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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方晓阳
其实，和印章相仿的这种刻制和复制技术，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印文陶器上就已经出现了。当然，印章和我们的印刷关系更为密切。“印”字在甲骨文中间已经出现了，尤其是殷墟出土的三枚铜质印章，一个是铜质，第二个是阳文反刻。这种阳文反刻的技术，和我们的雕版印刷技术是非常相似的。
此后，手工雕刻技术随着西周以来的青铜铭文、砖瓦模印，尤其是玺印碑文的镌刻，提高了反刻字技术，使汉字的应用也日趋灵活，这为雕版印刷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的一些宗教信函上，我们也能看到盖印封泥的保密措施，那么，为什么不是欧洲人首先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呢？
■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樊嘉禄
印刷术的发明，它是为了满足社会的这样一种需求，就是要把一件图文作品进行大量的复制。既然是大量的复制，它就需要一种很廉价的，又便于印刷的一种材料。西方没有这种材料，中国有了纸这种材料，恰恰就能满足这种需求。
文章千古事。在纸张开始流行的时代，碑刻也很盛行。
在中国人看来，把文字寄托在厚重的石碑上，比写在轻薄的纸片上更具有永恒的意味。但石碑不可能永远守着，也不可能背在身上，于是，一种拓印的方法应运而生。
所谓拓印，就是用微带粘性的药水洇湿碑面，铺以纸张，用鬃刷轻轻捶打，
使纸密密地附着于石面，砸入字口，然后在纸上捶墨。这种方法拓下来的纸片称作“拓片”，模仿竹简把拓片装订成册，称作“拓本”。
拓印本既不像简牍那样笨重，也不像帛书那样贵重，又可以省去校对和抄写的麻烦，这就大大方便了书籍的传播，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拓印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至此，在亚洲东方的这片土地上，印刷术的诞生万事俱备，只欠分娩前那难以承受的幸福的阵痛。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
公元494年冬，五尊与山体等高的巨大佛像矗立在通往蒙古草原的咽喉要道上，以此为标志，来自印度的佛教成为影响中国人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魏晋南北朝以来，古代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的乱世，战火频繁、民不聊生。佛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步步融入中国，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今生，转移到无法验证的幸福的来世。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方晓阳
在《陀罗尼经咒》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如果您抄写了九十九部佛经，就相当于为自己建造了九万九千座佛舍利塔，为自己建造了九万九千座八大宝塔，为自己建造了九万九千座菩提长塔。这种信念在信徒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传播，于是，几乎人人都来抄写佛经，以取得佛的庇佑，从而在这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广泛抄写佛经的特有的社会现象。
公元581年，后周大将杨坚结束了中国的分裂状态，建立起统一的隋朝，这为雕版印刷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隋文帝杨坚从小生长在寺庙中，对佛教尊崇有加，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佛的弟子。杨坚在位期间，总人口约有4600万的中国，共剃度僧尼23万人，营造佛像六十余万躯，营造寺塔五千余所。
■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李纪宁
国家进行古籍普查的时候，在中国书店看见了一件隋代人抄的经，非常漂亮。隋代抄经的纸非常好，一般的敦煌遗书我们大家能够见到，纸长不过40到50厘米之间，有140厘米这么长的纸，非常少见。这反映了隋代的时候，造纸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同时也反映了隋代对佛教文献抄写的重视。
一门新兴的职业——“经生”应运而生。贫苦的读书人单纯依靠抄写经书就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攫取的一份写卷上，清晰地记载着当时一位名叫康秀华的经生写经的价目：“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三枚，共三十五两麦一百硕粟五十硕粉四斤。”粗略估算，这些报酬在当时至少相当于3000斤小麦。
■ 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汉学家 施舟人
大家认为“字”有一个很自然的副作用，是会带给你一种幸福，一种吉祥。那后来佛教的经，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你把这个经放在你家里，这些仙人、仙女，他们就会从天上下来，保护你的经。
公元1927年，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被发现于敦煌大庄严寺的废墟中，后流失海外。佛像的右下角清晰地印着它的出品时间——隋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
从这张精美的佛教印刷品中可以看出，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臻于成熟，汉字笔划繁复的特点，反而成了技术革新的动因。正是佛门子弟大批复制佛经的热情，最终点燃了能工巧匠们发明创造的灵感，于是等待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印，终于同纸、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从此，汉字不再是一笔一划地抄写，而是一页一页地复制，芸芸众生终于找到了一种便捷可行的广积功德的方式，而人类文明的传播终于有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方晓阳
唐代的玄奘法师每年印刷的普贤像，就达到了5万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到了唐代的后期，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扩展，这个时候，印书的成本远远地低于手工抄写。
■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汉学家 施舟人
后来五代，到宋代，印刷得到大发展。有了那么多的书，大家就可以看书，就可以上学堂念书，所以当时中国的文化水平就比欧洲高得多。
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公元12世纪初北宋首都汴京的繁荣景象，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书肆、药局、图书馆都已出现，整条街道上流淌着世俗而又幸福的气息。这可以说是当时人类社会繁荣的巅峰！
城市商业的繁荣，滋生了大量识文断字的商业人口，推崇文教的社会风气，又极大地增加了读书人的数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荣明
当时北宋政府曾经三次大规模地办学，学生的人数一度也超过20万。而且与此同时呢，各个地方的私学、书院也很多，据说有200多所。我们今天看到的岳麓书院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私学之一。当时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为国家选择人才，平均应试的学生约有40多万。
在这种情况下，以书籍印刷为核心的出版业空前发达起来。雕版印刷的书籍虽然非常精美，但刻版却需要大量的时间，印刷一部《大藏经》需要刻制十三万块木板，费时十二个春秋，这样的速度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书籍的需求。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这段话出自九百六十年前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最早的记录。虽然仅有短短三百余字，却概括了活字印刷术的整个工艺流程。
■ 中国印刷博物馆副馆长 魏志刚
《梦溪笔谈》最后讲了两点，第一点，版框。要做两个版子，一个版子排版，一个版子印刷，这是非常生动的，只有当时的现象的记录才能出现这种内容。最后一点，《梦溪笔谈》里面讲了，毕昇的泥活字已经让毕弄的侄子们所收集到手了。
■ 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中心教授 史金波
这个过程记载也非常清楚，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些年有的国外专家对此提出一些疑问，就说是不是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因为早期的文献也见不到，宋元时期活字印本的文献也没有，没流传下来。
活字印刷术究竟是不是北宋的毕昇首先发明的呢？至少从清代开始，许多学者就在努力寻找可靠的证据。
公元1987年，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的村民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时，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时为武威市博物馆负责人的孙寿岭得知此事，赶忙去收集整理。
■ 西夏文泥活字专家 孙寿岭
与其他的佛经不一样，为啥呢？因为这一本佛经它所印的字，每一个字刻的刻工不是特别高超。你看每一个字，它的横不是平行的横，竖不垂直，每一个角也角不成角，方不成方。
经过潜心研究，孙寿岭认为，这是一卷不同寻常的早期泥活字印本。公元1989年3月，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公元12世纪中期的活字印刷本，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西夏文泥活字专家 孙寿岭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泥活字和泥活字版本。他们说，没有办法定论，甚至有些专家和一些国外学者直接不承认毕昇发明泥活字，他说毕昇的发明仅仅是一种思想、一种设想，那是不能搞印刷的。
经过上千个日日夜夜，孙寿岭在烟熏火燎中经受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最终，他从炉灰中扒出了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印出了《维摩诘所说经》的上卷，使这种脱胎于汉字的死文字变成了活书。
两卷相距近千年的书籍组合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典，而贯穿其中的，正是平民毕舁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透过这一个个散发着墨香的文字，我们依稀触摸到了那个远去王朝的繁华。
■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许嘉璐
中国人的发明，千百件了。中国人的发明影响世界历史变化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域，都有很多，这在李约瑟先生的书里都有体现。但是为什么自古我们说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因为这个四大发明是这些发明里转变人类命运、推进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最重要的四个。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比不上这些机械性的发现。马克思进而评论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个伟大发明。
然而，这些伟大的科技发明却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稳定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博士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历史存在着太多的疑问。公元1840年，当纸张和印刷术引发的知识革命，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送到天朝的海岸时，唯我独尊的汉字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第七集 浴火重生
公元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束。在与英、法两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并且承诺在官方的文书中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方人。
条约中对于中外文字也有明文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具有五千年生命历程的汉字，就在这种极为屈辱的情况下，与养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殊、途、同、归汉字五千年
《说文解字》“殊，死也。”
公元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这一年由春及夏，北京城“天灾”不断。春季大旱，瘟疫流行阴历六月初十，黄沙遮天蔽日，紫禁城内有两个时辰几乎昏暗如黑夜。
一时间，人心惶惶。
按照传统的认识，天灾都是由人祸引发。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折说：“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同文馆”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外语学校。设立外语学校和气候异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是导致“天灾”的原因呢？
梅兰芳的老师齐如山早年曾经是“同文馆”德文专业的学生，他的《回忆录》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人们的情绪：“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即便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充溢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历代王朝一直以“朝贡”来理解国际交往。它从来不操心与外国沟通的事情，那是“朝贡者”的责任，它没有了解外国语言、文字的义务。
而此时，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唯我独尊的汉字同那个懦弱的王朝一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进入人类不同文字相互交流的平台。
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䜣上了一份奏折，请求设立同文馆。其中提出，如果想了解各国的情况，必须得先熟悉它们的文字，这样“方不受人欺蒙”。“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共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然后，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几个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慧的儿童来学习。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江沛
当时上奏这份奏折的目的，是希望晚清政府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要有外语人才。要通过学好外语，避免在对外交往中受蒙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奕䜣同英美等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交往，但是在奏折中却把英语和美语列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政府当时大多数高级官员对于国外，或者说对世界局势还是非常的陌生。
公元1862年6月，同文馆正式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堂。
同文馆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名八旗子弟。由于奕䜣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所以，在此后三年时间里，同文馆以“只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聘请英国传教士教授英文。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迟云飞
稍后一点，1866年，恭亲王奕䜣就奏请，在同文馆里边设一个学天文、算学的地方，所谓天文、算学要一些什么人来学呢？就是当时在科举上已经有了相当功名的一些读书人来学习。
这项今天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震动。在奕䜣上奏折的第二天，“同文馆”大门上就出现了“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揭帖。揭帖显然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开玺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学习孔孟之道，读孔孟之书，学习孔孟之道。那么让这些人去学习外国的一些文学和科技当时他们叫“奇技淫巧”。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于中国孔圣人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于中国儒学的一种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