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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国家汉办这几年大力推广汉语言文化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习汉语的热潮。适应这种形势，中国在国外创建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而了解中国，建立了有效的平台，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相信随着“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充实与完善，其对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我个人在国外讲学的时候，对此也有切身的体会。2008年，我曾应邀到罗马大学演讲，参观了罗马大学孔子学院。我讲的是唐诗《春江花月夜》，听众将近二百人，他们精神贯注，每听到精彩的地方便热烈鼓掌。通过这首诗，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独特的美和魅力。这次演讲让我着实感觉到意大利青年对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我想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问：近年来，孔子学院确实发展很快，也得到了海内外的普遍认可，但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您知道，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深化，西方文化大量介绍到中国来，我们要想向经济上相对强势的西方国家推广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绝非易事，我们深感，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袁行霈：中华文明要走向世界，这已经成为共识。语言文字作为文明的载体，主要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成果。汉语跟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英语，以及其他较大的语种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汉字又迥别于拼音文字，凡此都增加了互相沟通的难度。中国古代的典籍，以及当代的人文社科论著，译成流畅的外文十分困难，即使是优秀的翻译也难以表达那些微妙之处，在国际会议上，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也存在着一些语言的障碍。
中华文明要走向世界，还是要依靠我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我们要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文化上主动自觉地走出去。应当说，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其中所包含的智慧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来纾解当前世界所遇到的困境。在国际社会上中国的声音应当更多、更响亮在当代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应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尽管存在种种困难，我相信，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问：那么，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中，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如何提升其影响力呢？
袁行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我想说的是，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只要我们采取的态度正确，国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国学的提出虽然与西学东渐的刺激有关，但是从国学研究的实绩来看，还是或多或少地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再次出现了“国学热”。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要在这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中立足和生存，不仅要实现科技的自主创新，文化也要自主创新。一味地照搬古人和照搬外国，都是不足取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我一直强调的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如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问：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东西方文明如何才能实现对话和融合？
袁行霈：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但这种状况不应当也不会导致民族文化特色的消亡。我曾经倡导过“文化的馈赠”这种观念，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华文明也会得到更多的途径走向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显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因此，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既不是单一的全球文明，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自主以及多元文明的繁荣。不同文化应当以开明开放的态度互相包容，和平和谐地相处，以期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这是我们对21世纪人类生存方式的正确选择。
（文字整理：文琼）
从汉语走向世界看各国语言推广背后的博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陈雨露
一
有人说，文字是人类在无限期博弈中形成的契约。这种解释虽然学究，但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走到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文字确实在方寸之间演绎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所使用文字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人类曾经拥有的文字要远比今天丰富，然而有的在无限期博弈中逐渐成长，有的则逐步消亡，随之消亡的还有一个个仅留在异族文字上的民族，如今人们只能在字里行间揣测这些殇逝的文明。
任何一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应用乃至成为国际交往的媒介都绝非偶然，文字交流折射出的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竞争与平衡，是“大国兴衰”的基本符号，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动和平衡。较之军事强势和经济强势的影响周期，文字与文化强势的形成相对缓慢却更为持久。世界历史经验或可说明，一种语言与文化一旦借助“硬实力”建立起自己的影响，便在相当程度上延长着“硬实力”影响周期，甚至可以在军事与经济强势发生转移之后，反过来成为国家实力主导性因素。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种文字成为区域语言乃至世界交流媒介，汉语、拉丁语、法语都曾独领风骚。汉字的背后是秦汉雄风，是唐宋辉煌的赤县文明与经济成就。公元前后，在秦汉移民的影响下，日本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至今日文中汉字的面孔仍依稀可见唐宋时代，汉字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是官方书写系统，有时甚至是唯一书写系统。古代朝鲜半岛，汉字级别最高，“乡扎”次之，“谚文”再次古代日本书写常用真名而不用假名，“真名”就是汉字，男人多用汉字，女子多用假名，文字暗示等级差异。罗马帝国时期，能书写拉丁文被视为一种荣耀，虽然蛮族兵锋撕裂了罗马帝国，但“雅典-罗马”文明靠拉丁文字流传了下来。克洛维、查理曼时代直至17世纪，法语是欧洲大陆翘楚，甚至后来雄霸全球的大英帝国当时也在读法语《圣》，法语曾为人类贡献了莫里哀、巴尔扎克、大小仲马、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基督山伯爵》和《悲惨世界》更是成为世界文学瑰宝，它们以法语独特的方式为今人讲述了那个时代。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似乎已经是英语独霸天下。汉语、法语虽然仍与英语同列为联合国书写语言，但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远弱于英语。英文确实是一种简约、明快的文字，字里行间带着雅利安人的严谨与典丽，不过这绝不是英语崛起的唯一原因。18到19世纪，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建立殖民地，英语被残暴的掠夺者带到了全世界，套用英国女王的话，当时"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人讲英语”。当代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更重要的是新大陆造就了美国兼收并蓄的移民文化，英语背后是支撑全球经济的美式思维。
二
与文字一样，文明之间的竞争同样也是一种无限期博弈。而文明的竞争，在更多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经济的竞争。
当中国进入唐宋盛世的时候，欧洲还在北欧海盗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是西欧借集体对抗自然的方式，落后的农业生产根本维持不了一支常备军，在整个历程中我们何尝看到一点文明的痕迹？然而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才使得它在这段时期走入了一条试错路径，尝试新制度、新体系性命攸关。欧洲封建割据框架提供了试错途径，封建领主乃至王国之间不存在统一的王权，各自可以独立进行经济试验。虽然这个过程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但我们却在中世纪乃至近代西欧历史上看到了发展的脚步：军事民主的英国、君主专制的法国、商人自治的西班牙等等。每一种体制都有可能成功，也都有可能在整个欧洲传播。
海运的发展使得西北欧市场早熟，在一次次谈判中双方不断在商业中强调契约，由此有偿交易、谈判等模式逐渐成为西欧的经济模式。其实，西方文明历程在反复诠释这样一种理论：双方力量均衡，契约就是力量；若实力悬殊，力量才是契约。
这便是西方文明和经济的开端。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以历史悠久著称，而其传承形式——汉字，则是硕果仅存的古代文字，同时代的埃及图画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都在公元前后退出了人类使用范畴，成为历史文字。与这些古老文字的命运相反，汉字始终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印记，一方面得益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的统一性和继承性。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汉字的铁钩银画之美，正如同没有人能否定中国文化的瑰丽一样。汉字千年一系，折射出中华文明的自信。正是在这种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一代代中国人肩扛手推，把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一步步从洪荒推向辉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劳动力原粮产量就达到了3188市斤，盛唐时期这一数字为4524市斤，绝对是世界翘楚。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已达120万，分为414行，纺织、造纸、造船等方面的技术世界其他国家难望项背，绝非当时西欧可比。西方了解中国也肇始于这个时代，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虽不能讲尽盛唐风流，却向西方展示了中国雾绡般的轻裾。
追求利益确然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然而利益必须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去追求，而不是依靠完全外在的契约，这正是我们华夏文明所谓的“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与市场价值观一道，在历史的绵亘中传扬。直到近代，中国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中华文明进入了固步自封的轨道。当西方使者马噶尔尼带着地球仪和热气球觐见乾隆皇帝时，爱新觉罗弘历竟然对“地圆说”嗤之以鼻。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朝大门，中国才惊讶于世界的发展与变化，而此时美国已经成为列强新贵，世界的夜晚开始有电灯照耀，英语开始一统天下。也是在这个时代，世界经济开始随着列强炮舰形成了全球化趋势，伦敦、纽约金融市场开始在瞬息间撼动着世界经济脉搏。
三
然而，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尽善尽美，某一时刻一种或者几种文字胜出，其背后文明也可能主导世界潮流同样，任何一种文字或者文明也不可能永远主导世界。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中国宏观经济在1980到2005年间均实现了年均9.6%以上的增长速度，2006年达到10.7%、2007年达到11.5%，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2008年，中国经济也保持了9%的增幅。这样的记录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中国奇迹”。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GDP已超过30万亿，按照美元换算，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中国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支新生力量。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表征的人民币，在经历了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国际金融动荡的考验后，依然以其强劲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大国，已经确立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发展战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格局的转变，世界文明的格局又将发生哪些变化呢？或者说，中华文明能否顺利“走”出去，成为世界多元文化新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语输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最初，汉语输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其结果却使中国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建国以来，几十年汉字传播对中西文明沟通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汉语输出为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窗口。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意识氛围都与西方国家相去甚远，但汉语沁人心脾的芬芳贯穿了五千年文明，不是西方世界朝夕之间的经济实力可以替代的。正是这种魅力征服了世界，新中国汉语输出已经超出了经济意义，世界接受的是汉文化价值观，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永恒。
从那时起，汉语言推广工作不仅是国家友好交流的桥梁，更是中国整体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此地，汉语输出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或语言表达形式，更是国人的梦想。1971年，国人梦想终于得到了世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大家庭，其中汉语输出功不可没，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草案的23位提出者，绝大多数为第三世界国家代表，且提议代表多接受过汉语教育。
千年传承把文明印记深深烙在汉字的字里行间，汉语所谓传统并非亘古不变的教条，而是数千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品格、多民族融合的智慧结晶。汉文化不是“圣王规范”的古董，而是时刻演变的新生命。汉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朴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理学、心学等诸多流派，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主流表达方式则完整勾勒出这种永不消歇的多方向追求。即便是传统文化中相对稳定的政治人物也出现了司马迁、王守仁、李贽、黄宗羲等异端思想家，《知行录》、《童心说》的思辨表现出强烈的自省和反叛。所谓传统与反叛，不过是中华文明动静两条血脉，任何片面夸大传统与反叛的疏离都会忽视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也会导致对汉字乃至汉文化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