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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获得一定爵位的人还可以免服徭役。《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曰：“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男子壮丁要“月为更卒㊱，”轮流为国家服役，每次役期为一个月。汉代只有获得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的人才能免役，看来这里所说的应是战国至秦代的事情，“不更”以上的有爵者不必去服“更卒”徭役。
除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拥有爵位的人还享有司法、诉讼等方面的特权。《商君书•境内篇》言：“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就是说，爵位在二级以上的人，如果犯了罪，可以通过降低爵位的办法来减刑。爵位在一级以下者，就只有依照法律服刑了。《秦律杂抄•游士律》中就规定：“有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㊲”对私出国境的罪犯，爵位在第二级上造以上者判罚较轻，服三年徒刑；而第一级公士以下者就要判罚最重的徒刑“城旦”，服役五年。《秦律•司空律》中也规定，拥有公士爵位的人以劳役赎徒刑、死刑的时候，不用穿囚服，也不戴各种刑具；而无爵的刑徒和服劳役的奴隶则必须“皆赤其衣”，穿红色的囚服，戴上颈钳、脚镣等刑具，受人监管，㊳反映了有爵者在犯罪之后的待遇也和无爵者截然不同。
在政治方面，因功受爵者能够根据功劳大小、爵位高低而担任各种官职。《商君书•境内篇》云：“能得甲首一者，乃得入兵官之史。”小吏获得爵位可以做县尉，“爵吏而为县尉”。受赐大夫爵位者可以参预政务，“爵大夫而为国治”。战国时秦的官制与汉代不同的一处，就是具有官、爵合一的特点，见《韩非子•定法》：“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就是爵次一级，相当于五十石俸禄的官秩一级。《史记》中《秦本纪》、《商君列传》记载商轶先后被秦王封为左庶长、大良造，既是爵名，又是官名。以爵名代官名的还有拜将领兵的“五大夫陵”、“五大夫贲”、“庶长疾”、“庶长章”、“左更错”、“中更胡伤”、“大良造白起”等等，㊴说明赐爵等于拜官。反之，撤掉官职者，也常常被“夺爵”、取消爵位，成为无爵的“士伍”。
正是因为官秩大小和爵位高低有密切联系，所以在禀粟方面，汉代官吏的俸禄、廩食按官职的级别发放，而战国至秦朝因为拜爵一级即升官一级，因此可以按照爵位的次序颁给不同数量的粮粟。《衰分章》第6题云爵位最低的公士领粟一斗，按秦在统一前后均有“斗食”之吏，系官秩最低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一年，“（王）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史记正义》解释“斗食”云“得斗粟为料”。《汉书音义》：“斗食禄，日以斗为计。㊵”是说这种小吏只是每日领取斗粟为口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之县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史。”属于低级官吏。
斗食以上，或者说公士以上官爵较高的人在禀粟方面有着待遇差别。从《秦律•传食律》的规定来看，官吏外出执行公务，沿途到国家的招待所“传舍”中进餐时，按照爵位的高低享有不同等级的伙食标准。律文如下：
“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䊪（粝）米半斗；仆，少半斗。
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采（菜）羹，刍稿各半石。宦奄如不更。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无）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䊪（粝）米一斗，有采（菜）羹；盐廿二分升二。”㊶
这里所规定的传食标准，明显地与爵位次序有关，大致分成三种情况。
A“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按秦简整理小组的意见，是指在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以上的人，照国家颁行的爵级待遇供给饭食。㊷这是因为当时高爵的划分是从第五级“大夫”开始的，见《汉旧仪》，“令曰：秦时自大夫以上，令与亢礼。“大夫五爵，赐爵五级为大夫，大夫主一车，属三十六人。”《秦律•法律答问》亦有“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㊸是说大夫数目少，是否应当与其他人合编为伍？回答是不应当。正是由于秦时大夫系高爵，所以不与普通百姓为伍。大夫以上的高爵者属于上层统治阶级，另有详细的伙食供应等级标准。
B 第四级不更与第三级谋人（簪褭）伙食标准相同，都是粺米一斗，酱半升，菜羹，柴、草各半石。表明要他们自己（或随从）做饭。
C第二级上造以下到无爵者，供给的是最粗糙的粝米，以盐代酱。
从上述律文来看，是把第一至第四级低爵者的伙食标准分成二等，而对大夫以上的高爵者，则是逐级提高待遇，所说的情况和《衰分章》算题的内容略有不同；后者对低爵者也是逐级增加禀粟的数量。不过，它们在廩粟（食）的原则上基本一致，而和汉代的情况不同，即按爵位次序不是按官秩发放不同数量的禀粟，对低爵者亦然。表明《衰分章》算题所说的情况确实不是虚构，而是有一定真实性的。它和《秦律•传食律》在内容上的个别差别，可能是属于秦在不同历史时期爵制规定略有变动而造成的，前引《商君书•境内篇》的各条记载反映了战国中期商鞅推行变法的时候，各级爵次的待遇差别相当分明，即使是大夫以下的各级低爵之间也是如此，像爵一级为五十石之官，爵二级为百石之官，增爵一级即益其田宅。所以我们分析《衰分章》所讲的大夫至公士各级依爵次分鹿、出钱、廩粟的现象很可能属于这个时代，而《传食律》则是战国末年到秦朝初年的法典，出现较晚，可能在爵制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使低爵四级的待遇差别缩小了，一、二级合为一等，三、四级合为一等而到汉代，低爵八级之间的身份、权益差别就演变得更加接近了。
《九章算术》既然成书于汉代，怎么可能会出现反映战国情况的算题呢？这是因为，它的许多解题方法是产生于秦代以前的，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说：“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提到《九章算术》当中有些内容是根据遗留下来的先秦算书残篇整理删补的。《衰分章》中三道涉及爵次的算题，或者属于此类，就不足为怪了。
那末，二十等爵的制度为什么到了汉代就发生了这样明显的变化呢？我们认为，它的演变和战国到西汉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地位的升降有密切的关系。爵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适应特定历史时期内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要发展、壮大自己阵营的势力，打击、削弱旧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还要在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主要以军功为赐爵的基本条件，如秦“有军功者，各以其率受上爵。㊹”相反，如果是没有军功的人，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能获得爵位和优厚的待遇。“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㊺”《史记索隐》解释道：“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受爵的对象大都为士兵、军吏、将军，或者是对国家立有其它事功的人。战国至秦朝，是军功地主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西汉初年仍是如此。刘邦统一天下，做了皇帝以后，曾经多次下诏奖励随他南征北战的将士，对有功者加官晋爵，赏赐田宅，复除赋役。汉初的朝廷大臣和地方长官，也多是行伍出身，少有旧的世袭贵族。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下列记载：
《史记•张丞相列传》：“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汉书• 景帝纪》中六年五月条，“先是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
《汉书•张苍传》：“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
《汉书•儒林传》：“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
反映了西汉高帝至文帝时，朝廷的三公九卿、地方郡县长官，大多是军功地主。但是经过“文景之治”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成长，凭借兼并土地、兴办工商业而壮大了实力的豪强地主集团开始“武断乡曲” ㊻，控制地方，登上政治舞台。这些人尽管没有官秩和很高的爵位，却因财力雄厚而称雄一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当时“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讲的就是他们的情况。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战国至秦代那种身份贵贱按功劳大小、爵级高低排列的次序便被打破了，财产多少成了衡量社会地位的新标准，富翁与贫民之间建立了种依附、隶属关系，是西汉中叶以来的普遍现象。像司马迁所说的，“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㊼”其中的大姓、豪族，“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役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㊽”而原来掌权的军功地主阶层势力则逐渐衰弱，子孙多为不肖之徒，大部分腐朽没落，“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㊾”到宣帝时，政府调查汉初功臣的后代，“咸出庸保之中。㊿”已经没有能力再来操纵国家机器了。
封建政府为了获得豪强地主阶层的支持，不得不满足他们的政治需要，改变原来的军功赏爵制度，因为豪强地主并非靠战功起家，而是依仗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所以，汉代爵级的提升由以军功为主改变为多种途径。例如：
A可以入钱、入粟来买爵。西汉时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成帝均颁布过卖爵令，人钱者每级交纳千钱至二千钱不等。 输粟买爵的规定始于文帝，“令民人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51”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县官以除罪。○52”有钱千文以上，有粟数百石、数千石乃至万石可以买到爵位者，自然只能是地主、商人阶层，“粝食褐衣”的贫苦农民是无力问津的，这种制度的实行显然有利于豪强地主们获得免役、减罪等特权和荣誉。
B可以徙边赐爵。汉代由于西北地区经常和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为了增强边境的经济、军事力量，吸引百姓由内地迁移到人口稀少的西边、北边，政府曾经采取了官家供给移民衣食、房屋、工具的做法，并宜布对徙边者和输奴婢于边境安家者赐以高爵。其具体规定见《汉书•晁错传》：“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对于豪强地主来说，徙边赐爵也是有利的，他们不用亲身前往，也可以通过输送奴婢的办法来获得较高的爵位。
C可以由普赐民爵而晋级。战国、秦代普赐民爵的事例很少，偶而出现过几次，也都是有特殊的原因。例如长平之战激烈进行时，秦昭王“发卒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断赵救及粮食，”○53为了鼓舞士气，曾经赐民爵一级。秦始皇在位时仅对治驰道者和迁北河、榆中的3万家赐爵一级。○54而汉代自惠帝、文帝以后，遇到国家喜庆之事，常常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普赐民爵，两汉各有数十次之多。但是，汉代政府将第九级五大夫作为高爵的起点，又规定赐民爵累计不得超过第八级公乘；超过公乘的爵级，只能移给兄弟、子侄。由于公乘以下的低爵没有多少权益，平民百姓在普赐民爵当中捞不到什么好处，封建政权用这种办法来限制普通吏民通过赐爵升入高层，控制国家机器；也是为了保证那些财力充足、能够用钱粮买爵的豪强地主获得高爵，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受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