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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93页。
③ 北魏洛阳城南寺院除了洛水南岸的“菩提寺”由西域人自立外，笔者认为其他寺院里的僧侣应该都是以汉族为主，因为《洛阳伽蓝记•永明寺》载：“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异国沙门，咸来辐较，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也就是说，既然朝廷为外国僧侣设置有专门寺院，那么,永明寺以外的寺院应多是汉人寺院。
(二)多民族共存共融
从正史资料中不难看出，北魏时期来洛朝贡的四夷人员民族构成繁杂，诸如高句丽，“出于夫余”；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邓至者，“白水羌也”；悦般，“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波斯国，“古条支国也”；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康国者，“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蠕蠕，“东胡之苗裔也”；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等。①
综而观之，东夷诸族群，是地处我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其中高句丽属夫余后裔，库莫奚和契丹属鲜卑宇文部后裔；北夷诸族群，属于我国北方蒙古草原民族，其中柔然属鲜卑族后裔②,高车属赤狄后裔；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故而西夷诸族群相对多元化，民族成分复杂，其中吐谷浑属辽东鲜卑后裔，宕昌、邓至均为羌人后裔，悦般是匈奴后裔，嚈哒、康国均为大月氏后裔等，加上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等民族不断西迁融合，致使本区域居民的民族成分，更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因此关乎西域的民族构成问题，学界也多有论述③,诉讼纷纭，莫衷一是。不难想见，诸多民族在北魏洛阳城南交融杂居，尽管语言、饮食、服饰、宗教等各异，但他们在城市中定居，并从事不同职业，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共同创造多姿多彩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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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卷103《蠕蠕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3、2222、2223、2233、2241、2243、2245、2268、2270、2278、2281、2289、2270页。
②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77页。
③刘维钧：《西域的民族与宗教概说》,《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第325～328页；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第161～166页；郭琼：《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民族》,《新疆地方志》2002年第2期，第54～55页；赵杰：《论西域民族的发展过程与结合特性》,《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5～10页；贺萍：《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述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2～25页。
概括言之，城南居民的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汉族占有较大比重，也有其他少数民族，诸如匈奴、鲜卑、赤狄、羌、大月氏等后裔。这些民族交错杂居生息，是为北魏洛阳城南“四方风俗，万国千城”的独特景观，亦显现着丰富绚丽的时代特色。
二 宗教构成
基于城南居民的民族构成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一认知，这里的宗教构成亦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性。众所周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每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又常常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变易，当然也和民族自身的心理素质以及其发展演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①也就是说，民族宗教信仰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相关史实，对北魏洛阳时代周边异族异国的宗教信仰进行梳理。
(一)儒教
众所皆知，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出于统治需要，他们往往抛弃部落遗俗，效仿汉族以儒术治国，继而实现“以夏变夷”的愿想，故而北魏迁都洛阳后，统治者往往加大汉化政策力度，推行文教，尊孔重儒，并沿承前朝礼制建筑，把遵循汉地制度作为他们的主要治国方略，尤其在城市规划建设上表现显明。众所周知，城南礼制文化区是中原文化传承的现实存在和具体象征，故而迁都伊始，孝文帝遂在太学遗迹附近，设立了劝学里和延贤里，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朝廷曾多次议论修建明堂、辟雍及太学等礼制建筑事宜，并一度修复太学门前的石经残石、复建明堂及太学等建筑物。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京师洛阳人才荟萃，儒士如林，学术空气很浓厚，又重新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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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维钧：《西域的民族与宗教概说》,《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第325页。
②吴少珉：《北魏京师洛阳与河洛文化》,《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9页。
根据文献资料可见，城南社会各阶层笃信儒教广泛，诸如有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礼爱儒生的皇室元怀①,有深厚经学修养的前废帝元恭②,有掌管文书案牍工作的汉族官僚高显略③,又有南来降附人员诸如王肃“涉猎经史”、王秉“涉猎书史”④、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柳玄达“颇涉经史”、柳远“时有文咏”、柳谐“颇有文学”、梁祐“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崔高客“博学，善文札”、柳僧习“善隶书”、夏侯道迁“历览书史，闲习尺牍，札翰往还，甚有意理”、李元护“颇览文史，习于简牍”、王世弼“善草书隶，好爱坟典”、王由“好学，又文才，尤擅草隶”、王安世“历涉书传，敏于人间”、辛谌“有文学”、李苗“好文咏，尺牍之敏，当世罕及”等等⑤,还有一定数量以四书五经为课业的太学生，甚至还包括儒生荀子文、隐士冯亮⑥等。不难推想，这些文人高士，无疑是北魏洛阳儒学文化勃兴的推手，尤其是南来降附者大规模的人员流徙，自然会将南朝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充实北魏，为魏廷的汉文化素养注入强劲的活力。正是在此意义上，尽管汉族士大夫在庙堂政治中从来不是主流，却依然是儒学文化精英的主流。
由之，随着中原传统文化的迅速复苏和发展，拓跋魏迁都洛阳后儒学的繁盛景象，令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南朝人士陶醉不已，将领陈庆之从洛阳回来，别人问他为何“钦重北人，特异于常”,他答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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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22《广平王元怀传》：“有魏诸王。召入华林别馆，禁其出入，令四门博士董微，授以经传。”中华书局，1974,第592页。同书卷84《儒林》：“(经学家徐遵明)海内莫不宗仰……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中华书局，1974,第1855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43《房法寿传》：“(房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符玺郎王神贵答之，名曰《辩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观。前废帝时奏上之。帝亲自执卷，与神贵往复，嘉其用心，特除神贵子鸿彦为奉朝请。”中华书局.1974,第978、982页，由此不难看出元恭儒学功底深厚。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2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90《冯亮传》,中华书局，1974,第1931页。
四方之则。”①总之，北魏都洛后二三十年间，汉化改革有着长足发展，儒学风尚兴盛，诚如《魏书》载：“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②《北齐书》亦言：“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③
(二)佛教
我们知道，北魏皇室和汉族士大夫多虔信佛教，这使得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鹜，寺院和僧尼数量激增，据《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洛阳城南佛教寺院多达15座，仅次于城东④,且不乏皇家规格的大寺院。不难想象，这些寺院内不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僧侣，还有日常前来进奉香火的社会各阶层信徒。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寺院的香客主要包括拓跋皇室、汉族官僚及诸多四夷降附人员，足显城南浓郁的佛教氛围。
拓跋皇室。宗室元怀在城南具体崇佛事迹史书不文，但鉴于他把城东和城西的两处私宅均舍为寺院⑤的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其舍宅为寺以建功德的尚佛信仰；节闵帝元恭在称帝前，一直寓居在城南龙华寺近十年之久⑥,再加上其家庭宗教文化背景⑦,可以肯定他也是笃信佛教的。
汉族官僚。《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城南居民三公令史高显略舍宅为寺的事情⑧,不难推知他应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四夷人员。《洛阳伽蓝记》《魏书》《北史》等史籍及墓志文本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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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9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85《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4,第1869页。
③(唐)李百药：《北齐书》卷36《邢邵传》,中华书局，1972,第475页。
④根据(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统计，中华书局，2010；北魏洛阳城佛寺分布情况如下：城东汉族官僚集聚区29座，城南15座，城西拓跋宗室集中区14座，城北2座。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79、157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1页；(北齐)魏收：《魏书》卷11《前废帝广陵王纪》,中华书局，1974,第273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02页。
有城南四夷居民信仰佛教的记载。
其一，南来降附人员笃信佛教者众。《洛阳伽蓝记》言及王肃为前妻谢氏在延贤里立有正觉寺的史实①,关乎此，王永平先生明确指出：“王肃为琅琊王氏之人物，其信奉甚笃……颇有佛学修养，其入魏后依然信佛。”②《僧芝墓志》载：“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③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王肃及其前妻谢氏都是佛教徒无疑。《魏书》记载裴植“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理义”。④裴粲“性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⑤裴植母亲“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植弟瑜、粲、衍并亦奴仆之服，泣涕而从，有感道俗”。⑥由此可见，裴氏家族亦笃信佛教毫无疑问。《洛阳伽蓝记》又载：“正光四年(523)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后正德舍宅为归正寺。”⑦鉴于萧正德舍宅为寺之举，他应是虔诚佛教徒毋庸置疑。此外，前文提及的南朝佛教徒陈天宝降魏为官的实例，亦可证明陈天宝信仰佛教。
其二，西夷诸族多有信奉佛教者。西域诸国由于地处佛教东传要道周围，多有崇佛倾向。关于吐谷浑信奉佛教情况，《魏书》仅有“(王)坐师子床”⑧寥寥数言，鉴于金狮子床经常出现在佛事装饰中，可以初步推测吐谷浑人信奉佛教。张洪泽先生认为：“南朝宋齐梁时期，各代吐谷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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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页。
②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第214页。
③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0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植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0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粲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3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植传》,中华书局，1974,第1571页。
⑦(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5～116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页。
王都有崇奉佛教的举措。”①姚崇新先生进一步指出：“吐谷浑佛教……尤其是梁武帝时期(502～549)达到极盛。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吐谷浑造寺、求经、求像以及礼敬高僧的记载多在这一时期。”②此外，史书明确记载西域诸部族信佛的有：“(于阗)俗众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③；“(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④；“(龟兹)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疏勒)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其王戴金师子冠”；“(朱居国)咸事佛”；“(渴槃陀国)亦事佛道”；“(乌苌)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康国)奉佛为胡书”⑤；“(乾陀罗国)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奉佛教，好读经典”⑥；景明四年(503)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⑦
其三，尽管史书有东夷高句丽“常以十月祭天”⑧的简单记载，但有学者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句丽人“除了信仰朴素的原始宗教外，也信仰佛教”。⑨据刘殿福先生考证：“故国原王九年(392)始，崇信佛法之风遍及高句丽……相当于5世纪末，高句丽崇信佛法之风已是鼎盛。”⑩
其四，北夷柔然“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⑪周伟洲先生对此有深入分析：“在宗教信仰方面，柔然除了保存自匈奴以来蒙古草原传统的巫术之外，还普遍信仰佛教。”⑫《魏书•蠕蠕传》也记载了柔然奉佛的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