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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八月“乙巳，诏选天下勇武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戊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中华书局，1974,第178、180页。参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第64页。作者
②认为，所谓“代人”,其成员绝大多数为鲜卑、匈奴、柔然、乌桓、高车等北亚游牧民族，也包括少数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放弃部落组织而为编户，即以“代人”身份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云代地区是他们唯一的“家乡”。
③张金龙：《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20页。
④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7页。
出云：“后会难期，以为悽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绿波东倾。①
基于《魏书》所载：“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宿白先生亦指出：“北魏大规模迁洛，在组织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保留着旧日的部落性质的军事编制。这部分既属羽林虎贲卫宿亲军，又都携家带口。”②由此可以推想，上述故事中的洛子渊应是“代迁户”身份毫无疑问，而故事中涉及的家书、老父等场景设置或人物描述，也颇吻合代迁户附洛“又都携家带口”的历史事实，更不用说灵台南面“高岸对水，绿波东倾”贴切的环境表达，由此可见此段神话也是具有历史背景的。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属于虚构的传说，实际上也是有内在逻辑的，毕竟在古人的逻辑里，一些故事其实是符合他们当时的认知的。故而推测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亦是城南居民的组成部分，暂存一说，有待更多证据佐证。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文学家潘岳的《闲居赋》说：“于是(潘岳)退而闲居，于洛之洗……背京沂伊，面郊后市……其西则有元戎禁营……其东则有明堂辟雍。”③由此可知，潘岳曾是居住在洛水之滨灵台附近的居民，且其住所附近驻扎着皇家军队。由此可推想，北魏洛阳城规划设计时，是否效仿西晋洛阳城南灵台附近驻扎军队的城市管理方案，限于史料匮乏，不得而知，如若是之，这一史料不失为“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的又一佐证。
(六)一般居民及太学生
前已述及，洛水南岸是四夷降附人员聚集区，而洛水北岸的东西狭长地带则主要是皇家用地，这里主要分布着寺院、礼制建筑群及“堰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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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4～105页。
②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第42～52页。
③(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16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00～702页。
漕”水利工程等。很显然，这些公共建筑物占据了洛水北岸大部分空间，故而实际里居宅第并不多，《洛阳伽蓝记》及墓志文本仅记载了洛水北岸有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中甘里及洛滨里等少数里坊分布①。
根据一般居住规律，洛水北岸除拓跋宗室、汉族官僚等居民，这里还应有一般居民生活于其中。基于正史史料所录主要反映的是上层统治者的特点，故而普通居民情况不能详知，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应有不少寻常百姓居住于此的一般认识。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就收录了不少普通人和平常事，城南儒生荀子文即为一例②。
值得一提的是，一定数量的太学生，也当为该区域居民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太学作为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皇家学府，由东汉经魏晋至北魏逐渐衰落下来，加上相关资料记载寥寥，北魏洛阳城太学生的具体情况，暂时无从考证，但其生员数量，应该远远逊于汉魏晋时期的“三万多人”“万有余人”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一定数量的太学生也当为城南居民的一部分。
(七)奴仆、艺人
我们已知，洛水南北两岸里坊不乏官宦居住，因此这些官宦人家的奴仆数量，也应是较为可观的。他们生活相对稳定，但社会地位低下，基于其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故而史籍多不见书写。难能可贵的是，《洛阳伽蓝记》却透露了高阳王元雍宅邸奴仆的基本情况：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僮仆六千，妓女五百……出则呜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及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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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26页；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5页。
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①
可见，除了日常起居的奴仆群像外，元雍府邸不乏才艺出众者，如善弹箜篌的徐月华，“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又有能歌善舞的修容和艳姿，“爱倾后室，宠冠诸姬”。
要之，城南居民不仅有大量四夷归附人员，又有少量元魏宗室诸如元恭、元雍、元怀及元质等，也有汉族官僚诸如杜祖悦父子、高显略等，还有宗教人士如道登、普珍、法和、罗什，甚至包括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里坊管理人员、僧侣及道士，还有为数不少的平民及太学生，当然亦有数量可观的官宦人家的奴仆等。
四 城西居民：以皇宗贵族为主
(一)元魏皇室
清河王元怿。《洛阳伽蓝记》记载：“冲觉寺，太傅清河王(元)怿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门外一里御道北。”②基于元怿在城西有宅邸的史实，不难推想，他是城西居民的可能性很大。
广平王元怀。《洛阳伽蓝记》亦记载了皇室元怀在城西有府邸：“融觉寺，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也，在阊阖门外御道南”；“大觉寺，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③由此可知，元怀亦为居住在城西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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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124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7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5、157页。
城阳王元徽。《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宗室元徽舍宅为寺的经过：“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阳王徽所立也。在西阳门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自余诸王，各怀二望，唯(元)徽独从庄帝至长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决，(元)徽愿入洛阳，舍宅为寺。及北海败散，国道重晖，遂舍宅焉。”①透过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元徽曾经居住在城西，是为城西居民无疑。
河间王元琛和东平王元略。《洛阳伽蓝记》记载：“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其间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②可以肯定地说，元琛应是城西居民。鉴于寿丘里的地望在城西，《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位于寿丘里的元略宅邸：“追先寺，在寿丘里，侍中尚书令东平王(元)略之宅也。”③由此可见，元略亦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毫无疑义。
临淮王元彧。法云寺是西域胡僧在城西所立的名寺，杨衒之记载了皇室元彧的府邸在法云寺的北面：“(法云)寺北有侍中尚书令临淮王(元)或宅。”④因此，元彧是城西的居民毋庸置疑。
陈留王元景皓。北魏洛阳城的宜年里在永明寺的西面，《洛阳伽蓝记》如是说：“(永明)寺西有宜年里，里内有陈留王(元)景皓……等二宅。”⑤基于永明寺是城西著名的胡寺⑥,元景皓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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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29～130页。
②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7～148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2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39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0页。
⑥(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
157页。
另外，刘连香先生依据墓志文本资料认为，齐郡王元简、元祐和妃常季繁、元演、元子永，均为居住在城西的居民①。
(二)官员及其家属
侯刚、王虬、奚真、杨乾及张懋等。《洛阳伽蓝记》明确记载侯刚在城西有府邸：“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皇女台……台东有侍中侯刚宅。”②很显然，官员侯刚是城西居民毫无疑义。值得一提的是，侯刚墓志亦载其于孝昌二年(526)薨于洛阳中练里第③。由此不难推想，中练里的地望应在城西大市南面。此外，依据墓志文本所载，胥藏令王虬、奚真、清水太守杨乾及张懋，均为居住在中练里的居民，诸如王虬于正光三年(522)终于中练里④,孝廉奚真河阴中练里人⑤,杨乾于孝昌二年(526)卒于洛阳中练里第①,张懋于永安二年(529)薨于洛阳中练里⑦。因而他们都是城西居民可能性很大。
侍中胡元吉和太守穆纂。《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明)寺西有宜年里，里内有……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⑧由于永明寺是城西著名大寺，故而不难得出，胡元吉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又穆纂墓志记录，其于正光二年(521)卒于京师宜年里宅⑨。由此不难发现，穆纂是亦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又如何氏夫人张嬷墓志所录⑩,其于正光三年(522)卒于河阴宜年里，可见，张嫌作为官员的家属，很可能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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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404～407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0～141页。
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基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88页。
④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第29页。⑤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42页。
⑥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92页。
⑦宫万瑜：《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考略》,《中原文物》2012年第5期，第77页。
⑧(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60页。
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21页。
⑩乔栋、李献奇、史家珍：《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第7页。
石育戴夫人。根据墓志文本记载，石育戴夫人于永熙二年(517)薨于河阴延沽里第。①《洛阳伽蓝记》亦明确记载延酤里是城西的里坊②,由此可推知，官员家属石育戴夫人，应是城西居民无疑。
此外，刘连香先生依据墓志文本资料翔实地考证出，位于城西谷水北岸的谷阳里，是于氏家族所在，故而于景、于纂、于祚妻和丑仁是城西居民③。
(三)僧尼
北魏洛阳佛寺兴盛，故而居住着规模庞大的僧尼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杨衒之所载，城西著名佛寺就有14座④,由此不难看出，一定规模的僧尼，应是城西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城西永明寺有着数量众多的胡僧：“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转，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百国沙门，三千余人。”⑤其中比丘尼慧静，据其墓志志文记载，少小弃家，皈依三宝，神龟二年(519)卒于永明寺。⑥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慧静是城西的居民。是书亦载：“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①由此可见，胡沙门县摩罗，亦是居住在城西的居民毫无疑问。《续高僧传》记载：“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等经十部。”⑧又《佛祖统纪校注》记载，“(永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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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30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43页。
③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407～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