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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伦理文明的根本价值是由代际责任关系衍生出的社会道德系统，即上代对下代的哺育和期望，下代对上代的反哺或孝敬。抚养与反哺是基本的道德元素，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道德元素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都是从一个家庭、一个血缘继承体系发育延伸为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例是所有其他文明形式都不曾体验过的，她在人类经验时代提供的经验总量是叹为观止的，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都不可能体验也不可能对照的。经验是新知识的母亲，依照西方文明的历史来看，经验的不断积累成为了新思想的要素，成为了新技术链条中的要素，并推动了后来所谓的科学思想的发展。但是我们中华文明——在全人类历史上经验材料最为丰富的文明——却控制了自己的经验，让其没有向发展的方向不断积累，永远停留在其诞生初期的精神境界上。
它为精英阶层的智力找到了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道德成就的方向、精神自全的方向、品质修炼和完善的方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指的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无论闲暇还是匆忙，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高贵还是低贱，人生的最高成就和满足就是对于自己的道德完善。“齐家”则更为基础，实际上“齐家”应该列为第一条，将来可以把它修订一下，实现生命生产单元里的责任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所以，中国人强调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生育的渴望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精神特征。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基础。
远古的祖宗和未来无限的儿孙是中华文明基本的精神链条，而不是物质链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明最根本的宗教。对于那种认为中华文明没有宗教的观点，我不赞成，宗教在西方文明中承担的内容、责任和义务，在中国的代际关系和生命的生育过程中全部体现和完成了。以上几个特点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西方文明可以理解为一种竞争性的文明。竞争性的文明的产生在于其生存环境，由于多种族近距离相处，这种文明的生存地域在人类农耕文明的早期没有优越性，因此，不同种族的天然对立和生存资源紧迫的后天对立，形成了地中海沿岸成为不同种族激烈冲突的根源。当然，这种根源也是贸易的源泉，这种冲突也是竞争的源泉。所以，民主国家在欧洲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不同的宗教在该地发端也不是偶然的事情，都是这种多种族在相对紧迫的生存地域里长期竞争的结果。但中华文明不是这样，它人种单一，在不同部落和部族间对立的深度与激烈程度上缺乏这种人种背景。中华文明在人种上互相认可，还有辽阔的平原、浩荡的大河，导致其物产相对丰富，生存相对简单容易，这是非竞争文明和竞争文明的区别。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社会的发展样式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一个耕作条件不错的文明，一个非竞争的文明是静态的文明，它要求自己在理性境界上安顿下来。当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区别，我之所以挑选上述内容，是因为从本片八集内容来看，上述文化认识的背景都是基础性的，将支配我们对八集内容的选择和表述方向。
四 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状
这一问题非常关键，我还希望在这点的基础上，将来能讨论出一些有所突破的观念方向。如果对此有所贡献，在中国社会理性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对我们社会的理性建设可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的传统今天不可辨认，我们的传统今天不可简单表述，我们的传统今天也不能被方便地理解，更不可能被全面地理解，原因何在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双重遭遇，一是其生存性遭遇，一是知识性遭遇、理性遭遇。这两件事情本来是同一件事情，但我们今天想从不同的侧面来谈。
这种生存遭遇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文明是被迫与西方开始交往的，也是被迫接受了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西化的过程。在被迫接受这种生存方式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使我们自身对传统的感情和态度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中华文明是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以天下为我的文明、一个以我为天下的文明、一个曾经在文化的自豪感上君临天下的文明，突然遭遇了其无法对抗的入侵者入侵。几千年文明的自信，在生活方式上完整的独特性，要求其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保守自己、对抗入侵，这就是“五四运动”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今天的青年知识分子简单地批判当时人们的保守、僵化、狭隘，是没有道理的，那是忽略了我们几千年文明的地位和自尊，忽略了那种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和强大的心理后果。上个世纪初，清末的大学士倭仁在慈禧太后的御座前，为是否要办洋务学校而打官司，甚至声泪俱下。我们当时是在捍卫自我、拒绝入侵、保守自己、抵抗对方，因为当时我们的汉字、我们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受到了挑战，却不会轻易缴枪投降。但这种对抗注定是没有理想结局的，对抗有多激烈顽强，对抗失败后的社会反动也就有多激烈和深刻。
鸦片战争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被一把火烧掉、北洋舰队被日本人打沉在东海之中，这些连续性事件导致社会精英层和整个社会情绪对传统信仰产生了危机。当时，中国还没有认识到我们和西方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当时，我们的先辈，即便最优秀的分子，也不能理解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回观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场景。这段历史启示我们，不能试图把我们的过去简单地当做西方文明的一个落后时代。
五 传统启蒙是中国当今社会启蒙的两大方向之一
由此看来，我们的任务就集中到了宏观的任务和微观的任务两个层面。宏观的任务就是，我们面对的是对整个民族的传统启蒙。
传统还需要启蒙吗？是的，因为上述理由，传统在我们的意识和知识界变得模糊不清，变得不可辨认，我们的传统不再真实，我们的传统不再系统，我们的传统以知识和文字的形态存在着，是松散的、没有逻辑关系的，是非体系性的存在，它们往往是丰富的资料、资源，而不是理性成果。我们的传统在生命的继承过程中表现得比在知识的继承过程中更为真实和顽强，因此，中国越落后、越偏僻、越基层的地方，保存的传统元素越多。
在今天这种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过去那种血缘亲情、家庭关系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被深刻地表现着。几亿人口离开自己的家庭去打工，到春节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令全人类叹为观止的大移民运动。这种移民的目标是为了兑现、享受和实践一种情感需求，一种基于伦理血缘的情感需求。这是至高无上的，不论尊卑贵贱、贫富易难，它是人人都要去体验的一种精神理想、一种精神生活。
我们只有完备深刻地理解了我们的社会传统，中华民族才不会重蹈覆辙。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我们付出了近百年极为激烈和惨痛的民族代价与社会代价，那么这种理性的根源在何处？根源在于对我们传统的理解。可以说，现代理性支配我们，指导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基本方向。首先，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接受市场经济，这是基于全人类的生存方式作出的整体选择。其次，我们必须接受现代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同时存在一种伴生物，即要求现代社会管理，而现代社会管理的条件就是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利。这一目标的确定并不是最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在观念上已经解决了，根本的困难在于，我们将以什么心态、什么策略达到这样的目标？目标往往不错，但如果策略错了，将与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
因此，启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双向任务，向前是现代理性的启蒙，向后是回观我们的传统、回观我们历史的启蒙。这双重的理解和双重的启蒙缺一不可，任何偏废都可能导致后来的社会进程偏离我们的愿望。
总之，历史不会死，它顽强地生存于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之中，在社会大冲突、大矛盾面前，它会顽强地表现其惯性。在某种程度上，当社会巨变的时候，一些传统因素、传统惯性会起到支配性作用。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进展，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中国人压抑上百年的民族自尊和文化传统一定会兴起，甚至波涛汹涌。这当然也是一个社会传统启蒙的时代机遇。我希望《汉字五千年》成为有意识地迎接这一机遇的激情之作，更是理性之作。
立足于全世界的背景，理性地梳理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介入社会启蒙，应该是我们对待传统的第三个阶段。
六 汉字与传统文化
在上述文明的比较分析中，汉字可以作为怎样的一个表达载体？这一载体能帮助我们梳理出哪些发人深省的、启迪民众和社会的精神价值与社会意识我认为，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汉字是我们传统文化最真实、最中肯的象征和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有形和无形的领域中，找不到另一个比汉字更可靠、更缺乏争议的象征。
（二）汉字有比我们的文化更顽强的岁月连续性。受到西方冲击之后，汉字改头换面了，却没有抽筋换骨。这种顽强性很可能预示着被我们忽略的文化传统中的其他要素，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将会重新恢复。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其他方面的真实性，需要我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再现和恢复，而汉字却依然客观地体现了这一连续性的过程。
（三）汉字清晰地凝固和表达了我们的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包含了我们的文明本质上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因为汉字，我们才有了可靠而清晰的推想。
（四）汉字赋予了我们电视片创作以巨大责任。之前，我认为汉字的知识性及其天生具有的中国文化中少有的概念化特征，很可能成为我们一个巨大的知识负担，甚至是我们的囚笼和约束。但现在我想清楚了，我觉得汉字给了我们空前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文化价值和安全性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文明的所有要素都与汉字息息相关，我们这个文明的任何重要元素都与汉字脱离不了干系，脱离了汉字记载、传承、表达的那些社会要素都不重要。这样一来，赋予我们的自由度实际上是无限的。
纪录片《大国崛起》播出后给了我两点启发。一是对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发。应该说，过去创作这种片子的时候，我经常感到非常疲倦、缺乏热情，原因就是一件事当十件事干，那种重复性的劳动让我害怕和恐惧，当然也与工作的特性有关。但是，《大国崛起》播出后的反响超出我的预料。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反省，我们创造思想、传播思想、传播观念的方式是不是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我同时接受了《汉字五千年》和一部24 集的历史片，甚至包括另一部计划六年完成的历史片的创作任务。我想，很可能这样一些工作比我在某本著作中的思想表达，对于今天迫不及待、马不停蹄的社会更有好处。这是浅显的工作还是深刻的工作？我不认为它是浅显的，我认为它是深刻的，它能让埋头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将其最有价值的思想，借助与最优秀的电视人进行的具有时代性的系统合作，导向一种具有社会启蒙意义的真正的公众浪潮。
给我的第二个启发是，预测、驾驭和运用社会情绪，是大众传播工作取得效果的重要方式。《大国崛起》呼应的是崛起意识，中国这样的大国做了多少年小国，终于崛起了。它所呼应的潜在的社会情绪，是传播以后的社会效果告诉我的。
在拍摄《大国崛起》之前，我们曾经认为社会成员的多元化分解了人们的社会关注，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社会关注并没有被彻底消化和分解，而是更顽强地积压下来，等待着一个公共机会开启其表达的大门。至今我仍不认为《大国崛起》真实表达了多少新的思想和观点，它仅仅是表达了意识，在表达形式上确实属于破天荒，我们第一次以超越教科书的表述方式向人们讲述了西方，我们第一次以中国传媒的眼光打量了西方的历史，我们第一次从整个现代人经验的基础上，向中国人叙述了某些社会的可能。但是，除了在选材方面有一些社会意识之外——这种意识本身包含了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和思想，应该说它在具体的知识和思想方面没有什么创造性，但是《汉字五千年》则不一样。
汉字曾经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经验世界，符号化本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但只有中国的汉字生活在一个经验的时代。它被理性面对和理论面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是西方的逻辑精神、逻辑思维方式进入中国以后的事情。对汉字本身和汉字所代表的文化进行体系性的总结，这项任务今天仍然处于初耕阶段，因此，提出新的观念和新的见识具有充分的可能。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形成了《汉字五千年》这八集的内容和思想。
（本文由高晓蒙、裔欣根据2007年《汉字五千年》摄制组首次创作会议谈话录音整理）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
按袁行霈先生家的书橱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中国文化典籍，其中也不乏袁先生自己的著作、如《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以及他主编的《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等等。一直大力倡导国学研究的袁行霈先生，对于这部全面讲述汉字五千年发展历程的纪录片《汉字五千年》也相当关注。由《汉字五千年》而及中国传统文化，一场关于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走向的对话，就在这间飘着浓浓书香的房间里展开了。
问：纪录片《汉字五千年》2009年春节期间刚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听说您对此十分关注？
袁行霈：《汉字五千年》我饶有兴趣地连续看了好几个晚上。这部纪录片虽然是讲汉字的演变过程，但联系中国的历史和考古发现，形象地说明了汉字对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所起的巨大作用，很有说服力。对比其他文字的形成讲汉字的历史，视野开阔，知识性强，其中还穿插一些专家的谈话，使人感到亲切、活泼。我相信它会受到广泛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