑坊高潮，里坊遂成为“洛阳县的基层行政单位”②。《洛阳伽蓝记》有着明确记载，“(景明寺)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③“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高阳宅北有中甘里。里内有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神情卓异，虽黄琬、文举无以加之”。④显而易见，上文中提及的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和中甘里等里坊，其渊源及地理坐落较为明确。至于洛滨里，史书不见记载，其名称来源于1932年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⑤,志文言及鄯乾为“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遗憾的是，基于文字记载的不足，“洛滨里”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
据笔者判断，“洛滨里”在灵台遗址南面的可能性较大。“洛滨里”,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有城南“洛水”岸边之意，但其在洛水南岸还是北岸，无从判断。幸而《魏书•释老志》有关于“洛滨”的记载：“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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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109页。
②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1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02页。
④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5页。
⑤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510)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①依据《洛阳伽蓝记》所载，皇家寺院报德寺的地理坐落是在洛水北岸②,故而这里所言的“洛滨”,显而易见是在洛水北岸。若由此推断出鄯乾所居的“洛滨里”是为洛水北岸，很显然，这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似乎还可以从鄯乾本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来寻找些许解释。从志文可知，鄯乾在北魏朝廷一直担任显职，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再加上其“代迁户”的社会身份，属于迁洛初期附洛的一批居民，因而孝文帝时期已然对其居所有所安置，又基于洛水南岸在宣武帝朝才开发，可以断言，鄯乾应是居住在洛水北岸。
由此，“洛滨里”的大致范围在洛水北岸的可能性极大，但其在洛水北岸的具体方位却又不得而知了。翟建波先生认为“‘代迁户’这一特殊社会集团在洛阳城内外一定地区居住，如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③不难看出，翟氏的观点似乎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此观点仅是描述，无法让人信服。但翟氏的看法并不是无迹可循，例如《洛阳伽蓝记》记述了洛阳人虎贲洛子渊的奇闻轶事甚有启发性：
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④
基于《魏书》所载：“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宿白先生亦指出：“北魏大规模迁洛，在组织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保留着旧日的部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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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③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7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105页。
的军事编制。这部分既属羽林虎贲卫宿亲军，又都携家带口。”①由此可以推想，上述故事中的洛子渊应是“代迁户”身份毫无疑问。这个故事可在某种程度上佐证翟氏“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的说法并非妄说，如若翟氏的观点可靠，那么“洛滨里”当在洛水北岸灵台南无疑。
尽管关于洛水北岸里坊区的记载较少，从中亦不难发现，这里的居民和居住环境呈现“对称性”,即居民身份与其居住环境基本上是吻合的。例如佛教寺院对应僧侣；道教寺院对应道士；太学对应太学生；劝学里和延贤里，坐落在太学附近，则对应江东琅琊王氏，以彰显“斯文在兹”的礼制意义；利民里，位于宣阳门外大道一侧，距离宫城、皇城等国家行政区较近，优越的地理位置当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首选之地，是为高级官吏住宅区，故而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皇家寺院及三公令史高显略宅邸均位于此；洛滨里，在传统崇礼场所——灵台的南面，是羽林、虎贲等军人的聚居区，足见朝廷对礼制文化区的重视；中甘里，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地理位置略为偏僻，是为以儒生荀子文为代表的一般居民区。
值得注意的是，元雍宅邸和报德寺坐落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城南一隅，是为特例。我们知道，元雍宅邸所处的中甘里为一般居民区，这与其皇室身份不符，鉴于元雍在这里营建豪宅的时间节点，正是城南开发较为成熟的时期，由此可推测，其择居于此似乎与这一带有着大片空地不无关系。诚如张乃翥先生所指出，由于统治者在洛水沿岸划地以居，广筑苑囿，这里再现昔日的妖娆之姿，故而多被当代权贵阶层辟为珍舍琼居②；又如，皇家寺院报德寺偏居于城南东南隅，这应与该寺院宣扬的儒家孝道主旨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报德寺的营建，与辟雍、太学、劝学里、延贤里等诸多建筑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洛水北岸诸里坊的具体形制、规模及治安管理等细节问题，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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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
②张乃翥：《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2页。
记载不详，现依据间接资料暂作粗线条描述。金大珍先生从洛阳城地处黄土地貌的角度，认为里坊区应是由黄土夯筑围墙包筑①；关于里坊的规模，《魏书•甄琛传》又言，“京邑诸坊，大者千户，五百户”,可见，都城里坊规模不一，鉴于洛水北岸多分布着寺院、礼制等建筑，推测这里的里坊居民区规模不会太大；至于里坊的管理模式，《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②这是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度中里的基本管理人员组成模式，以规整的方三百步为一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居民区。由此不难看出，里正担负着坊里居民的日常管理之责，里坊管制制度较为严密。
总而言之，北魏洛阳城的诸多里坊，是黄色围墙包筑的一个个独立封闭的居民区，这种里坊制划分，与其说源于中原城乡旧制，毋宁说更直接地来源于旧都平城，据当时曾到过平城的南人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③这里体现了里坊设置的基本功能，是便于控制坊内的居民。诚如宿白先生所认为的，洛阳郭城为数众多规整里坊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管理居民④。刘连香先生对此亦有阐释：“其治安、防盗功能大于户籍、赋税和徭役作用。”⑤
由于里坊居民混杂，里坊居住环境的治安曾一度混乱。诸如劝学里有南朝降附的琅琊王氏家族、汉族官僚杜祖悦家庭，延贤里除了南朝降附的琅琊王氏家庭，还有皇室元质，洛滨里有鄯乾、羽林虎贲，中甘里有儒生荀子文、宗室高阳王雍，利民里有三公令史高显略等。此外，诸坊还有寺院甚至教育机构太学等设置，人员堪杂，难怪河南尹甄琛上表：“今迁都以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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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金大珍：《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69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212页。
③(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第985页，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月，第44页。
⑤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