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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0～158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71《李元护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5～158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1《席法友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7～1588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1《江悦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1589～1592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71《淳于诞传》,中华书局，1974,第1592～1594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71《李苗传》,中华书局，1974,第1594～1597页。
⑧(唐)姚思廉：《梁书》卷20《陈伯之传》,中华书局，1973,第311页。
⑨(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遇，他们中有不少是“衣冠之士”,有着一定的文化修养，可谓“人才济济”,受到优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言而喻，大批南来汉族人士在魏廷居官任职，使拓跋鲜卑族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类似的大规模行动和人员流徙，自然会将大量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充实‘新邦’北魏”。①
尽管汉族官僚主要在城东集聚居住，现依据正史和墓志文本等资料，城南也有少许汉族官僚居住，诸如杜祖悦父子、三公令史高显略等。除上述中高级官员外，北魏洛阳城南还有一定数量的里坊管理人员，前文均已述及，此不赘述。由上可见，城南里坊门吏官员数量不容忽视，他们都是有一定官阶且训练有素的专职人员②。
(三)商人及手工业者
前已述及，西夷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除了西域附洛商业人士，北夷、东夷朝贡使节也极有可能进行商业贸易事宜。基于四夷人员多以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③的史实，北夷朝贡使节纥悉勿六拔、洪宣、俟斤尉比建、巩顾礼、侯匿伐、郁久闾弥娥、巩凤景、乌句兰树什伐、谷楷等以及东夷纳贡使者芮悉弗、候力归、祖真等三十人，来洛期间从事商业贸易的可能性较大。可以想见，朝廷为了适应当时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在洛水南岸四夷人员集聚地设置了“四通市”,以方便居民的经济贸易往来。诚如《魏书•食货志》所载：“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④
值得一提的是，南来投化者亦多从事渔业贸易活动。《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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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218页。
②参见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4～4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第2858页。
记述的十分清楚：“(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①从中可以看出，基于南人有喜爱食鱼的习俗，这些南来降附人员凭借周围优越的水环境，或捕捞或养殖淡水鱼，从事渔业贸易，由此亦不难想象南人自发形成“鱼鳖市”的繁华场面。
除了贸易经商，四夷人员附洛后亦有从事手工业者。1963年秋，考古人员对龙虎滩村西北一号房址(即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南部)进行发掘，出土刻有文字的瓦片数枚，文字内容显示工匠的工种姓名及制瓦日期。据考古分析，一号房址出土瓦文中，在姓名前后刻昆人或昆者近三十人，这些瓦工系西域高昌人在洛阳从事手工劳动的印证。②
(四)军人
羽林和虎贲是我国古代守卫王宫、护卫君主的中央禁卫军。据张金龙先生考证，北魏前期主要从拓跋部及其元从部落中选拔羽林、虎贲。随着北魏征服漠南高车后，又从高车部族中选拔羽林、虎贲来不断充实北魏禁卫部队。简言之，羽林、虎贲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重要成分。③太和十九年(495)八月，“乙巳，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是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太和二十年(496)十月，“戊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④可见，迁都洛阳后，京城驻扎着规模庞大的羽林、虎贲等皇家军队。前已考证，城南驻扎着一定数量的职业从军人员是可信的。
(五)宗教人员
古代中国，不同宗教机构有着不同的规模，既有可容纳成百上千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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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217页。
③张金龙：《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6～127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8、180页。
人的大寺院，也有仅居三五名僧人的小兰若，故而对寺院僧侣道士数量不能估计过高。关乎此，谢和耐先生曾精辟指出：“中国僧侣界的实际人数(包括全部真正的出家人为职业而生活的人),从来也只占中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其人数始终低于1%。”①前已述及，北魏洛阳城南寺院遍布，见于史书记载就有16座，其中又不乏高规格寺院，故而城南以宗教为职业的人员应有一定规模。
(六)一般居民及太学生
我们知道，城南洛水南北两岸分布15个里坊居民区，这里的居民主要以四夷降服人员为主，亦不乏一般居民生活于其中。基于正史史料所录主要反映的是上层统治者的特点，故而普通居民情况不能详知，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得出应有不少寻常百姓居住于此的一般认识。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就收录了不少普通人和平常事，城南儒生荀子文即为一例。《洛阳伽蓝记》载：“(中甘)里内颖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聪辨，神情早异，虽黄琬、文举无以加之。正光初，广宗潘崇和讲《服氏春秋》于城东昭义里，子文摄齐北面。”②这则材料讲述了儒生荀子文在城东受教的场景，他虽然年仅十三岁，但由于聪敏机辩而被京城时人所津津乐道，因此也引起了杨衒之的关注，并述诸笔端。又如，洛水南岸四夷馆里居民区，生活着为数众多以捕鱼为生的南来降附一般阶层人员。
不容忽视的是，《洛阳伽蓝记》和《魏书》均记载城南有太学的史实，故而一定数量的以儒生为职业的人员，也当为该区域居民的一部分。
(七)奴仆、艺人
前已述及，城南里坊不乏官宦居住，其中洛水北岸有宗室元恭、元雍、元怀及元质，有汉族官僚杜祖悦父子及高显略，有南朝降附人员琅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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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页。
王氏家族，还有代迁户鄯乾等；洛水南岸则多有降附人员位居高官的实例，尤其是南朝归附人士“皆居不次之位”,因此这些四夷附洛人员不仅多为高官显宦，而且人数亦颇具规模。进而可以想见，这些官宦人家的奴仆数量，也应是较为可观的。一般来说，奴仆们多随主人居住在宅邸内，被广泛安排从事各种家内劳动和耕织生产活动，社会地位低下，故而史籍多不见书写。具有鲜明思想性和强烈人文关怀的《洛阳伽蓝记》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及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①
在文人笔下，皇室元雍豪宅的众多奴仆群像仿佛打开了一扇窗口，略可窥知昔日宗室贵族人家的奴仆众生相。这些记载尽管有些许浮夸之词，但大体上可反映元雍府邸奴仆的基本情况。诸如有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僮仆六千、妓女五百等的记述，可以想见当时官宦人家奴仆的概貌，无疑构成了北魏上层社会日常奢靡的生活由众多奴婢的渲染与推助的典型特征，亦是北魏皇族及世家大族势力膨胀、走向奢靡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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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4页。
除了日常起居的奴仆群像外，元雍府邸不乏才艺出众者，如善弹签篌的徐月华，能为《绿水歌》的修容、善为《火凤舞》的艳姿等。此外，南方降附人士的后裔柳谐，生卒于洛阳，“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①。萧赞的僚属徐之才，为医术世家，曾一度附洛，《北齐书》有传：“丹阳人也。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太守，以医术为江左所称……孝昌二年(526)入洛，敕居南馆，礼遇甚优。”②不难看出，北魏洛阳城南不乏个性鲜明的艺人形象，他们之所以被杨衒之记录，应与其技艺高超而名冠京城不无关系。
(八)隐士
《魏书•逸士传》记载隐士冯亮降魏后隐居京城附近的嵩山，曾一度拒绝宣武帝元恪的高官厚禄，故而《魏书》本传将冯亮列入“隐逸”者一类，是为当时典型的逸士③。
综上，北魏城南居民的来源与构成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征，这与迁都之初朝臣韩显宗所认为的“四民异居”规划思想迥然有异。尽管孝文帝时期奉行城市各类人等居住区域应有严格规定、决不可混杂的建城理念④,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五方杂沓……诸坊混杂，厘比不精”⑤,城市居民混居现象在城南表现尤为明显。不管怎样，这些居民一起构成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基本情状，他们在这个区域共同居住，亦显现了国都的特殊性。
小 结
北魏洛阳城是在魏晋废墟上营建的，故而迁都伊始，向京畿大规模移民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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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谐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7页。
②(唐)李百药：《北齐书》卷33《徐之才传》,中华书局，1972,第444页。③(北齐)魏收：《魏书》卷90《冯亮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1页。
④参见(北齐)魏收《魏书》卷60《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中华书局，1974,第1338～1339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68《甄琛传》,中华书局，1974,第1514页。
除代北南迁而来的六宫和百官外，还有大量随迁的军队、佛教僧侣，还有洛阳城的原住居民，相当数量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人口，又有四夷降附人员。也就是说，通过朝廷大规模移民与少量原住居民的共同经营，在汉晋洛阳城的废墟上，近六十万居民凝聚起来，北魏洛阳城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都市和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综而观之，北魏洛阳城居民皆为里坊编户，尽管各城区里坊居民混杂，但大致亦有一定区划：内城居民主要以皇室及其“六宫”人员为主；城东主要为汉族官僚和一般士庶居住区；城南主要聚居着四夷降附人员；城西主要为皇宗贵族、鲜卑大官僚等内迁者居住区；城北则以羽林、虎贲为主，人数相对稀少。
北魏洛阳城南以洛水为自然分界线，包括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部分。孝文帝时期，这里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洛水北岸，宣武帝即位后，随着城南大开发，洛水南岸的四夷附化之民遂成为本区域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南居民不仅有南朝归顺人士、西域来洛人员、北夷归诚者和东夷来附者等四夷降附人员，也包括皇室宗亲元恭、元雍、元怀及元质等，也有汉人官僚诸如杜祖悦父子、高显略等，还有宗教人士如道登、冯亮等，还有一定数量的羽林、虎贲，又有为数不少的普通老百姓、太学生及里坊管理人员，当然还有数量可观的官宦人家的奴仆等。由此可见，城南居民的来源呈现出复杂化特征，他们在这个区域共同居住，既显现了国都的特殊性，亦反映了时代特征及居民结构层次的重新组合。随着北魏洛阳城居民规模的不断壮大，这里的居民构成亦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性的特点，而这种复杂化和多样化在城南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城南居民的构成可从民族、宗教、职业和社会身份等多角度来进行分析。
其一，居民的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汉族占有较大比重，也有其他少数民族诸如匈奴、鲜卑、赤狄、羌、大月氏等后裔，这些民族交错杂居生息，是为北魏洛阳城南“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独特景观，亦显现着多彩多姿的时代特色。
其二，居民的宗教构成亦呈现复杂化趋势。洛水北岸佛教寺院遍布，再加上道教寺院崇虚寺以及礼制建筑群所体现的儒家信仰，不难发现这一区域宗教信仰构成为儒、释、道三教并存格局；洛水南岸四夷附化之民除了信奉儒教和佛教，还包括原始巫教信仰崇拜，甚至还有祅教、景教、摩尼教等。由此观之，城南居民的民族宗教信仰异彩纷呈，体现出北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统治者倡导以儒术为治国主旨，利用佛教为统治工具，又崇信道教，同时又对四夷归附人员各自的宗教信仰给予包容的自由开放政策，使理念各异的宗教在兼容并蓄的社会环境中相互影响，和谐共存，共筑美好精神家园。
其三，居民的职业与身份构成也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城南聚集了从事各种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居民群体，诸如皇室宗族元雍、元怀、元恭、元质及诸多公主；以南朝降附人员为主的庞大官僚群体；有为数众多的西夷胡商，又有南人以渔业为资生之计，甚至还有西域高昌人从事手工职业；又有一定数量护卫京师安全的军人；还有数量众多的僧侣及道士等宗教人士；根据一般居住规律，外郭城主要是安置普通老百姓，故而北魏洛阳城南亦应有一般居民生活其中；基于这里营筑有太学，一定数量的太学生也应为本区域居民职业构成的组成部分；这里亦不乏才艺出众者，如善弹箜篌的徐月华，善歌舞的修容与艳姿，南方降附人士后裔柳谐擅鼓琴，与萧赞一同附洛的徐之才为医术世家，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北魏洛阳城的居民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洛阳城南不乏高官居住，这些官宦人家多有一定数量的奴仆；此外，还有隐逸者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