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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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0～141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8～109页。
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69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82～83页。
空、宣简公”①,从中可以看出，王肃与谢氏的二女儿嫁给了广阳王元渊。综合上述墓志文本可以推测，王肃死时，其大女儿王普贤约十五岁，其子王绍约十岁，其二女儿应在二者之间或更为年幼。鉴于王肃临薨时，其子女尚年幼，不见得有多少自主行事的能力，因而他们应是随母亲谢氏居住在延贤里的可能性较大。这些传世史料与墓士铭使得王肃家庭的信息更加完整。很显然，王普贤、王绍、王肃二女儿及王绍之女，曾是城南居民无疑。
王诵及其妻元贵妃，应是居住在城南。《魏书》记载，王肃之弟王秉，涉猎书史，微有兄风。世宗初(约500),携兄子诵、翊、衍等入国，拜中书郎，迁司徒咨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其中王诵有孝康和俊康二子，王翊则有一子名渊。②鉴于王秉一行附魏时间(约500)与四夷馆里的始置时间(501年9月)出入较大，由此可以推测，他们居住在四夷馆的可能性不大。既然王秉等人奔魏时洛水南岸尚未开发，那么他们又当居在何处？史书对此不见记载，但也不是毫无迹象可寻，考古发掘墓志资料就为我们提供了些许线索。《王诵妻元贵妃墓志》③提及王诵妻于熙平二年(517)亡于洛阳之学里宅(这里的“学里宅”应是城南“劝学里”④),由此推断王诵也应该居住在这里。也就是说，王诵及其妻元贵妃应是劝学里的居民。
王诵前妻宁陵公主，亦可能居住在劝学里。饶有趣味的是，王则先生依凭墓志资料指出：“彭城王元勰之女宁陵公主为王诵初配，元贵妃乃为王诵继室”⑤,因而能否可以推知，王诵前妻宁陵公主家也在劝学里？如果宁陵公主居于劝学里的推测成立，又据宁陵公主亡于永平三年(510)的时间节点，是否就此得出王诵入魏之初，即为劝学里的居民。
进而言之，是否可以想见王秉、王诵、王翊、王衍及其后裔孝康、俊康和渊等，附魏初期也应居住在劝学里？关乎此，我们还可以从王秉一行入魏时的年龄来寻求解释。《魏书》说，王诵河阴遇害时，年三十七，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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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56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附乘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③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92页。
④ 张金龙：《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河洛史志》2000年第1期，第29页。
⑤王则：《魏故宁陵公主考释》,《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第58～59页。
推其生年为太和十六年(492),进而推断王诵于景明初年(500)入魏时最多十岁。同样方法推测，王衍入魏时最多十三岁，而王翊与王诵同岁，也即入魏时约十岁①。从上述分析可知，王诵、王翊和王衍北投时尚年幼，彼时很可能还不具备独居能力和入仕资格，故而王秉携带他们奔魏时，很可能是以琅琊王氏家族的身份，人住于延贤里附近的劝学里。至于王诵子孝康、俊康及王翊子渊是否也是劝学里的居民，鉴于王诵的初配和继室都居住在劝学里，又根据一般规律，父子应同居一处，或相距不远，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极大。概言之，王秉、王翊、王衍、王诵初配宁陵公主、王诵之子孝康、俊康、王翊之子王渊等，应曾居住在城南劝学里的可能性极大。
(二)裴叔业家族及其僚属
南齐名将裴叔业，因帝萧宝卷诛杀大臣，遂投顺北魏。裴氏出自河东大族，其族人入魏者甚多，影响甚著。《魏书•裴叔业传》有详细记载：
景明元年(500)正月，宣武帝下诏封叔业为征南将军、豫州刺史等显职，食邑三千户，然而叔业军未渡淮已病卒，但其家族及僚属在景明初年先后归魏，朝廷均给予高官厚禄。②
《魏书》所录裴叔业家人及其僚属等降魏具体人员如下：裴叔业家人裴谭、裴测、裴芬之、裴涉、裴乔尼、裴蔼之、裴彦先、裴约、裴英起、裴威起、裴植、裴恢、裴炯、裴斌、裴瑜、裴堪、裴粲、裴含、裴衍、裴嵩等20人；裴叔业僚属及其家人，诸如尹挺、尹循、尹象、柳玄达、柳缔、柳远、柳玄瑜、柳谐、杨令宝、杨彪、杨令仁、韦伯昕、裴智渊、王昊、赵革、李道真、胡文盛、魏承祖、皇甫光、皇甫场、梁祐、崔高客、阎庆胤、柳僧习、李元护、李会、李景宜、李静、李铉、席法友、席景通、席鸥、王世弼、王会、王由等35人。这些人员或与叔业参谋归诚，或为叔业爪牙心膂，或为衣冠之士，均归降北魏，并赐高官显职。值得注意的是，从正史记载不难发现，南朝勋贵北奔，往往并非单独个人行动，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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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63《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第1412～1413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迁徙的不仅有僚属，更有其亲族。这些南来降附人员定居洛阳后，往往生息繁衍，乐业安居，其中生于斯、长于斯的柳谐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①据《洛阳伽蓝记》所言的城市规划方案，这些南人附洛后，应是被安置在洛水南岸的归正里居住。换言之，他们都是城南居民，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这些人员“应当”或者“必须”是归正里的居民，但实际情况仍使人困惑不已。上文说到，裴叔业家族及其僚属是在景明初年(500)陆续归魏的，但这与四夷馆的始置时间(501年9月)有交叉重叠。也就是说，四夷馆建置前他们如何居住？对此史书没有详细记录。从《魏书》所载不难看出，这批降魏人员数量庞大，而且来洛时往往又是携家带口，可以想见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基于如此大规模人员降附，不妨推想，这批人员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在四夷馆设置妥当后陆续迁入的，他们都应是居住在归正里，裴谭墓志的出土似乎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
裴谭，正史有传，《魏书》称其是裴叔业之孙，“世宗以谭及高皇后弟贞、王肃子绍俱为太子洗马。肃宗践阵，转员外常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②鉴于裴叔业是在景明元年(500)归顺，其孙裴谭(492～524)随之归魏，并居高官显要是很自然的事情，又按照当时城市规划管理居住政策，裴谭等附魏人员应被安置在伊、洛二水区域间的归正里。然而裴谭墓志却记载：“年三十三，正光五年(524)九月十九日薨于洛阳县洛汭里宅。”③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何在“归正里”和“洛汭里”之间建立关联？也就是说，如何详加寻绎把二者架通起来，探求二者一体同源的关系，从而为提出的问题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一个富有趣味的问题。
遗憾的是，洛汭里不见于史书记载，似乎只能从生活常识中寻找些许线索。很显然，“洛汭”为地域概念，《说文》说：“汭，水相入也”,也就是两条河流汇合处。不言而喻，这与《洛阳伽蓝记》所载伊、洛水之间有归正里的说法有一定的吻合度，但这种解说难免牵强，因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伊、洛水交汇区域内所有居民区，都可以称作“洛汭里”。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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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5～1580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71《裴叔业传附孙谭传》,中华书局，1974,第1567～1568页。
③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30页。
若要把“归正里”和“洛汭里”等同起来，需要寻求更为具体的“点”,而不是普遍的“面”。一般来说，古代的村落、城邑等聚落大都有逐河而居的传统，并不约而同地处在河流转弯凹面的一边为多。根据现代物理科学的水力惯性原理，水流冲击河岸时，往往携带大量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凸面的河岸会逐年溃退，而凹面的河岸却会逐年增长，从而使居住在凹面河岸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土地。据《伊洛河志》记载：“洛河各段流经地区的地质、地貌不同，河流的输沙量差别很大……下游河段流量大，比降小，因此输沙量、淤积量较大。”①由此可知，洛水进入洛阳市区后，流速变缓，流水中往往携带大量泥沙，水流冲击河岸携带极易形成凹面河岸。所以，古人在建村筑城时，往往会利用这一特点，这种现象在古代建筑法中叫“攻位于汭”,早在西周初年周公营造洛邑时，即已“以庶殷攻位于洛汭”②。这里的“攻”是兴作的意思，“洛”指洛水，“汭”即河的凹面河岸，古称“限曲”,总而言之，“洛汭”就是洛水的凹面河岸。
归正里的大致方位在伊、洛水之间中央御道西的一片高地上。前已提及，归正里位于永桥南面伊、洛二水间中央御道的西侧，其具体位置据考古勘测证实，在今偃师佃庄西大郊村西南被称作“岗上”的一片高地上③,而这一高地属性，又与河流凹岸水流泥沙堆积现象是吻合的。进而言之，归正里所处地望即为洛水南岸的一块凹地，值得一提的是，这处凹地分别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及地形图》④和《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⑤中均有清晰显示，孟凡人亦指明：“东新庄至西大郊村的古洛河河道向北弯曲1～3公里。”⑥(见图2-1)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洛汭里和归正里所在地望，均属今天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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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建民、郑金亮主编《伊洛河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71～72页。
②周乘钧：《尚书易解》卷4《周书中•诏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0,第187～197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2页。
④参见杜玉生等《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一文所附《汉魏洛阳城遗址及地形图》,《考古》1993年第7期，第602页。
⑤杜金鹃、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图版一《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
⑥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2页。

 

 

 

 

图2-1 北魏洛阳城南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示意
“西大郊”的村庄处，因此可推测文献所言的“归正里”,应与志文所载的“洛汭里”为同里异名。
更进一步的解释是，“洛汭里”为空间位置说明，而“归正里”是人文地理概念，同一地名可能有两个或多个命名方式，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知道，任何地名的命名缘由都不是凭空而生的，要么反映自然特征，要么反映社会历史背景，渊源有自，并非妄说。再回到裴谭墓志为何以“洛汭里”来记录自己宅邸所在这一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用何种方式书写自己的居址以陈述自身的空间方位，并非小事一桩，这既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那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好恶。也就是说，地名表述方式的取舍，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认同与归属对象，被取用的必符合当事人的心愿，被舍弃的则反之。由此不难想见，裴谭墓志所记“洛汭里”说明在非官方场合人们对带有官方色彩的“归正里”这一命名方式的漠然，甚至是漠视，进而“洛汭里”作为俗名也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洛汭里”表达了居民对其居住环境的感受和认识。
与之相对应，史书亦有时人以居四夷馆和四夷里为耻的记载，可为此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其一，四夷里的居民中，不乏以居此为耻的事例，其中尤以秉承“正朔所在”的南人为甚。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朝齐宗室萧宝夤及其随从张景仁附魏后，居住在归正里，后以“耻与夷人同列”“住此以为耻”为由，分别徙居内城永安里和城东孝义里①；其二，当时社会上流行以居四夷馆为人所不齿的看法。一般而言，传统史书特别凸显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精英的记录，而忽略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的行为、观念和情感，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书写了平民荀子文因居城南而“城南有四夷馆”遭到同学李才讥笑的故事②。由此不难推想，四夷馆社会地位较低，应是当时包括寻常百姓在内的普遍看法；又如，1963年秋考古人员对北魏洛阳城遗址踏勘时，释读了大量瓦文，并指出北魏洛阳城的建设，就是包括这些在封建经济剥削奴役之下、从事手工劳动的西域高昌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③。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西域瓦工作为四夷里的居民，由于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萧宝夤之流“耻与夷人同列”“住此以为耻”的佐证。
不论是从四夷里居民的感受，还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居住在四夷馆和四夷里都是“耻”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其实这种现象可追溯到国家层面，并从中找到缘由，那就是四夷馆和四夷里的命名本身就包含些许政治上的歧视。表面上，四夷馆和四夷里以“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词为其居所定名，无不彰显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诚如蔡宗宪所言：“以四方之地为客馆命名，隐含的却是洛阳位居天下之中的政治意涵，宣示招抚方国、怀柔远人的态度；四夷里则为北魏塑造代表正统，施行德政，有仁义教化而值得倾慕等正面的形象。”④也就是说，朝廷借此推行“王化”,或“变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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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115、89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126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9～217页。
④参见蔡宗宪《南北朝的客馆及其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79页。
华”,或“化蛮为夏”,实质上是为了最终完成对这里的“文化改造”,形成文化认同，表达对四夷的征服和控制，进而展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这意味着，四夷馆里的命名，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意义，很显然是统治者为体现其“天命”或“正统”而刻意策划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包含着政治上的歧视，而后在社会上形成一般性认识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此意义上，裴谭墓志所载“洛汭里”与朝廷命名的“归正里”为同里异名的阐释，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