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21)

第三章 城南居民的居住环境(一)：洛水北岸
由东汉到北魏，洛水北岸的居民来源与构成有着显著变化，与之相对应，这里的居住环境演变也是十分突出的：一是随着居民来源与构成的日益多元复杂化，居住环境自然会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变动，但不可忽视的是，居住环境亦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性影响，洛水北岸仍为传统礼制文化区，是为皇室用地；二是这里作为传统的“崇礼场所”,北魏时期却演变为以“崇佛场所”为主的格局；三是居民与居住环境呈现对称性，即居民身份与其所处居住环境基本上是吻合的。
第一节 洛水北岸的居民
前已述及，在北魏洛阳城南，其洛水北岸分布着诸如寺院、礼制建筑以及“堰洛通漕”水利工程等公共建筑。这些建筑物占据了较大空间，尤其是寺院居多，故而僧侣道士是本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宗教人士外，这里的居民还包括皇室元雍、元怀及元质等，有南朝降附人员琅琊王氏家族，有汉人官僚杜祖悦父子、高显略等，有“代迁户”鄯乾，也有寓居寺院的宗室元恭、隐士冯亮等，甚至还有陈留公主、谢氏、徐月华等各阶层女性，还有为数不少的一般平民、太学生、里坊管理人员及羽林、虎贲等，当然还有数量可观的官宦人家的奴仆等。尽管这里的居民来源和构成呈现复杂多元态势，其中不乏与居住环境相对应的典型案例。
一 王肃奔洛和在延贤里的生活
王肃附洛遂被安置在礼制文化区居住。王肃，江南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史书多有涉及。
《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恭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①《魏书•王肃传》又载：“(王)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②
《魏书•高祖纪》又说：“(十七年十月)癸卯，(孝文帝)幸邺城……初，帝之南伐也，起宫殿于邺西；十有一月癸亥，宫成，徙御焉……十有八年(494)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乙亥，幸洛阳西宫。二月乙丑，行幸河阴……壬寅，车驾北巡……(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③
《资治通鉴》则明确记载了王肃奔魏以及被孝文帝接见的时间：永明十一年(493)“三月……秘书丞肃独得脱，奔魏……十月……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④透过上述材料，不难对王肃附魏情状做一简单梳理⑤：
——————————
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7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3～175页。
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38,永明十一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4328～4341页。
⑤徐冲：《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另类风景》,《文汇报》2018年7月20日。文中认为：“王肃因家祸北奔确实在太和十七年(493)三月，但仔细梳理史料可以发现，他在邺城为孝文帝引见要迟至太和十八年(494)的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说，从王肃北奔到他第一次为孝文帝引见，中间有长达一年半的间隔期。这段时间王肃的行踪在史料中是空白的。”依据当时的时空背景脉络来比照，笔者判断作者上述推论可能有错误，从而导致“一位逃北的琅琊王氏”“共同创造的纪念装置”“孝文帝与‘冯熙墓志石刻’”的诸多讨论及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难免牵强附会之感。
王肃作为东晋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博学多才，尤通传统典制，由于其父王奂被齐武帝所杀害，遂于太和十七年(493)三月从南朝来仕魏，初抵邺城，并于该年十月在邺城受到孝文帝“虚襟待之”,荣宠之态跃然纸上；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春天回到洛阳时，想必王肃与孝文帝同行来洛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亦与《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奔洛事件在时间上是衔接的。
综观王肃北奔之际，时值孝文帝面临困境与苦闷，因为“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简朴略，未能淳也。(王)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①此时的孝文帝以推行汉化改革为当务之急，渴慕江左典章文物制度，加上王肃家族又为江东文物典制之渊薮，王肃也因之获得了备受礼遇的机缘，正如《魏书•刘芳传》所载：“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瞩目。”②由此可知，王肃北奔来附，恰逢其时，受到孝文帝的赏识和信任，逐渐在拓跋氏权力中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上述史料亦不难看出，孝文帝礼制文化改革，是从恢复学校教育入手，例如在洛水北岸的太学遗址设置劝学里和延贤里。可以想见，“劝学”二字有昭示洛阳城居民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的意涵；又鉴于王肃的特殊身份，孝文帝遂把他安置在太学遗址附近居住，并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延贤里”,使其作为汉化改革的重要旗手，别具深意，是为居民身份与其所处居住环境相对应的成功实例。
王肃“斯文在兹”的礼制意义亦受到学界的肯定。诸如陈寅恪先生高度概括了王肃北奔承前启后的意义，他指出，“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概别有其故也”。③张宏斌先生也认为：“王肃的北奔其实有‘斯文在兹’的含义，他带来了
——————————
①(唐)李延寿：《北史》卷42《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7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55《刘芳传》,中华书局，1974,第1220页。
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5～16页。
制度建设和文化建树的模式，表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与孝文帝希冀统一中国，光宅中原，定鼎河洛王里以袭华夏正朔的理念相偕……王肃入北魏初期，孝文帝就存心把其打造成魏晋文化正统的代表。”①可以说，王肃初到洛阳，孝文帝便把他的住宅安置在代表中原正统的传统礼制文化区，是有意而为之举，进而言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选择王肃，是极为关键和恰当的，这也是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随着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驾崩，王肃的命运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转变。
宣武帝时期王肃多参与军事而非文化建设。据《魏书•王肃传》载：“高祖崩，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禧兄弟并敬而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言寻申释……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想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景明二年薨于寿春。”②由上记载可知，王肃授孝文帝遗诏为尚书令辅佐宣武帝，由于遭到任城王澄等同僚的弹劾排挤，宣武帝遂令其出任江南，统领对南朝梁的战事，他却很快于景明二年(501)七月病死于寿春。换言之，王肃辅政宣武帝前后两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是担任军职，参与边境战事，这与孝文帝希冀把王肃打造成魏晋文化代表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一希冀也因王肃的突然病逝而夭折了，这是孝文帝始料未及的。
王秉一行归魏人居劝学里，与孝文帝“斯文在兹”的礼制文化理想已然无甚关联。前已论及，王肃的弟弟王秉，在宣武帝景明初年携兄子诵、翊、衍等投诚归附朝廷，应是居住在礼制文化区的劝学里，而不是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安置在洛水南岸的四夷馆。戈红叶虽然也认同此看法，但她认为北魏王朝之所以把王秉等人安置在劝学里居住，是朝廷把他们视为中原文化的象征，利用他们文化精英的典范作用为统治者服务③。
————————————
①张宏斌：《“斯文在兹”：从北魏祭祀制度的变迁看王肃北奔的含义》,《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第31～34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0～1411页。
③参见戈红叶《北魏首都客馆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33～34页。
笔者以为此观点有待商榷，理由如下：其一，王肃居于延贤里的确是北魏朝廷把他作为华夏正统文化的象征，是孝文帝“斯文在兹”有意而为之举，但是宣武帝即位后，王肃多参与军事而非文化建设，并没有受到宣武帝的优待。进而言之，宣武帝元恪并没有利用琅琊王氏家族的文化精英典范作用为统治者服务之意；其二，不可否认，王肃入魏后多参与文物典章制度等礼制建设，然而《魏书》记载王秉附魏后仅为中书郎、司徒咨议，不久又出除辅国将军、幽州刺史，并没有所谓的“利用他们文化精英的典范作用为统治者服务”之痕迹，即使后来王诵、王翊、王衍长大从宦，又据史籍所载他们所从事的官职①来看，也没有特意打造“斯文在兹”的意味，更不用说王翊后来徙居内城另建宅邸②的史实。凡此种种，都与孝文帝的“斯文在兹”礼制文化理想无甚关联。故而笔者以为，他们之所以居住在礼制文化区，当与其同属于江东琅琊王氏家族的亲缘有着极大关系，亦与当时洛水南岸尚未规划兴建不无关联。
二 皇室元雍、元怀追求的“当世富贵”
北魏平城时期，国家物资相对匮乏，拓跋鲜卑皇室贵族仍保留着氏族部落质朴的遗风，生活较为俭素。拓跋魏南迁洛阳后，逐步完成封建化历程，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③,汉族地主阶层诸多不良生活习俗，尤其是其腐朽化生活习惯，逐渐被鲜卑族所接受。故而北魏皇族在掌握大量生产资料基础上，凭借其强有力的政权支持，宗室权贵上层弥漫着奢靡之风，生活极度腐化堕落是很自然的。恰如张金龙先生所言：“以宗室为首的统治集团成员，奢侈淫靡，奢华攀比之风在北魏晚期的上层社会弥漫。”④《洛阳伽蓝记》有多处记载王室贵族骄奢淫逸的史实，充分暴露了北魏后期统治者生活的腐朽侈靡，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城内》：“愿会寺，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由此推测王翊有徙居内城的可能性。中华书局，2010,第4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208页。
④张金龙：《北魏官宦贪腐与政府之对策》,《中国高等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99页。
诸如拓跋魏宗室高阳王元雍和广平王元怀，在城南古亳板微高地上营建豪奢宅邸就可见一斑。不可否认的是，洛水北岸受到皇室青睐，亦与这里自然地理环境优美、水资源丰沛、交通便利不无关系。
才疏学浅的元雍在孝文、宣武朝不受重用。高阳王元雍是北魏宗室大臣，孝文帝元宏的弟弟。《魏书•高阳王传》载：
高阳王(元)雍，字思穆，少而倜傥不恒……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①
很显然，元雍作为宗室贵族，未能像其他元魏皇室一样，在北魏政坛上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元雍身为才疏学浅的庸常之辈，与“孝文、宣武诸帝对鲜卑上层后进之拔擢，一个重要标准是其文化修养，从而造成了一种政策导向”②背道而驰，故而在这种选官背景下，傲傥不恒、识怀短浅又无学业的元雍在孝文帝和宣武帝时期理所当然不受待见，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是很自然的事情。
孝明帝时期元雍为辅政大臣。《魏书•高阳王传》记载：
肃宗初，诏(元)雍入居太极西柏堂，语决大政，给亲信二十人。又诏(元)雍为宗师，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王如故。别敕将作，营国子学寺，给雍居之……既以亲尊，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③
从引文可以看出，延昌四年(515)一月宣武帝驾崩之后，元雍遽然被拥立为太傅领太尉，辅政孝明帝于西柏堂。为何孝明帝时期元雍突然“得意腾达”,窪添庆文先生的看法颇具解释力，他认为，“孝文帝的三个皇子除外，此时生存下来的皇子只有雍，年龄四十五左右，虽有强烈的个
————————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2～557页。
②王永平：《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学术文化积累之提升为中心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第25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2、557页。
性，却不似有非常能力之人，因此是占据形式上的首辅的适宜人选”。①很显然，正是因其皇室宗亲近属身份，元雍作为“政治资源”方于孝明帝时期进入显宦生涯。进而言之，他之所以能在孝明朝出任高职，乃是朝廷为形势“所迫”的不得已之举，其所任仅为虚位而并无实权自不待言，似乎亦不足以为朝廷所信用，甚至一度出现领军于忠“废雍以王归第”②的尴尬局面。元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显职”,却“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种窘局延续至正光元年(520)元乂专权时出现了转机。
元乂专权时元雍攀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地位相当显赫。《魏书•高阳王传》明确记载：“及清河王(元)怿之死，元乂专权，天下大责归焉。”③综观元雍的为官生涯，直至正光元年(520)元乂专权时，才于当年九月得以位居显职④,“总摄内外，与元乂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伎侍盈房，诸子珰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焉”⑤。也就是说，原先地位并不高的元雍通过这么曲折的方式，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