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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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泽洪：《吐谷浑多元宗教的文化透视》,《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71页。
②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5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2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6、2268、2279、2280、2271、2280、2281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95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19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5页。
⑨林茂雨、李龙彬：《高句丽民族的婚丧习俗及宗教信仰》,《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第55页、
⑩刘殿福：《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第25～26页。
⑪(唐)李延寿：《北史》卷98《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3251页。
⑫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9页。
象：永平四年(511),柔然可汗丑奴，“遣沙门洪宣来奉献珠像”①,由此可知佛教在柔然地域内十分盛行，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以上是依据相关史籍，对与北魏洛阳有遣使、交聘、纳贡及降附的四夷各国的佛教信仰情况所进行的初步统计。可以发现，信奉佛教的四夷国家和民族有南朝、高句丽、柔然、吐谷浑、高昌、于阗、朱居、渴槃陀、乌苌、乾陀、南天竺、康国等，这些国家的佛教徒来到京城洛阳很有可能依然崇信佛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崇奉佛教的国家中，大多遣使纳贡也较为频繁，诸如吐谷浑28次、高丽25次、柔然17次、高昌14次、于阗5次、南天竺5次，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着附洛四夷人员信仰佛教人员之众。
(三)道教
北魏洛阳除外来宗教佛教兴盛，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洛阳伽蓝记》《魏书》及《赵暄墓志》②等史料都表明，北魏洛阳时代统治者崇信道教。诸如《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城南道教寺院崇虚寺：“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③又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④《魏书•释老志》亦载，太和十五年秋，诏曰：“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⑤此外，“新出土的赵暄墓志，以石刻文献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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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7页。
②赵振华：《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0～3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第168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55页。
所未有的都洛后期朝廷尊崇道教、倚重道士的可贵信息”。①
透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崇虚寺作为道坛的历史由来久远，并且是作为“常制”被安置在都城的南郊。因此，孝文帝虽于太和十五年(491)在北魏旧都平城已建有道教寺院崇虚寺，迁都洛阳后仍重建此寺。尽管北魏洛阳时代佛教占据上风，但是道教作为当时社会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用来牵制佛教势力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四)原始巫教
城南居民除信仰儒教、佛教和道教外，还崇奉原始巫教。诸如北夷柔然“俗事天神”②,而高车“(不)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③；东夷高句丽人“常于十月祭天”④,关于契丹的宗教信仰，《魏书》不见记载，邢康先生认为：“契丹巫教直至契丹建国相当长时间内，在辽朝的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的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北魏时期的契丹国当信奉原始巫教无疑；库莫奚，“东部宇文之别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⑥,由此可推测，库莫奚国信奉原始巫教的可能性较大；西夷高昌“俗事天神”⑦,宕昌“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⑧,邓至“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⑨,波斯“俗事火神、天神”⑩,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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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振华：《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3页，
②(唐)李延寿：《北史》卷98《西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第3251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08页。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5页。
⑤邢康：《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年第5期，第5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0《库莫奚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2～2223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3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宕昌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2页。
⑨(北齐)魏收：《魏书》卷101《邓至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5页。
⑩(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71页。
弥“专事诸神”①。
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北魏洛阳时期，信奉本土原始宗教的四夷人员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他们附洛后极有可能仍旧信奉之。
(五)尚不知名的宗教
考古人员曾在汉魏洛阳故城，出土属于北魏时期的两件铜制双翼童子造像②。基于新疆和洛阳两地均发现有双翼天使艺术形象，段鹏琦先生认为，这一造像题材包含双翼天使的一种西方宗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轨迹。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文化面貌分析，这种宗教，肯定不是佛教，但不能说一定就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它究竟是哪种宗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③段氏的看法无疑丰富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宗教信仰。
概而言之，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宗教信仰颇为庞杂，其中洛水北岸佛教寺院遍布，加上道教寺院崇虚寺以及礼制建筑群所体现的儒教信仰，不难发现这一区域宗教信仰构成为儒、释、道三教并存格局；洛水南岸四夷附化之民，除了信奉儒教和佛教，还包括原始巫教信仰崇拜，甚至还有祅教、景教、摩尼教等④。三夷教的存在，无疑体现了朝廷的宽容，但事实上，这是为了安定西域移民的人心，鼓励他们为魏廷效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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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0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图版一六四，第272～273页。
③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53页。
④参见孔毅《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祅教通过丝路传入中原，北魏称祅教信仰的神为‘火神天神’,北魏统治集团中部分人笃信并扶持祅教。”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92页。参见周伟洲《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自公元前1世纪后，佛教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沿着丝绸之路，在西北各民族中广为传播……此外，从波斯和中亚还传入了有特色的其他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第8页，从中可以推测西域附洛人员中应有信仰祅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人士。邢建洛：《丝绸之路的见证——洛阳发现的北魏时期祅教文物》,《洛阳考古》2017年第4期。参见张乃翥《北魏晚期洛阳地区的胡人部落》：“从十六国至北魏建都洛阳时代，久行西域地区的祅教，即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于内地，从而为当时的洛都精神生活注入一种全新的宗教理念。”《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7页。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居民的宗教信仰构成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信仰的交织。也就是说，同一民族或国家，甚或是作为个体的居民，具有同时信仰几种宗教的普遍性。由此观之，城南居民的民族宗教信仰异彩纷呈，也反映出北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统治者倡导以儒术治国，以佛教为统治工具，又崇信道教，同时还对四夷归附人员各自的宗教信仰给予包容的自由开放政策，使得理念各异的宗教信仰，在兼容并蓄的社会环境中相互影响，和谐共存。但值得注意的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的强劲影响、感召力及渗透力仍占主导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文陈庆之所言构成了江南“洛阳形象”的源泉，成为南人想象洛阳的经典题材，即陈庆之眼中的“洛阳形象”：“车舆衣冠，文质彬彬”的儒化城市风貌，
三 职业和社会身份构成
北魏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吸引了众多域外人士出于遣使结好、商业贸易，求学问知，传播宗教等原因远涉而来，因此北魏洛阳城内活跃着不少异乡来客，这些人员基本上被安置在城南居住，其中不少人员甚至定居于此，逐渐融入当地社会。随着人口的激增，城南的居民结构也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聚集了从事各种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居民群体，他们有的是皇室人员，有的身居高官，有的为商贾及手工业者，有的是军人，有的则是宗教人士，还有的是一般平民及太学生，甚至还有艺人、奴仆等。
(一)皇室人员
前已述及，北魏洛阳城西主要为皇宗贵族、鲜卑系大官僚等内迁者居住区。换言之，拓跋魏皇室宗亲主要聚居在城西，故而城南皇室宗亲，仅有节闵帝元恭、高阳王元雍、广平王元怀、魏世祖景穆帝曾孙元质以及陈留公主、南阳公主、寿阳公主等少数居住者见于史书及墓志文本记载。
(二)官员
一般而言，都城作为统治重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占有很大比重。北魏洛阳城南就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官员，且主要以南朝降附人员为主。我们知道，北魏都洛后，南北朝对峙，双方交聘基本断绝。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南来降附人士基本上是诸如皇室、显宦及武将等降附者，为了招徕安抚这些降附者，北魏朝廷采取优遇宾客的招怀政策，本着笼络人心的目的，给他们封官加爵，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洛阳伽蓝记》如是记载：“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寨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①朝廷给予南来归降者以优厚的待遇和相应的职位，也由此吸引了大批南来附魏人员。
南朝皇室降魏者。这类人员诸如萧宝夤，北奔后魏廷授使持节、都督东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等显职，食邑八百户，并尚南阳长公主②；萧赞，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并尚寿阳长公主等③。很显然，他们降魏后，朝廷均给予极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经济地位。由是观之，南来皇室凭借其皇族贵胄身份，易于受到魏廷较高等级的礼遇。
南朝高官附魏者。北魏迁洛后，最早北降的南人是琅琊王氏家族，他们均受到朝廷优待。据《魏书•王肃传》载，王肃北奔受到孝文帝礼遇，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尚书令、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等职；其子绍，历官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王肃弟秉，拜中书郎，迁司徒谘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王诵，自员外郎、司徒主簿、转司徒属、司空谘议、通直常侍、汝南王友、光禄大夫、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等；王衍，历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书侍郎、左将军、冀州刺史等。可见，江左琅琊王氏在南朝虽然政治地位逐渐下降，但其社会地位仍有一定影响力，故而王氏家族北奔后在北魏朝廷颇受礼遇，又如世宗纳肃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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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第1314～1315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59《萧宝夤传附赞传》,中华书局，1974,第1325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07～1413页。
南朝边镇武将及其僚属归魏者。据《魏书•裴叔业传》所载，魏廷对裴叔业家族及其僚属均授以高官。诸如裴谭历任太子洗马、员外常侍、辅国将军、中散大夫等；裴测、裴芬之、裴瑜、裴衍和裴彦先，历通直散骑常侍；裴约，起家员外郎，转给事中；裴植，诏为征虏将军、兖州刺史、大鸿胪卿、度支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等；裴炯，除镇远将军、散骑侍郎、扬州大中正等；裴堪，历尚书郎等。此外，其僚属也“皆居不次之位”,诸如尹挺，除辅国将军、南司州刺史、冠军将军、东郡太守；尹循，历太原太守；尹象，历饶安令、辽西太守；柳玄达，除辅国将军、司徒肆意参军；柳玄瑜，除正员郎、转镇南大将军、开府、从事中郎；柳谐，除著作佐郎；杨令宝，除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韦伯昕，拜南阳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等。①
除了河东大族裴氏及其僚属，还有诸如夏侯道迁，出为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华州刺史等；夏侯央，历位前军将军、镇远将军、南兖州大中正；②李元护，为辅国将军、齐州刺史；李会，除宣威将军、给事中；③席法友，为冠军将军、华州刺史；④王世弼，除冠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王由，历给事中，尚书郎、东莱太守；江文遥，除步兵校尉等⑤；淳于诞，除骁骑将军、假冠军将军⑥；李苗，除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尚书右丞等；⑦陈伯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④又有萧宝夤的随从张景仁拜羽林监，虽“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