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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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05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2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8～2300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6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301～2302页。
⑥(唐)李延寿：《北史》卷54《斛律金传》,中华书局，1974,第1965页。
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297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34页。
孝昌元年(525)十月，“阿那瑰复遣郁久闾弥娥等朝贡”,孝昌三年(527)四月，“阿那瑰遣使人巩凤景等朝贡”,“太昌元年(532)六月，阿那瑰遣乌句兰树什伐等朝贡”①。《魏书•高车传》又载：“弥俄突既立，复遣朝贡……(肃宗)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彩六十匹。”“肃宗初……伊匐既复国，遣使奉表，于是诏遣使者谷楷等拜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贡。”②由此可知，纥悉勿六拔、洪宣、俟斤尉比建、巩顾礼、侯匿伐、郁久闾弥娥、巩凤景、乌句兰树什伐、谷楷等，这批朝贡人员来洛期间当居于燕然馆，是为城南居民无疑。
显而易见，这些北夷归诚者，常常动辄数十人乃至数百人之多，规模庞大，且多由国王亲自率领，他们附洛后，往往优游岁月，受到热情招待。尽管蠕蠕和高车与北魏朝廷往来频繁，但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尚难窥其附洛人员全貌，以上仅是文献所见具体北夷降附人员及朝贡使节情况。
四 东夷来附者
与北魏洛阳王朝有纳贡联系的东夷国家有高句丽③、勿吉、地豆于、库莫奚和契丹5国④。它们在北魏洛阳时代朝贡数量依次为：高丽25次、勿吉17次、契丹15次、库莫奚13次及地豆于1次⑤。这些东夷人与北魏朝廷关系密切，岁常贡献，往来频繁，例如，“正始(504～508)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⑥；“景明四年(503),复遣使候力归等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⑦；“熙平(516～518)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上服，人给青毡两匹”⑧。以上
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第2303页。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3《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第2311页。
③关于“高句丽”和“高丽”的书写名称，《魏书•高句丽传》称“高句丽”,而《魏书》
帝王本纪均称“高丽”。本书在引用时为了遵循资料的原始性，故视“高句丽”和“高丽”等同。此外，当前学界认为“高句丽”是古代民族的名称，“高丽”是为后世称谓。④(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3～2224页。⑤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
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统计(中华书局，1974)。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74,第2216页。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0《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1页。⑧(北齐)魏收：《魏书》卷100《契丹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4页。

第二章 109
是关于芮悉弗、俟力归、祖真等三十人等具体的东夷使节情况的记载，毋庸置疑，他们应是居住在扶桑馆和慕化里的。
虽然说东夷诸国与北魏王朝有着频繁交流的记载，其派往中原的使者数量亦是相当可观的，但这些使者的姓名及活动情况却缺乏详细记载，除个别使者的使命偶有提及，大部分使者的活动情况已无法知晓，因而关乎其具体朝聘人员情况的复原研究工作，仍旧贫乏，希冀开拓新史料和新方法以不断丰富之。
表2-1 北魏洛阳时代四夷诸国朝贡一览
时 间 国 家
太和十九年(495) 邓至、高丽(2次)、吐谷浑
太和二十一年(497) 卫大、高昌
太和二十二年(498) 高丽
太和二十三年(499) 高丽(2次)、邓至
景明元年(500) 吐谷浑、高丽
景明二年(501) 高丽(2次)、吐谷浑
景明三年(502) 于阗、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者奚那太、罗般、乌稽、悉万斤、朱居般、诃盘陀、拔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
景明四年(503) 南天竺、勿吉
正始元年(504) 高丽
正始二年(505) 邓至
正始三年(506) 高丽、蠕蠕
正始四年(507)
吐谷浑(3次)、宕昌(2次)、勿吉、叠伏罗、鸠磨罗、阿拔墨拔切磨勒、悉万斤(2次)、社兰达那罗、舍弥、比罗直、契丹、库莫奚、疏勒(3次)、车勒那驹、南天竺、婆罗、高丽、半社、可流伽、比沙、于阗、嚈哒、波斯、渴槃陀、渴文提不那杖妞杖提、阿与陀、呵罗槃、陀拔吐罗、特那杖提沙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蠕蠕、高车、钵仑、波利伏佛胄善、乾达
永平元年(508) 勿吉、南天竺、斯罗、阿陀、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阿伏至罗国、高丽(2次)、高车(2次)、契丹、汗畔、罽宾、吐谷浑、库莫奚、蠕蠕
永平二年(509) 胡密、步就磨、忸密、般是、悉万斤、辛豆那、越拔妞、嚈哒、薄知、高昌(3次)、磨石罗、阿曜社苏突阁、地伏罗、高丽、契丹、邓至、勿吉、库莫奚、叠伏罗、弗菩提、朝陀咤、波罗
永平三年(510) 高昌、邓至、高丽(3次)、吐谷浑(3次)、宕昌、契丹、勿吉、乌苌、伽秀沙尼、高车、龟兹、难地、那竭、库莫奚、比沙杖
续表
时 间 国 家
永平四年(511)
阿悦陀、不数罗、婆比幡弥(2次)、乌苌(2次)、比地(2次)、乾达(3次)、阿婆罗(2次)、达舍(2次)、越伽使密(2次)、不流沙(2次)、吐谷浑、契丹、勿吉、嚈哒、朱罗槃波罗、莫伽陀、移婆仆罗、俱萨罗、舍弥、罗乐陀、宕昌、难地、伏罗、大罗汗、婆来伽
延昌元年(512) 疏勒(2次)、渴槃陀、高丽、勿吉、吐谷浑(2次)、契丹、嚈哒、于阗、高昌、库莫奚、破洛侯
延昌二年(513) 高丽(3次)、高昌、嚈哒、于阗、槃陀、契丹、库莫奚、勿吉、吐谷浑、邓至
延昌三年(514) 勿吉(2次)、吐谷浑、契丹、库莫奚、南天竺、佐越费实、高丽
延昌四年(515) 勿吉(2次)、达般、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费实、宕昌(2次)、蜗蠕、吐谷浑(2次)、高昌、库莫奚、契丹、邓至、高丽、高车
熙平元年(516) 吐谷浑(2次)、宕昌(2次)、邓至、高昌(2次)、阴平
熙平二年(517) 勿吉(2次)、地伏罗(2次)、罽宾(2次)、契丹(2次)、邓至(2次)、宕昌、吐谷浑(3次)、高丽、波斯、疏勒、嚈哒、蠕蠕
神龟元年(518) 嚈哒、高丽(2次)、勿吉(2次)、吐谷浑(3次)、宕昌、疏勒(2次)、久未陀、未久半、蠕蠕、舍摩、高车、高昌、波斯、乌孙、龟兹
神龟二年(519) 吐谷浑、宕昌、嚈哒、蠕蠕
正光元年(520) 蠕蠕
正光二年(521) 乌苌、居密、波斯、高昌(2次)、勿吉、伏罗
正光三年(522) 波斯、不汉、龟兹、吐谷浑
正光四年(523) 蠕蠕(2次)、宕昌、库莫奚
正光五年(524) 嚈哒(2次)、契丹、地豆于、库莫奚
孝昌元年(525) 蠕蠕
孝昌二年(526) 叠陀罗、库莫奚
孝昌三年(527) 蠕蠕(3次)
武泰三年(530) 嚈哒
太昌元年(532) 蠕蠕(4次)、嚈哒(2次)、高丽(2次)、契丹(2次)、库莫奚(2次)、高昌
太昌三年(534) 契丹、高丽、吐谷浑
资料来源：《魏书》帝王本纪及卷32《高湖传》。
第三节 城南居民的构成
自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往都城洛阳大规模移民开始，特别是宣武帝元恪即位初期，“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①,北魏洛阳城居民规模不断壮大，居民来源日趋多元化，进而居民构成亦呈现复杂多元的局面，而这种复杂化和多样化在城南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城南居民的构成可从民族、宗教、职业和社会身份等多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 民族构成
北魏洛阳城南居民来源复杂，“四方风俗，万国千城”,凸显着多民族聚居共生的特征。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城南居民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拓跋鲜卑族和汉民族，其余均来自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国家。
(一)汉族比重较大
从表面上看，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民族构成异常复杂，城南确实弥漫着异族异国气息，毕竟四夷馆里曾聚居着来自周边115②个国家(包括南朝)和民族的朝贡降附人员。然而仔细分析，其实不然。
南朝“吴人投国者”的人员数量约占四夷归附者的三分之一。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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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第1438页。
②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卷32《高湖附徽传》、卷71《裴叔业等传》(中华书局，197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6页)的统计，北魏都洛期间共有114个国家遣使朝贡，它们是：邓至、高丽、吐谷浑、卫大、高昌、宕昌、勿吉、叠伏罗、鸠磨罗、阿拔墨拔切磨勒、悉万斤、社兰达那罗、舍弥、比罗直、契丹、库莫奚、疏勒、车勒那驹、南天竺、婆罗、半社、可流伽、比沙、于阗、嚈哒、波斯、渴槃陀、渴文提不那杖妞杖提、阿与陀、呵罗槃、陀拔吐罗、特那杖提沙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螨螨、钵仑、波利伏佛胄善、罽宾、婆罗捺、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朱居般、诃盘陀、拔斤、厌味、朱渗洛、持沙那斯头、阿陀、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阿伏至罗、汗畔、胡密、步就磨、忸密、般是、辛豆那、越拔妞、薄知、磨石罗、阿曜社苏突阁、地伏罗、弗菩提、朝陀咤、波罗、伽秀沙尼、难地、那竭、比沙杖、阿悦陀、不数罗、婆比幡弥、比地、乾达、阿婆罗、越伽使密、不流沙、朱罗槃波罗、莫伽陀、移婆仆罗、俱萨罗、赊弥、罗乐陀、伏罗、大罗汗、婆来伽、佐越费实、达般、地豆和、尼步伽、拔但、阴平、久未陀、未久半、舍摩、乌孙、居密、伏罗、不汉、龟兹、地豆于、叠陀罗、乌苌、高车、破洛侯、康国。
道，南朝是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政权，故而这些南来降附人员多为汉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明确记载四夷归化人员的人数：“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①进而又特别言明：“(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②透过这些材料提供的数字不难发现，南来投化者占四夷降附人员的比例，约达三分之一。此外，洛水北岸的劝学里和延贤里，还居住着北奔附魏的江东显贵琅琊王氏家族自不待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大批南来汉族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民族结构，更使拓跋鲜卑族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西夷来附者”中亦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早在西汉武帝时期，中原汉人已然在西域形成了大分散和小聚居的格局，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高昌等地聚居着大量的汉族居民，致使这里很多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混杂着汉文化。诸如：“(吐谷浑)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于阗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焉耆国)婚姻略同华夏”；“(龟兹国)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波斯国)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大秦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昌王国，它是公元460～640年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个政权，在北魏洛阳时代曾遣使纳贡多达14次，且在西域诸国朝贡频次上仅次于吐谷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成分的政权”。④值得注意的是，陈国灿先生亦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考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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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1《氐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40、2243、2263、2265、2266、2271、2276页。
④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80页。
“高昌国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尽管她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并具有某些地域性的特征，但她却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都与中原内地息息相通，具有一体性”。①因此不难想见，这些慕义来华的西域人中，亦应包括一定数量的汉族人。
洛水北岸居民以汉族为主体。前已述及，洛水北岸居住着鲜卑皇室、汉族官员、宗教人士、羽林虎贲、一般平民及太学生、官宦人家的奴仆等，这些人员应多是汉人无疑。我们知道，北魏政权是鲜卑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所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禁胡语，改汉姓，穿汉服，尊儒学，与汉族通婚，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等一系列汉化政策，鲜卑皇族集团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促使拓跋氏文化迅速融合在中国文化里。诚如南朝梁将领陈庆之所言，“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②。也就是说，鲜卑族的“草原气息”,随着迁都洛阳已然淡化，洛阳城居民皆“车舆衣冠，文质彬彬”的面相。除了汉化的鲜卑族，洛水北岸居民不乏诸如京兆世族杜祖悦、三公令史高显略等汉人官宦，学习儒家经典的儒生荀子文及太学生之流，还有数量众多的各寺院僧侣道士等，毋庸置疑也应多为汉族人。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家军队羽林、虎贲，完成了由官到兵的转变，且其成分亦由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演变为包括大量汉人在内的各民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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