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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发达，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使节，带着殊方异物纷至沓来，他们以朝贡为主要形式，与北魏频繁交往。关于西夷诸多部族国家，根据史书记载来看，包括《魏书•氐等传》所载的氐、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蛮及獠等7国①和《魏书•西域传》记载的鄯善、且末、于阗、蒲山、悉居半、权于摩、渠莎、车师、且弥、焉耆、龟兹、姑默、温宿、尉头、乌孙、疏勒、悦般、者至拔、迷密、悉万斤、忸密、洛那、粟特、波斯、伏卢尼、色知显、伽色尼、薄知、牟知、阿弗太汗、呼似密、诺色波罗、早伽至、伽不单、者舌、伽倍、折薛莫孙、钳敦、弗敌沙、阎浮谒、大月氏、安息、大秦、阿钩羌、波路、小月氏、罽宾、吐呼罗、副货、南天竺、叠伏罗、拔豆、嚈哒、朱居、渴槃陀、钵和、波知、赊弥、乌苌、乾陀(罗)、康国等61国②。
在这些国家中，北魏都洛时期曾遣使朝贡的有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于阗、悉居半、车师、龟兹、乌孙、悦般、悉万斤、洛那、波斯、忸密、薄知、罽宾、副货、南天竺、叠伏罗、嚈哒、朱居、渴槃陀、赊弥、疏勒、乌苌、乾陀罗、破洛侯、康国28国。很显然，他们来自西域地区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部族等，有着鲜明的多元性。其中朝贡多于5次的国家有：吐谷浑28次、高昌14次、嚈哒13次、宕昌12次、邓至10次、疏勒6次、于阗5次、南天竺5次等。③要之，北魏洛阳时代，西域诸国遣使朝贡“多达250次以上”④。然而，关于上述各族各国朝贡使节的具体情况，史书不文。按照当时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这些朝贡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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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01《氐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7～225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59～2281页；(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赊弥”与“舍弥”,“朱居波”“朱驹波”与“朱居”,“渴槃陀”“槃陀”与“盘陀”,“乌苌”与“乌场”,“乾陀”与“乾陀罗”等名称史料所载名目不一，其实皆为同义，中华书局，2010,第168～211页。
③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
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卷32《高湖传附徽传》、卷101《氐等传》、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和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6页)统计。
④赵振华、孙鸿飞：《汉魏洛阳城：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三秦出版社，2015,第249页。
入洛阳后，应居于洛水南岸崦嵫里，三年以后如有愿意定居者，朝廷赐宅慕义里，《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①由此不难想象，西夷附洛人员规模之大，场景之盛，恰如石云涛先生所言：“宣武帝即位后，中西交通出现了新的高潮，盛况空前，而景明三年(502)有于阗、疏勒、罽宾等23个西域国家遣使北魏，标志着这一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一直持续至北魏末年。”②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诸如元睿③、元邵④、郭定兴⑤、侯掌⑥、染华⑦、王温⑧等墓葬，从中出土各类胡俑和陶骆驼等明器，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出土明器，不仅是当时北魏洛阳与西方交流往来的宝贵实物例证，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就西域胡人来洛生活情状，进行了形象的艺术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所阙。
学界对此亦多有论及。以西域诸国遣使朝贡最为频繁的吐谷浑来说，“和历史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一样，它的目的不外乎二：一是求得政治上的保护，一是通过贸易(包括纳贡)获得经济利益”。⑨段鹏琦先生对此也有一番深人分析，并认为西域人纷至沓来，是当时洛阳城的一个标识：“随着丝绸之路畅通，西域来洛人口日众，并成为当时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东西贸易随之迅速活跃起来，奔忙于内地和西域的各族商人，其人数之多，当远在使节之上。”⑩也就是说，这些来洛的西域使节，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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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115页。
②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50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7年第9期，第818～831页。
④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第218页。
⑤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I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9期，第9～19页。
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第48页。
⑦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图版壹，2。
⑧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8期，第26页。
⑨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56页。
⑩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344页。
以朝贡之名，行经商之实。吕思勉先生也曾有论述：“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①王欣先生亦有精辟阐释：“北魏一代，其与西域的政治关系或因内外形式的变化有所起伏，但是双方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却一直在平稳而持续地进行……经济上，受丝路贸易丰厚利益的驱使，更是有大量的西域胡商持续、不间断地往来于丝路之上，……很多西域胡人也因此在这一时期留居内地……西域与内地持续不断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成为维系双方一体化的基础。这也是西域与内地尽管时分时合，但终归一统深刻原因。”②尽管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表述，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肯定地说，胡商贩客大多打着“进贡”的旗号，“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为当时西域来洛人员的主流。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信，丝路贸易是北魏洛阳城与西域诸国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西域诸国频繁遣使朝贡的主旨所在。
由是观之，北魏洛阳时代，居住在俺 馆及慕义里的西域人员规模庞大，其中胡商贩客是主流，他们大多为东西丝路贸易上的活跃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居民的具体情况，由于史书记载所阙，今天已不能详知，幸而考古学界的诸多发掘与出土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西域附洛者除经商贸易外，据已出土墓志可知，他们还有或因政治原因举族内附(如康季大家族),或以“代迁户”身份居住洛阳(如鄯乾、鄯月光)等。
《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铭》提及西域康国之康大农，“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③鉴于康季大的高祖罗在孝文帝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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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99页。
②王欣：《北魏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载《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53～67页。
③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6页。
国徙附洛阳，而四夷馆里的始置时间为景明二年(501)九月，可暂时推测，其国人很可能有随后居于崦嵫馆及慕义里者，较为稳妥。
1931年洛阳老城出土《鄯乾墓志》①。关于鄯乾其人其事，史书不见记载，仅能依据墓志材料作粗浅判断。志文显示，鄯乾年四十四薨于永平五年(512),由此可逆推，其生年当在皇兴三年(469)。我们知道，北魏时期西域诸王常派子弟作为质子“入侍”,以示忠诚，又加上鄯乾之父鄯善王是北魏王朝的重要命官②,因此仅从其家庭背景考虑，鄯乾很有可能是以侍子身份入魏，继而得到朝廷重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志文显示他曾历任员外散骑常侍、城门校尉，出除征虏将军③等显职，也就是说，鄯乾曾担当过保卫京城的重任，甚至以侍卫皇帝为信任和荣耀。此外，鄯乾墓志明确记载，其为司州河南洛阳洛滨里人，又根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④的诏令，可以推测，鄯乾是跟随孝文帝一起南徙洛阳的“代迁户”,入洛后持续担任要职，并居住在“洛滨里”。“洛滨里”史书不文，但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有城南“洛水”岸边之意，因此，鄯乾是城南居民确凿无疑。
1932年洛阳老城东15公里出土北魏正始二年(505)《鄯月光墓铭》⑤。志主鄯月光是已故车师前部国王长子之妻、鄯善国之女，《魏书•西域传》载：“车师国，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世祖初，始遣使朝贡……正平初(451),遣子入侍，自后每使朝贡。”⑥透过这些史料可以发现，车师前部在鄯善西北100余公里，两国地望相邻，相互通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鄯月光流寓洛阳死葬北邙的实例，正是北魏时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的历史见证。鉴于车师国遣子入侍的历史由来已久，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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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②余太山：《南北朝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8页。
③刁淑琴、朱郑慧：《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3～14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8页。
⑤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47页。
⑥(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4～2265页。
鄯月光是跟随孝文帝都洛的“代迁户”的可能性很大，如若是，鄯月光是否为俺馆和慕义里的居民，尚待考证。简言之，鄯月光是否为城南居民暂存疑。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志文中虽不显前部王子的名字与事迹，但其妻既葬于洛阳，则王子亦必寄居于洛无疑”①的观点，在史料不足证的情况下，明显过于武断，也就是说，车师前部王子作为侍子，是否也作为“代迁户”来洛，应存疑，这一认识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明。
1963年秋，考古人员发掘了北魏洛阳城的一处遗址，该遗址属于官署府庙类建筑，出土了一批不少带有文字的瓦片。这些瓦文的内容，或是工匠的工种及姓名，或显示制瓦日期，其中一块筒瓦刻着“六月十六日麹清里昆”字样。值得玩味的是，“麹清里”这个胡名很有意思。我们知道，“魏”是高昌国姓，“昆”是制瓦过程中的一道工艺，系指削瓦以后打磨瓦面，由此可知，这片筒瓦的匠师，是名为麹清里的高昌人。②鉴于出土瓦文的不完全性，不难想见，西域瓦工麹清里并非个例，很有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附洛后，居住在城南崦嵫馆和慕义里有极大可能性。
以上是笔者目力所及史料所载的西域来洛人员粗略情况。鉴于史书及墓志文本的匮乏，这类人员无论是群像记述，还是个案描写都有概而论之之嫌。但这终究不能阻挡我们的充分想象：俺 馆应是当时四夷馆中最为活跃的客馆。
三 北夷归诚者
根据《魏书》所载，北夷族群主要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及高车等③,其中主要有蠕蠕和高车两个部族，在北魏都洛期间曾遣使朝贡。从史料记载来看，终北魏洛阳时代，蠕蠕纳贡次数多达17次，高车则为6次④。这些北夷南附者，大都安置在燕然馆及归德里居住，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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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明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第205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217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等传》,中华书局，1974,第2289～2313页。
④根据(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8《世宗纪》、卷9《肃宗纪》、卷10《孝庄纪》、卷11《前废帝广陵王等纪》统计，中华书局，1974。
降附人员(包括侍子)和朝贡使节。
降附人员。《魏书》记载：正始四年(507)十二月，“蠕蠕、高车民他莫孤率部来降”①；神龟二年(519)冬十有一月，“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②；正光元年(520)十月，“肃宗临显阳殿，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人，就庭中北面……又引将命之官及阿那瑰弟并二叔位于群官之下……(正光)二年(521)正月，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肃宗临西堂，引见阿那瑰及其伯叔兄弟五人”③；“正光元年(520),蠕蠕主郁久闾阿那肱(瑰)来朝……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④；正光二年(521)五月，“婆罗门为高车所逐……十二月……(婆罗门)为州军所讨，禽之……五年(524),婆罗门死于洛南之馆”。⑤《北史•斛律金传》亦载，敕勒部族首领斛律金投降北魏，“魏除为第二邻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⑥。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蠕蠕、高车民他莫孤率部、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阿那瑰及其二叔等五十四人、婆罗门、斛律金等人员皆为降魏归顺人士，他们在洛期间，应居住在燕然馆及归德里，尤其是“婆罗门死于洛南之馆”,此馆应是洛水南岸的燕然馆无疑。
朝贡使节。《魏书•蠕蠕传》记载：“正始三年(506),伏图遣使纥悉勿六拔朝献”,“永平元年(508),伏图又遣勿六拔奉函书一封，并献貂裘”,“永平四年(511),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延昌)四年(515),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贡”,“(熙平)二年(517),又遣俟斤尉比建、纥悉勿六跋、巩顾礼等朝贡”,“神龟元年(518)二月，肃宗临显阳殿，引顾礼等二十人于殿下”⑦,“正光四年(523)春二月，蠕蠕后主侯匿伐来朝京师”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