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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谢宝富：《北朝的再嫁、后娶与妾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2年第4期，第53页。
境地，王肃“甚有愧谢之色”,鉴于谢氏是以出家为尼的方式来到洛阳，王肃便在其居住地延贤里修建正觉寺以安置前妻谢氏。①不难想见，王肃死后，随着陈留公主的离去，王肃前妻及其子女应当是生活在延贤里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关乎此，逯耀东先生依据文献和墓志文本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证，认为王肃的两个女儿入魏后，一嫔于世宗，一为广阳王渊妃②。《魏书•王肃传》亦载：“绍，字三归。历官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世宗纳其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③透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出，王肃的二女一子婚宦甚为理想，或与拓跋魏宗室联姻，或历任显职，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绍的女儿在肃宗朝也被选入宫中纳为嫔女。
由是观之，琅琊王氏作为南来降魏人员，能受朝廷如此恩宠不免令人惊讶，更何况此时王肃已死，陈留公主当与王肃家庭亦相当疏离，然而详加寻绎，个中缘由还是有迹可循的。王肃之子王绍《墓志》略及谢氏的家世渊源：“陈郡谢氏，父庄，右光禄大夫，宪侯。”④又如《僧芝墓志》详细言明，谢氏曾是比丘尼统僧芝的弟子：“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⑤由上述两则志文等史料可知，王肃前妻谢氏是南朝显宦谢庄之女，出身高门，迢迢千里北上寻夫，并试图以文采斐然的诗词挽留前夫。可见，谢氏不仅勇敢无畏，又颇具才情，拥有较高的文化修为。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其有着深谙官场物情的非凡见识。她借助最高中央僧官比丘尼统僧芝与北魏社会上层的政治关系，“以拜在僧芝座下为弟子的方式，求得某些政治上的庇护，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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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9页。
②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第228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82～83页。
⑤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0页。
一个最顺理成章的选择。”①显而易见，谢氏利用与僧芝的师徒关系，使得“比丘尼统”僧芝成为王肃家庭的庇护者。
徐月华、修容及艳姿等乐伎。一般而言，传统史书特别凸显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精英的记录，而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其中奴仆歌伎等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故而史籍多不记载。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并没有仅仅关注社会精英的事迹，也用一定的笔墨书写了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点滴，其所蕴含着的社会众生相的世俗化倾向，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可以些许了解北魏上层社会宅邸里奴婢生活的一般情状：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及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②
由上可见，元雍被众多奴仆婢女簇拥的生活景象被阐释得淋漓尽致，有几位甚至留下了名字。诸如徐月华、修容及艳姿等，她们在杨衒之笔下变得具象，或擅弹箜篌，或能歌，或能舞，人物塑造形象立体真实，且都有作品风行，往往惊才绝艳，名冠京师，受到洛阳城居民的青睐和喜爱。杨氏不仅以寥寥数笔勾画出这些艺伎的典型形象，还通过徐月华追忆往昔的口述，使得修容、艳姿二婢形象跃然纸上，在细节上再现了这些歌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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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珊：《北魏僧芝墓志考释》,载《北大史学》,2008,第10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4页。
女因善歌舞而极受主人宠幸，使之更为具体丰满、生动鲜活。然而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往往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在主人死后，可选择的余地极其有限，基本上是被迫出家入道，皈依佛门，故而除美人徐月华再嫁外，修容和艳姿极有可能出家为尼了。
四 元恭、冯亮等寺院寓居者
北魏洛阳洛水北岸寺院遍布，其中不乏为数众多的僧侣道士等生活修行于内，也有一些避难寓居者，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寺院中寻求自我保护，无疑是当时居民常见的一种远祸方式。
节闵帝元恭。《魏书•前废帝广陵王纪》记载：
前废帝，讳恭，字修业，广陵惠王羽之子也……正始中，袭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骑常侍。神龟中，进兼散骑常侍。正光二年，正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帝以元乂擅权，遂称疾不起。久之，因托喑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建义元年，除仪同三司。王既绝言，垂将一纪，居于龙华寺，无所交通。①
《洛阳伽蓝记•平等寺》又载：
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乂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恭常住龙华寺，至是，世隆等废长广而立焉。
《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又言：
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②
综上史料可见，节闵帝元恭为了躲避政治风险，长期居住在作为家寺的龙华寺。时值元乂专权，元恭不愿与其同流，便托称哑病，不参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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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前废帝广陵王纪》,中华书局，1974,第273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第81～82,112页。
一直住在城南龙华寺长达近十年之久，直至永安末年(530)被尔朱世隆拥立为帝，方才离开这座家寺。
值得注意的是，龙华寺作为元羽所立的寺院，元恭能在此长期顺理成章地居住生活，并能安然地躲避政治风险，不免使人深思。笔者以为，这一事例主要隐含两个信息，一是寺院可作为避祸的场所；二是北魏时期立寺者的家族，或许有长期供养自己家庙的传统。也就是说，家族寺院是一个家族繁荣的象征和荣耀，亦是巩固血缘关系、处理家族内部事务的场所，故而受到家族的重视，并得到世代供养。例如太傅清河文献王元怿所建造的景乐寺，“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后汝南王悦复修之。悦是文献之弟”。①由此可知，文献王元怿薨后，其同母弟元悦遂成为景乐寺新的寺主，以接替供养家庙，延续香火。又如“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也”。“永熙元年(532),平阳王入纂大业，始造五层塔一所。平阳王，武穆王少子也”。②可见，广平王元怀去世后，他的儿子在平等寺修建了一座五层佛塔。故而，元恭于520～530年一直居住在城南龙华寺“相安无事”,想必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接替家庙香火的习俗有关。美国学者芮沃寿对此有着精辟阐释：“在许多情况下，豪富修建和捐赠的寺院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隐居处，而且还是他们永久举行家族仪式的圣祠。”③
隐士冯亮。通常情况下，隐士都具备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有着飘然栖身于尘世之外的隐逸气息，他们除了讲论佛学、探讨玄理之外，大都远离都市，终日优游于山间泉畔，热爱自然山水，不关世事，世宗时的隐士冯亮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魏书•冯亮传》有详细记载：
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性清净，至洛，隐居嵩高……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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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中华书局，2010,第4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79、81页。
③〔美〕芮沃寿著,常蕾译《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9页。
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固辞不拜。又欲使衣帻入见，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事，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退、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嵩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嵩高道场寺，数日而卒。①
由上可见，笃信佛教的隐士冯亮为躲避政治风险，曾在城南景明寺？避世隐居，进而不难想象他在那里隐居禅修，并与一些著名僧人交谈的场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含当时佛寺有城市馆舍的功用。在这段文字中，魏收对冯亮的隐士身份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诸如朝廷恳请他出山，固辞不就，而将全部情感寄情于山水间，世宗亦十分礼敬他，不仅不再强求于他，还不惜人力、物力，在山川形胜之地为之修建佛寺等。所以《魏书》本传将冯亮列入“隐逸”者一类，是当时典型的隐逸人物。
五 儒生荀子文城东受教
《洛阳伽蓝记》穿插了儒生荀子文的逸闻趣事，载：“(中甘)里内有颍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神情卓异，虽黄琬、文举无以加之。正光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子文摄齐北面。”③这则材料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家住城南、年仅十三岁名叫荀子文的儒生在城东受教的场景，但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儒生荀子文城东受教的史实，实则反映了其时私学的兴盛局势，也表明了当时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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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90《冯亮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1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页。
太学营建迟滞的社会现象。
我们知道，城南是传统礼制文化区，汉晋以来，国家最高等级的教育机构辟雍和太学都规建于此。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北魏时期洛阳城南的居民，却要到城东接受私家讲学的这种教育方式。这一现象至少表明，北魏时期的辟雍及太学等国家教育基地，无论规模还是功能已趋没落①,在这种官学暮象的背景下，私学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的是，城东作为汉族官僚士大夫的聚居地②,其儒学氛围应是较为浓厚的，由此看来，作为儒生的荀子文前往城东受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进而推想，城东受教于私学，应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固然和太学营建迟滞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北魏官学的学术地位已然大大降低。
第二节 居民的居住环境
洛阳地处中原，山河纵横，古人认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③,自古就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孝文帝考察魏晋洛阳故城洛水北岸礼制建筑遗存，并抒发思古之幽情，《魏书》有明确记载：“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④同年十月，孝文帝在魏晋旧址上始营洛阳城，“而洛阳，正是表现中国文化传统比较优越的地方，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最初动机，即因为洛阳所表现的文化传统激发而成”。⑤不难看出，洛水北岸作为中原传统礼制文化区所在，在建都伊始即已受到拓跋魏王朝的极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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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本章第二节之“崇礼场所”。
②诸如北方儒学强宗弘农杨氏、修撰国史的崔光、大鸿胪卿李韶、太傅李延定、“北方书圣”郑道昭、中书令游肇、秘书丞李彪、尚书仆射崔休、文学家常景、裴敬、侍中崔猷等，均居住在城东。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133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页。
⑤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第130页。
随后，朝廷又在洛水上修筑浮桥，《魏书》如是说：“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渐，苦于厉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容纳之。”①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南逐渐成为北魏洛阳城拓展的场所。诸如迁洛初期，这里不仅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等居民区，还仿照代北平城，重建了佛教寺院报德寺和道教寺院崇虚寺；随着城南营建工程的持续，这里陆续增修了利民里、中甘里和洛滨里等里坊区及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佛教寺院数座，还有明堂和太学等礼制建筑也落成完工。这些建筑物，尤其是佛教寺院中高耸的佛塔和巍峨的殿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轮廓的单一面貌，构成了北魏洛阳城所独有的城市景观。
要之，从历史发展的时序来看，道路、礼制建筑遗址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是北魏洛阳城南的基本骨架，这些都是魏晋时期已有的。其中道路只是名称略改，其布局和走向并无改变，相对比较固定；礼制建筑则是在汉晋旧基上进行修缮，以充分显示北魏政权对中原传统礼制的融入和传承理念；至于“堰洛通漕”水利工程，朝廷亦仅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固营缮。也就是说，北魏洛阳大规模的利用改造工程，是以此基本骨架为基础，诸多里坊、寺院等建筑物仅是镶嵌于其中。进而言之，所有这些建筑物，均营置在一块堪称“形胜之地，爽地独美”的微高地上。也正是自此意义上，北魏朝廷对作为皇家用地的洛水北岸，进行了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