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全睡前故事北魏洛阳城南的居民与居住环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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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5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5～88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79～80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79页。
⑤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403页。
的皇室元琛①,理应亦视为城东居民。
(六)南朝降附人员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北有车骑将军张景仁宅。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景明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②显而易见，南朝降附人员张景仁，是居住在城东的居民无疑。
(七)处士
宋京。关于宋京其人其事，史书不见记载，据出土墓志可知，其于孝昌二年(526)卒于洛阳绥民里③。鉴于绥民里是位于城东的里坊，处士宋京是城东居民可能性很大。
(八)奴仆
既然城东居住着大批汉族大官僚，又有少量的元魏皇室人员及南来降附者，家内奴仆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说，奴仆们多随主人居住在宅邸内，被广泛安排从事各种家内劳动和耕织生产活动。故而一定规模的奴仆理应是城东居民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居于城东者，既有大批汉族大官僚，又有规模庞大的一般士庶平民，也有少量元魏皇室、南来降附人员，还有一定数量的奴仆，甚至还有处士。此外，基于本区域有较多寺院和里坊分布，故而一定规模的僧尼和里坊管理人员，理应也是城东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京城，城东驻守一定规模的羽林、虎贲等军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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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第272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9页。
③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苋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第28页。
④城东佛寺龙华寺，是宿卫羽林、虎贲所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城东驻守有皇家卫队等军人的史实。见(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56页。
暂存一说，有待新资料来印证。
三 城南居民：以四夷降附人员为主
城南居民虽然以四夷归附人员(详见本章第二节)为主，但不乏拓跋宗室人员、汉族官僚、羽林虎贲、僧侣道士、一般居民及太学生、奴仆艺人等。
(一)元魏宗室
元恭。拓跋魏皇室元恭，是广陵王元羽之子，元乂专权时，他托称哑病，不参政事，一直住在城南龙华寺，永安末年(530)被契胡尔朱世隆拥立为节闵帝。《洛阳伽蓝记•平等寺》有明确记载：“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乂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恭常住龙华寺，至是，世隆等废长广而立焉。”①《魏书•前废帝广陵王纪》又说：“王即绝言，垂将一纪，居于龙华寺，无所交通。”②《洛阳伽蓝记》城东和城南均有“龙华寺”条的记载，鉴于元恭是元羽之子，故元恭所居龙华寺，当为广陵王元羽于城南所建的龙华寺③更合乎情理。综上，节闵帝元恭曾是城南居民无疑。
元雍。元雍是孝文帝元宏的弟弟，《魏书•高阳王雍传》对元雍有一概括性记载：“雍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既以亲尊，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怿之死，元乂专政，天下大责归焉。”④可见，正光年间元乂秉权时，宗室元雍一度飞黄腾达，担任丞相之显职，贵极人臣。《洛阳伽蓝记》描述元雍任丞相时，在城南津阳门外御道西洛水之滨修建豪奢的府邸，“居止第宅，匹于帝宫。”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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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81～82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1《前废帝广陵王纪》,中华书局，1974,第273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12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21《高阳王雍传》,中华书局，1974,第557页。
⑤(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2页。
《魏书•京兆王乂传》又载：“会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元)雍邀请，车驾遂幸雍第”①,从中不难看出，高阳王元雍居住在城南确凿无疑。
元怀。元怀是孝文帝元宏第五子，宣武帝元恪的同母弟。他日常生活奢靡，在洛阳城中的宅邸仅见记载就有多处。一是城东孝敬里私邸。《洛阳伽蓝记•平等寺》说：“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也。”②二是城西居宅。《洛阳伽蓝记•大觉寺》记载：“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而立也。”③三是乘轩里宅邸。《元怀墓志》所载其本籍属“河南洛阳乘轩里人”④,很显然元怀当在乘轩里有府第。四是城南宅邸。《洛阳伽蓝记》说：“(城南)当世富贵，高阳、广平。”⑤虽然史籍不见广平王元怀在城南有王府的记载，鉴于杨衒之是当朝人论当朝事，且时间间隔较短，所论人事又是京城名人要事，当不会记载有误，再加上元怀在城中广建府邸之史实，故而其在城南也有宅邸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可以初步得出，广平王元怀为城南居民。
元质。朱亮主编的《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中有元质墓志铭⑥,提及元质为洛阳都乡延贤里人，然而朱先生认为该墓志为伪造。该志石现藏洛阳关林管理处，目前尚未能确凿考证，再加上元质史书也不见传，因而魏世祖景穆帝曾孙元质是否为城南居民，暂时存疑，还有待今后更多考古研究来证明。
(二)汉族官员
京兆望族杜祖悦父子。据杜祖悦《墓志》所载，“以魏正光五年(524)岁次寿星六月十四日奄疾卒于洛阳劝学里”⑦,故杜祖悦为劝学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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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6《京兆王传附乂传》,中华书局，1974,第406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2《城东》,中华书局，2010,第
79页。
③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城西》,中华书局，2010,第157页。
④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92页。
⑤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26页。
⑥朱亮主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
⑦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苋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第60页。
民的可能性很大。杜祖悦其人在正史中亦有传：“颇有识尚。大将军刘昶参军事，稍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为太尉、汝南王悦咨议参军。出除高阳太守……子长文……肃宗挽郎、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尚书郎……长文第四弟子达。”①我们知道，杜氏是京兆一带的名门望族，杜祖悦是杜铨的族子，曾在朝廷历任显职也是自然的事情。又鉴于父子亲属通常同里居住，故而推测，杜祖悦之子杜长文和杜子达很可能也居住在劝学里，是为城南居民。
三公令史高显略。《洛阳伽蓝记》记载官员高显略在城南有私宅：“(景明寺)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大统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谓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②由于高显略在正史中不见记载，仅依据《洛阳伽蓝记》里的零星史料来判断，其应是居住在城南利民里、掌管文书案牍的官员毋庸置疑。
(三)宗教人士
北魏洛阳城南寺院遍布，见于史书记载就有16座③。基于城南寺院众多，其中又不乏诸如报德寺、景明寺、秦太上公寺及崇虚寺等高规格寺院，故而城南僧侣道士等宗教人士④应有一定规模。
至于各个寺院僧徒道士的具体人数，史无明文，但也不是毫无迹象可寻。《北史•彭城王勰传》载：“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余人皆嗟痛为之不食，但饮水而斋。”⑤这条史料记录了北魏宗室彭城王元勰于永平元年(508)被害，当时京城景明和报德两大皇家寺院僧徒一千余人，为其嗟痛，不食，从中亦不难推断，作为皇家大寺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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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45《杜铨传附祖悦传》,中华书局，1974,第1019～1020页。
②(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02页。
③根据(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26页资料统计。
④目前尚未掌握足够的资料，以了解各寺院道士、僧侣、佛图户、僧祇户及仆婢等具体情况，故大而化之，粗略笼统称为“宗教人士”,视为城市居民来源之一。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19《彭城王勰传》,中华书局，1974,第707页。
两座寺院的僧侣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也就是说，当时寺院宗教人士规模的最大上限可作如是观。又据《魏书•释老志》载神龟元年(518)任城王澄的表奏：“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①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洛阳城只居住几位僧侣的寺院比比皆是，这一数据不妨视为寺院宗教人员数量的下限。毕竟，“养活一个庞大的僧侣集团和建筑常常是非常豪华的寺院，所有这一切的开销都要从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中大量攫取”。②简言之，寺院的规模、可容纳僧侣的数量与寺院的财力是成正比的。
又如皇家道教寺院崇虚寺，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朝廷遵循旧制而营建的。崇虚寺作为官办寺院，可推知其规模形制、人员组成以及皇帝所恩赐的某些特权，包括每年从宫廷中所获布施，应当都不亚于京城中其他皇家寺院，故而崇虚寺聚集着数量可观的道士以及一定数量的信徒，应该是可信的。关乎此，《魏书•释老志》如是记载：“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诏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③若按每户5人为单位计算，崇虚寺给户应是250人，加上诸州隐士90人，共约350人，即为崇虚寺道士人员的限额。
依据现有史料，居住在城南的具体僧侣情况如下。
高僧道登。报德寺应是北魏洛阳城最早修建的皇家寺院④,曾吸附了一大批高僧慕名来此居住、传教甚或终老于此。《续高僧传》记载的高僧道登即为典型一例：“姓芮，东莞人……及到洛阳，君臣僧尼莫不宾礼……讲说之盛，四时不辍。末趣恒岳，以息浮竞，学侣追随，相仍山舍，不免谈授。遂终于报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⑤可见，高僧道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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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45页。
②〔法〕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0页。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55页。
④(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106页。
⑤(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6《义解二•魏恒州报德寺释道登》,中华书局，2014,第194～195页。
是城南居民毫无疑义。
法师普珍和比丘法和。《天统三年韩永义造像碑》中有“都邑师太上公寺普珍法师”和“景明寺比丘法和”的记载，李献奇先生据此认为，北齐天统三年(567)的这块造像碑中“普珍”和“法和”二僧名的出现，反映出“太上公寺”和“景明寺”这两座初建于北魏的佛寺北齐时又得以复兴，也就是说，它们是北魏末年幸存的寺院①。由此可以推测，法师普珍和比丘法和是北魏洛阳城南居民的可能性极大，可暂存一说，有待新材料加以佐证。
法师罗什。《佛祖统纪校注》记载：“(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为(冯)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②由此可推知，罗什法师应为城南居民的可能性很大。
(四)里坊管理人员
据《洛阳伽蓝记》及相关墓志文本来看，城南分布着诸如劝学里、延贤里、利民里、中甘里、洛滨里、四夷馆、四夷里以及白象、狮子二坊等15个里坊居民区③,若按每里方三百步，每里有里正8人、吏16人、门士32人，共计56人的计算单位，共计840个里坊管理人员，因此颇具规模的里坊管理人员理应是城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
(五)羽林、虎责等从军人员
据《魏书》记载：太和十九年(495)八月，北魏迁都洛阳时，“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④由此可见，北魏迁都洛阳后，京城驻扎着规模庞大的羽林、虎贲等皇家军队，既体现了都城的特殊性，更为显明的是，京城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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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96页。
②(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9《法运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页。
③(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3《城南》,中华书局，2010,第97～126页；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178页。
似乎应密驻着为数众多的羽林、虎贲，护卫着都城的安全。
然而，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一系列诏令的颁行①,羽林、虎贲作为“代迁人”②,不再是皇帝近侍武官的专称，即由中央宿卫之士(即近侍武官)开始向普通宿卫之士转变。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完成了由官到兵的转变。③这些人员作为“代迁户”南迁后，作为“特殊社会集团在洛阳城内外一定地区居住，如城南门外灵台南就是他们聚居区之一”。④不难看出，翟氏的观点似乎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所持的观点仅是一笔带过，而未做出进一步阐释，故而无法让人信服，但翟氏的看法并不是无迹可寻。《洛阳伽蓝记》记述了洛阳人虎贲洛子渊自称“宅在灵台南，近洛河”的奇闻逸事，甚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