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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开玺
他认为，立国之谋，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国民，大清国的国民，都能够激发起忠君爱国的气节，那么就可以抵御外侮，而不必向外国学习，尤其是不必向外国学习一些制造枪炮、船舰的具体的技术。
在奏章的最后，倭仁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万不得已非学不可，也不能由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们去学。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知的愚民有半数受到蛊惑，全凭读书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现在，让国家培养的栋梁之材去向洋人学习，“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上书18天之后，公元1867年阴历三月初二，奕䜣向皇帝上奏折，不点名地斥责倭仁等人“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特别提到，七年前，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京师危在旦夕之时，士大夫们“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
这无异于指斥倭仁为“空言误国”的无能之辈。倭仁真的是一个无能的人吗？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迟云飞
倭仁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他是蒙古八旗的人。但也考取了科举的进士，就是科举里面最高的进士。他的传统学问，特别是宋明理学，非常有造诣，所以号称“理学大师”。
以中国传统价值基准来衡量，倭仁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难关，并成为朝廷重臣，无疑已是优秀的人才。那为什么倭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呢？
■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徐建新
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在1750年，那一年在中国出版的出版物，比当时西方出版的书籍的总量都要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穷极一生，都倾心于研究经史子集，来寻求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解答。
两千年前，正是这套方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华夏子民的荣光一直延续至今一百年前，正是这套方法，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康乾盛世”，清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规模……
基于这样的经验，倭仁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当时的立场，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显而易见，传统的思想方法难以面对现实的世界。
公元1867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自己的府邸，恭亲王奕䜣当面和倭仁发生了争论。
■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郭方
奕䜣的反驳就是，我办同文馆，为的是富国强兵，你这一套礼仪和道德，如果能富国强兵，那就请你来办。后来甚至上奏到西太后，请倭仁统管同文馆。结果倭仁听了，被这一将，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认输，败下阵来。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江沛
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西方，已经不再是中国历史上我们过去常常碰到的，像游牧民族等等这样一些势力。西方是经过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长起来的，是现代化的一个新势力。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军事制度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全新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当然，倭仁从中国古籍，从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几千年来，承载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汉字，突如其来地面对了比自己强大的文明。不论愿意与否，使用汉字的人们不得不抬眼看世界。来自西方的语言、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汉语和汉字第一次有机会从另外的角度端详自己。
这一对比，不仅是汉字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更是文明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汉字、中华文明面临数千年未遇的历史大变局。
《广韵•唐》“途，道也。”
公元1895年，在天津的一条名叫大狮子的小胡同里，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正夜以继日地翻译一本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英国论文集。
官从四品的堂堂水师学堂校长，如此面对外国人的言论，显然需要卓越的勇气和超乎寻常的眼界，那么，这样一种跨时代的伟大见识，为什么会在严复身上体现出来呢？
公元1840年，在称霸全球的野心推动下，英国军队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沉醉数千年的田园梦，被永远地击碎了。
就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战争中，曾经直面英国侵略者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英国水师的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现代海军的构想。
但道光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却是“一片胡言”。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葛剑雄
林则徐是当时最开放的，但他的幕僚却跟他建议我们跟英国人打仗，只要准备一些长竹竿就行了。为什么呢？他说他观察下来，英国人的关节是不能弯曲的，是直的，所以打仗时候把他拨翻在地，他就爬不起来，然后束手待毙。林则徐觉得有道理，还居然向道光皇帝提出这个建议来。所以当时，林则徐虽然比较开放，但也没有摆脱中国这样强大传统授予他的条件。
十五年后，英、法侵略军再次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京城。在圆明园痛苦的哀号声中，迟钝的满清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近代海军的威力，以往“以夷制夷”的国策，被“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取代。
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清政府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此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而就在这二十年间，蒸汽舰已经开始取代帆舰，西方的海军又有了飞跃性发展。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开玺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一套军事工业体系或民用工业体系。同时又要派遣留学生，包括架设电线，解决通讯问题修筑铁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还要兴建新式海军，抵御外侮。实际上，洋务派搞洋务运动的一个根本目的，用他们话讲就是求富求强。
公元1876年，严复成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当时船政学堂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在这里，严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开始学习英文。
第二年，23岁的严复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中的一员，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的同学中，还有日后成为著名海军将领的邓世昌、刘步蟾等人。
■ 天津博物馆研究员 林开明
他（严复）在国内受的教育是四书五经这样的科举教育。但是一到外国却接触的是西方的一些著作，包括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哲学思想，这对他的触动很大。
公元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不到一年，即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罗致麾下，先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和总办。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完全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的同学邓世昌、刘步蟾也以身殉国。
■ 语言文字学家 周有光
后来更不行了，被日本打败了，这给中国震动太大。日本的文化是我们传过去的，它都把我们打败了，震动自然很大。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迟云飞
包括清政府很高层的官员，比如说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人，都在想，过去我们学了洋枪洋炮、大军舰、武器制造，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就失败了呢？我们差哪些，差什么呢？
失败是无法回避的血淋淋的现实。看来，构建富强的国家，仅有“坚船利炮”还远远不够，那么，中国落后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所有志士仁人的目光急切地投向了我们的近邻——日本。
■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 水野明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学西洋，三十年就开始仿造西方的大枪、大炮、造船，一下子就把中国打败了。西方的科学已经几百年了，三十年就开始仿造拿过来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它三百年就都拿过去了。这个民族厉害啊，它要学你，其实是很快。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元1898年，严复历时三年翻译的《天演论》一经面世，立刻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梁启超读了《天演论》后感慨道“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也。”他认为，正是由于从秦汉以后“一统垂裳”的社会结构中断了竞争，因而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弱与停滞。
北洋水师在大海中覆没，传统王朝的威望、传统政治的威望在龙的土地上覆没了，有识之士开始面向西方世界寻找救国图强的方略。
从公元1900年开始，短短十年，至少有1599种介绍西方思想、政治、文化的书籍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对外国文字的大规模翻译，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尚无先例。
任何文字都是文明的载体。汉字，一旦开始与别的文字大规模交流，就不仅仅是文字间的相互转化。当前所未有的信息、思想注入汉字时，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要主动地迎接了。
《说文解字》“同，合会也。”
公元1905年9月2日，一纸诏书把十万读书人金榜题名的理想化为泡影。这一天，慈禧太后颁布政令，废除在中国运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由此，中国历史走向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仅仅在四年前，公元1898年10月9日、11月1日，慈禧太后还曾两次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为什么垂帘听政的老佛爷会出尔反尔呢？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江沛
中国的政治统治结构，是一个闭合的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如果说没有外力入侵，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可以保持相对的和谐与稳定。科举制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新的体系将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把儒家文化挤向知识体系的边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结构里面最重要的“黏合剂”，可能会慢慢地干枯。
关于科举制度的存废，为难的并不只是慈禧。早在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公元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但三年后，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康熙皇帝又恢复了八股文考试。而这一次，连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们也前来敲响丧钟。
公元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掌握实权的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洋务运动”的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日益恶化的政局，已经没有人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公元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六年后，大清王朝终结。“金字塔”的砖块在滑落。科举一经废止，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中国社会的核心，各种新思想如同雨点般，无遮无挡地击打在传统中国的躯体上。
于是，新一种危机随风而来，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葛剑雄
废科举是为中国各类人才的选拔成长扫清了障碍，这是它的优点，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废了科举以后，怎么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跟选拔，当时还来不及制定。因为废科举同时应该兴教育，办新式学校，但这个过程，当时的中国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迟云飞
新教育也有一些新问题。新学堂和留学教育培养了大量新式的知识分子，新式的知识分子比过去在科举体制下面旧式书院培养的人要多得多，可是现在社会上由于经济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快，就没能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工作岗位，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这是洋务运动的主将、清末重臣李鸿章晚年的一段话，虽然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这段话也道出了清末士大夫们的失落和无奈。
现在，破烂不堪的纸房子终于现出了原形，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破房子的性质，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中国无关！
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身处一条千疮百孔、风雨飘飘的大船上，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开始了艰难的求索。
公元1917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一时间石破天惊，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认为，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也都进行过“文学革命”。当时，欧洲各国放弃了古老的拉丁文，改用新兴的市民语言，这不但造就了现代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使文字真正成了表达思想的工具。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周质平
接下来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他的文章比较激烈，说要打倒“山林”的文学，要打倒贵族的文学，而建立贫民的文学，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文学革命”这四个字，其实胡适自己并没有用过，他比较谦虚地把它称作“刍议”。“刍议”的意思是说，一个不成熟的意见。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风云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文学革命”这样动人的口号，的确具有摧枯拉朽的功能。
在众多的评论中，最让胡适“受宠若惊”的，是来自一位“古文大家”的赞赏，这位名噪一时的古文大家就是当时正担任北大教授的钱玄同。
■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成轩
钱玄同当时思想上属于复古派，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清朝已经被推翻了，应该恢复汉族的古制。1912年，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司科员的时候，还穿“深衣、玄冠”上下班，别人看起来都有点古怪，像个出土文物。
公元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公元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中国的贫弱显然不是通过推翻某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的，很可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