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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⑥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80页。
⑦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36、138页。
⑧(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元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
中华书局,2014,第16页。
年(509),帝御式乾殿译《维摩经》。时,西域沙门至者三千人,南方歌营国世不与东土通,有僧菩提跋陀来,诏建永明寺,以居外国沙门。”①可见僧人佛陀扇多、菩提跋陀亦是城西居民的可能性较大。
(四)商人
在《洛阳伽蓝记》里,杨衒之把城西大市描绘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市井风情画:“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②由上可见,城西大市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商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富商刘宝,《洛阳伽蓝记》如是描述:“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③除了商人精英刘宝,杨衒之还勾画了善于酿酒的河东人刘白堕的形象:“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④可以断言,以经商为业的刘宝和河东人刘白堕,都居住在城西无疑。
(五)南朝降附人员
北魏洛阳城有着浓郁的佛都氛围,从佛教造像铭文中亦可窥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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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8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5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3页。
北魏武泰元年(528)四月八日陈天宝造像,其文云:“有扬州丹阳郡溧阳县右乡西里佛弟子陈天宝因茅齐都,输官魏阙,……乃于中练里私宅造塔三级,并建石像一区。”①这段文字记录了一个虔诚的南朝佛教徒北奔附魏为官,并在洛阳定居的人物形象。基于陈天宝降附者的身份,按照当时朝廷安置四夷降附者的政策,其应是城南的居民。又鉴于他在城西中练里有私邸,或视为其在城西之别宅,抑或由城南徙居于此,种种推想均因史料缺乏,今天已不能详知,但南人陈天宝是城西居民无疑。
(六)一般庶民
尽管城西居民以元魏宗室为主,但还居住着一定数量的士庶平民是很自然的。例如《洛阳伽蓝记》记载了挽歌孙岩及庶民韦英和侯庆的逸闻趣事。②因此,挽歌孙岩、京兆人韦英和南阳人侯庆为城西居民无疑。
(七)里坊管理人员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西有宜年里、通商里、达货里、调音里、乐律里、慈孝里、奉终里、延酤里、治殇里、阜财里、金肆里、寿丘里12个里坊,其中寿丘里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即方圆三十里③。鉴于北魏洛阳城的里坊,若按每里方三百步,每里有里正8人、吏16人、门士32人,共计56人的计算单位,共计至少672个里坊管理人员。故而一定数量的里坊管理人员亦是这里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容忽视的史实。
(八)奴仆
本区居民以元魏宗室为主,且有一定数量的富商,因此为数不少的奴婢也应是本区居民的组成部分,正如杨衒之所言:“凡此十里,多诸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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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3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4~14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7~157页。
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①
综上,城西居民主要以元魏宗室为主,仍不乏规模庞大的僧尼,又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官员及其家属,还有为数众多的商人及一般士庶平民、里坊管理人员和奴仆,甚至还有南朝降附人员。此外,这里驻扎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等军人也是极有可能的,有待新史料进一步佐证,暂存一说。
五 城北居民:以羽林、虎贲为主
城北几近邙山脚下,地域相对小狭,“为防御重地,所以仅在广莫门东有少量里坊”。②因而这里居民数量有限。
(一)羽林、虎贲
城北作为重要防守地带,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等皇家卫队,亦应是此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这里有阅武场及羽林、虎贲角戏的鲜活场景:“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道西。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尺。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③从中不难看出,这里驻扎一定规模的军队应是可信的。
(二)手工业者
城北地近邙山,作为制瓦区,这里从地势高燥,到制瓦所需的大量泥土,乃至人烟稀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居住着为数不少的造瓦手工业者。《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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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5页。
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第46~4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5~166页。
也。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讥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内,京师瓦器出焉。”①由此可知,闻义里内的居民多是烧制瓦器的手工业者,因而其应为城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官员及其奴婢
阉宦贾璨。《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官员贾璨曾居住在城北的史实:“凝玄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②显而易见,贾璨及其家人曾是城北居民无疑。
将军郭文远。《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郭文远在城北建有府邸:“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冠军将军郭文远游憩其中,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③由此可以断言,郭文远及奴婢春风是居住在城北的居民。
(四)僧侣及居士
杨衒之记录了北魏洛阳城北有诸如禅虚寺、凝玄寺等少许佛寺,并提及这里居住着西行求法者居士宋云:“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④因而一定数量僧侣及居士应是城北居民的构成部分。
(五)里坊管理人员
《洛阳伽蓝记》载,城北永平里和闻义里等少量里坊⑤。按照北魏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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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7~168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6~167页。
③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7~168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8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城北》,中华书局,2010,第167~168页。
城的里坊,每里方三百步,每里有里正8人、吏16人、门士32人,共计56人的计算单位,共计112个里坊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应是城北居民的一部分。
要之,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所限,城北居民分布稀少,主要是为数不少的皇家卫队、一定规模的制瓦手工业者,少数官员、一定数量的僧侣及里坊管理人员等。
综而观之,北魏洛阳城居民皆为里坊编户,尽管各城区里坊居民混杂,但大致亦有一定区划:内城居民主要以皇室及其“六宫”人员为主;城东主要为汉族官僚和一般士庶居住区;城南主要聚居着四夷降附人员;城西主要为皇宗贵族、鲜卑大官僚等内迁者居住区;城北则以羽林、虎贲为主,人数相对稀少。
第二节 城南居民的主要来源
北魏洛阳城南以洛水为自然分界线,包括洛水北岸和洛水南岸两部分。孝文帝时期,这里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洛水北岸①,宣武帝即位后,随着城南的拓展,洛水南岸的四夷附化之民,遂成为本区居民的主要来源,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②也就是说,洛水南岸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主要包括南朝归顺人士、西域胡商贩客、边夷首领及其侍子、朝贡使节等(见表2-1)。
一 南朝归顺人士
我们知道,北魏迁洛后,由于与南朝征战不断,双方遂断绝交聘,直至天平四年(537),南北才正式恢复使节往来,故而北魏洛阳时代,多有南朝降附者入魏。按照当时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案,这些附魏者通常被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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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佳月:《谈孝宣之际北魏洛阳城的规建》,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25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7页。
在洛水南岸四夷馆之金陵馆,三年后愿意定居者,朝廷赐宅于归正里①。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里三千余家……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褰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②可见,南朝归附者基本上居住在金陵馆及归正里,且人数多达三千余户,如此庞大规模,应与朝廷对南人特殊的招怀政策不无关系③。值得一提的是,南来降附者除了居住在洛水南岸外,来自江东的琅琊王氏和隐士陈亮居于洛水北岸。
(一)琅琊王氏家族
琅琊王氏,是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世居琅琊临沂,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衣冠南渡”,南朝时不乏“政治流亡者”北奔降魏,其中较为知名的是王肃家族。
王肃。关于其人其事,史书多有述及。《洛阳伽蓝记》记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即太学)……高祖题为劝学里……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恭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④从上述史实记载来看,王肃是江南显贵琅琊王氏的后裔,博学多才,尤通传统典制,于太和十八年(494),从南朝来仕魏,受到朝廷的优遇和重用,并被安置在城南太学附近的延贤里居住。显而易见,王肃是城南居民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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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4~116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 恰如安介生所言:“自民族与政权交争竞存的割据时期,北魏对政治与文化人才的需求更趋迫切,更为甚者,政治、文化人才的取向与贡献直接关系到割据政权兴衰存亡。”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26页。
④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109页。
王肃妻陈留公主及前妻谢氏,亦是城南居民。据《魏书•王肃传》载:“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诏肃尚陈留长公主……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景明二年薨于寿春……绍,肃前妻谢生也。临肃薨,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世宗纳其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①透过上述史料,不难看出王肃的两段婚姻史实:一是他在江南时的前妻谢氏及二女一子,二是其于景明元年(500)尚孝文帝之妹陈留公主。关乎此,《洛阳伽蓝记》也有记载:“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②综合这些资料可以发现,景明二年(501)王肃临薨前,其前妻谢氏曾携子女北上寻夫。在这种尴尬局面下,王肃在洛阳城南的居住地延贤里,为前妻谢氏营造了一座佛教寺院聊以自慰。基于此,王肃妻陈留公主及其前妻谢氏,当是居住在延贤里,应属城南居民毋庸置疑。
至于王肃二女一子的情况,史书记载较为简略,幸而其大女儿王普贤和儿子王绍都有墓志留存,不仅印证了正史记载的真实性,而且对于了解王肃家庭情况亦大有助益。王普贤墓志志文载:“祖奂……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后尚陈留长公主……魏故贵华夫人王普贤,徐州琅琊郡临邑县都乡南仁里人也……春秋廿有七,魏延昌二年(513)……寝疾薨于金墉之内。”③王绍墓志又载:“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父庄右光禄大夫宪侯。君讳绍,字安宗,徐州琅琊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春秋廿有四,延昌四年(515)八月二日遘疾薨于第。”④至于王肃二女儿的情境,广阳王元渊之子元湛墓志提供了蛛丝马迹:“父讳渊……母琅琊王氏,父肃,尚书令、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