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天黑以后独眼大汉才出现。集散了，人烟稀少，戏台前后一片寂静，王哥庄就像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洞，没有一丝活跃的气息。我跟着他朝北走去，绕过村庄，穿过田野，很快听到了海浪的咆哮。一面陡壁出现在眼前，沿着小路绕壁而下是滩涂，走过荒凉的滩涂，能看到几条渔船泊在水湾的礁石边。独眼大汉带我登上靠边的一条船。黑衣汉子立在船上，忽地掀开了船舱的门帘。里面油灯闪烁，饭菜飘香，我早就饿了，加上鱼新虾鲜，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独眼大汉推我一下：“进去吧。”自己和黑衣汉子转身回到了岸上。我跨进船舱，看到王济良孤零零地坐在一张矮桌后面，油灯的昏黄让他愈显苍老憔悴，尽管他刮了胡子，剪短了头发，脸却更黑也更瘦了。一个亡命者不期然而然的惊恐的眼睛里，警惕危险的光比灯还要亮。还是那身有破洞的棉袄，里面新穿了白布衬衣，遮去了皮肤上岁月留下的暗淡和不幸带来的痕迹。他瞅了半晌才开口：“俺知道你不是来抓俺的，来抓俺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人。坐。”我坐在了他对面的麦草垫子上：“打搅你吃饭了。”王济良说：“俺吃过了，饭菜是给你预备的，吃吧。”
我没有多余的客套，说声“谢谢”，拿起筷子就贪馋地吃起来。这时候我才像一个真正的中国青岛人，借着饥饿，从殖民地泼给我的泥水中捞出了我的灵魂，膜拜在一餐我曾经那么依赖又那么鄙视的老饭老菜面前。一盆黄鱼大虾，加上煎饼大葱，吃得我满头冒汗。饭间我说起了找他的目的。他说：“你不找俺，俺也想找你。俺的事也该说说了。以前想说，青岛没有明白人，说给谁？就只能闭嘴。”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明白人？”“俺只能认了，你明白算俺幸运，你不明白算俺倒霉。”我想从头听起，就说起了《黄鼠狼吃鸡》，问道：“这种事多吗？”“不多，但也没有绝迹，要不每个双月集日怎么还要演戏呢？”“有了怎么办？”“那不含糊，杀呗！”“怎么杀？用刀还是用枪？”他不言语。我又问：“你当初是怎么杀的？”他沉默了片刻说：“族长把一族人叫进了祠堂，绑了两个男女，又问谁是本家老大。俺爹就把俺推了出去。俺吓得哭起来，以为俺也要被绑了。等到明白俺要杀人时，更害怕了，转身就往祠堂外面跑。可哪里能跑得掉，又被爹揪了回来。爹说：‘这是好事，咱家的荣光，动手之前行刑手是要受礼的，一家送一绺子猪肉或是一条大寨花（鱼），孩儿，你今年有吃的了。’又说，‘你见过爹杀鸡，他就是鸡；你见过爹踩死老鼠，她就是老鼠。’俺杀人是六天以后，两个男女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亲戚把他们抬到海边的石崖上，让他们朝着太阳跪下。族长将一把杀猪刀丢在俺面前说，开始吧。爹说：‘王济良你可不能给咱家丢脸，就跟这些日子俺让你在麦草人上捅刀子一样，千万不要手软。’说着把杀猪刀放在了俺手里。俺不敢看那男女的脸，来到他们背后，战战兢兢的，半天不动手。爹说：‘你要死还是要活？快啊！’族里人也都催起来。不知催了多少遍，俺终于举起了刀，先戳了一下‘鸡’，后戳了一下‘黄鼠狼’。两个男女没有发出我想象中的撕心裂肺的叫声，甚至连呻吟都没有，好像他们是不疼的。爹大声说：‘血出来了，血出来了。’族里人也喊：‘看啊，血这么多，血这么多。’然后就七手八脚把一对男女推下了石崖，下面是翻滚的浪。”我问：“他们的血真的流了很多？”王济良说：“我没看见，戳完之后就昏过去了，吓的，我从小胆子小。”“石崖有多高？”“不知道，俺哪里敢往下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戳的两下根本就不致命，他们并不是你杀死的，而是推下石崖摔死或掉进海里淹死的。”王济良断然说：“不，大家都说是俺杀死的，那就是俺杀死的。俺吃各家各户送来的肉和鱼，并不觉得是白吃白喝。”他说着抹了一把脸，我看到他手腕上被手铐磨烂的痕迹就像一个紫色的镯子。我吃饱了，打着嗝儿：“真好吃。”
片刻，我又问：“以后呢？是不是又杀过人？”“你已经知道了，还问？”我点点头：“也就是说从十二岁你第一次杀人到发生‘皇族事件’，这期间你再也没杀过人？”“没有，俺为什么要杀人？”“那为什么又开始杀了呢？而且一杀就是十八个。怎么想的，难道手就没软过？”“没有。俺也奇怪，杀完了觉得力气没有使完，还想杀。人的心只要硬起来，杀人就像切豆腐。”“在‘不来梅’号上，你杀第一个人、动第一刀时，也像切豆腐？”“俺用的不是刀，是船上的平安斧，一口气砍了十几下，不是心软一下两下砍不死，而是想把大块的豆腐砍成中块再砍成小块。”“能想象出你的爆发是一种能让你舒畅的释放，蓄积得太久太久了。”他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停顿了片刻才说：“对，舒畅得很。恨就是一团绞在一起的绳子，塞在你心里，杀一个人就抽去了一股，抽去一股就舒畅一下。”“现在抽完了？”他拍拍胸脯：“没有，多着呢，还是一大团，夯在这里，估计这辈子是抽不完了。”“这么说你还想杀人？”“想，越来越想。”我停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我们谈正事。你杀人都杀疯了，到底为了什么？”王济良使劲儿抓抓短而密的头发，像是下定了一吐为快的决心：“你是要听简单的，还是要听详细的？”“当然是详细的。我从香港跑到青岛，又从青岛跑到王哥庄，不能就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恨他们。为什么恨呢？怎么就恨成这样了？”他低头又抬头：“现在就说，你不累？”
我正要说“不累”，就听“咚”的一声响，船猛地摇晃了一下。独眼大汉一头闯进来说：“快跑。”然后一把揪住了我。王济良起身来到门口，撩起了门帘。我们看到滩涂上许多黑影在活动，更远处的陡壁前，突然亮起了一只手电，接着水边也有了手电，光亮滑来滑去，几条渔船完全暴露了。王济良回身怒视着我：“俺看错人了。”我赶紧申辩：“不是我领来的，我发誓……”但我的话虚假得连我都不相信。一些人朝渔船跑来，震耳欲聋地喊着：“活捉王济良，活捉王济良！”王济良跑过去拿起了船桨，意识到划船离开已经来不及了，就脱了棉袄要跳海。独眼大汉问道：“这个人怎么办？扔到海里？”王济良不吭声。独眼大汉拉着我来到船舱外面。我看到黑衣汉子正在岸边跟人说话，口气平和，一点儿也没有即将被抓的紧张，看到整个水湾已经被船包围，靠近我们的几条渔船上都站满了人，心说：不应该啊，就算有人跟着我，也不应该这么快就占领海域。我说：“不干我的事，我没有能力挖这么大个陷阱。”“废话少说，害了良叔，你就得偿命。”独眼大汉一手抓住我的衣领，一手揪住我的裤带，就要拎起来往海里扔去。王济良突然喊一声：“放了他！”喊罢，纵身跳进了海里。一群庄稼人打扮的士兵跳到船上，朝海面打了几枪。王济良“咕咚”一声冒出水面，喊起来：“别打了，俺上来！”说着，朝岸边游了过去。几秒钟后，他束手就擒。
绑走王济良的瞬间，他冲我喊道：“别忘了来找俺，俺还没给你说呢！”我愣了一下，这才明白王济良为什么没让独眼大汉把我扔到海里淹死，为什么逃跑以后又回到了岸上。他倾吐的欲望比我询问的欲望似乎还要强烈。我冲他喊道：“忘不了，等着我！”独眼大汉和黑衣汉子跟上了他。他愤怒地说：“还跟着干什么？快走。”
第13章
我想我应该在士兵密布的滩涂上见到劳顿先生，但是没有。直到我坐着驴车离开王哥庄，到达崂山口那个小村落的马车店时，才看到他从一辆军用吉普车里走了出来。我怒气冲冲地走过去，真想臭骂他一通，他却友好地说：“上车吧，我一直在等你。”“等我干什么？”“喝一杯。”他带来了一瓶白兰地，打开后要我嘴对着瓶口喝第一口：“谢谢你帮我，丢失的又找回来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告诉劳顿我要去王哥庄，也许就是为了抓住王济良，如果劳顿无动于衷，我反而应该奇怪。我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因为多嘴，导致了王济良的逃脱；又因为多嘴，导致了王济良的再次被抓。我有什么理由去谴责劳顿？他只不过是尽了一个警察的本分。何况他还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将功补过的愿望促使他鹰鹫一样盘算着猎物，而我却无意中做了他的线人。我一连喝了好几口，喷着酒气说：“接下来，你得帮我的忙，让我见到王济良。”劳顿说：“这个好办，我也想见见他。”
回到青岛后我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去了负一号。玛丽娅拒绝给我开门。我们就隔着院门说起来。我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说：“用不着，本来就不该信任你。”“那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她忧悒地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也希望……”她果断地打断了我：“不。”“我只想告诉你，也许跟我有关，也许没有。”她喃喃自语：“这也是王济良的命，谁让他做下了不可饶恕的事。”我说：“这么快你就知道了，是独眼大汉告诉你的吧？”她说：“你什么也别问，我不会再告诉你了。”我说：“可我要告诉你，我还会是公正的，还会追问到底：他为什么杀人？就像你说的，我感觉他一定有非杀不可的理由。我跟你一样，期待着真相能让他和王实诚都有一个好名声。”我没有提到她，她不过是“姐姐”，异姓姐姐，王济良的名声跟她毫无关系。她沉默了片刻说：“我已经无法再信任你了，再见。”
两天后的上午，我再次见到了王济良，还是在欧人监狱，那间光线暗淡、四壁写满标语的审讯室里，还是劳顿、马奇主教、我三个人坐在桌子后面。前面的王济良不仅戴着手铐和脚镣，还被一根铁链拦腰固定在了椅子上。他的罪行越来越严重，制约自然越来越严厉。我说：“我来了，是你约我来的。”他蜷缩着身子，低着头，朝我撩了撩眼皮，黑瘦的脸上，是万般无奈的可怜。我又说：“我知道你恨我，因为我的不慎，引来了抓你的人，对不起。”他突然仰起头，用英语说：“不说这些了，反正俺是要死的，在这里死和在外头死都一样。谢谢你们的到来，不然死前恐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说：“那就敞开了说吧，他们二位代表联合国，我代表报纸，你尽可以信任我们。”他自语道：“联合国？联合国也能管俺的事？”
我们等了几乎半个小时他才开口，一开口就颤抖，好像每一句话都是抖出来的。为了让劳顿和马奇先生听懂，他一直在用英语说，听多了我发现，他的英语虽然流畅但不标准，不时地夹杂着一些苏格兰方言，可以想见，他曾经跟一些苏格兰人生活在一起。劳顿大感兴趣，小声说：“我好像回到了家乡。”原来他也是一个苏格兰人。王济良越说越兴奋，混浊的眼睛不断挤出一丝智慧的光来，像是黑暗中的野兽在深洞里搜寻着出路。我警告劳顿：“他想扯多远就扯多远，你务必不要打断他。”劳顿说：“好。”时间过得真快，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
1897年，德国人登陆胶州湾不久，王济良他爹离开王哥庄来到了青岛。一起来的还有很多乡亲。他们背着铺盖卷，好奇地东张西望：到处都是苦力，到处都在挖掘和隆起。挖掘的是土，隆起的是石头。德国人建起的漂亮的石头房子让他们恍然入梦。他们来到正在铺设的柏油马路上惊讶莫名：俺的天，外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而在已经建成的街道上，那些戴着高筒礼帽，拄着文明棍的外国人，有牵着狗的，有挽着洋女人的，还有拉着或抱着孩子的，一看就知道，人家把家都搬来了。一伙人正在逛来逛去，突然有人过来，问他们是不是来做工的。他们说：“是啊，是啊！”
如同乡间传说的那样，只要肯卖力气，在青岛，活路好找得很。王济良他爹先是挖壕沟，埋管道，再去海边修路，嫌工钱少，就又去了“总督官署”工地做了一名架子工，一天三角钱。他是打鱼出身，从小赤脚在船上晃来晃去，脚大，有抓力，看天不眩，看海不晕，搭脚手架再合适不过。但不幸还是发生了，不是他摔了下来，是整个脚手架塌了下来。砸死了一个，摔死了四个，他是幸存者之一，从此就再也不敢在那些木头杆子上爬上爬下了。还能干什么？想来想去觉得做一个石匠不错，虽然苦大，但工钱给得多，手艺也好学，还能一直干下去——青岛多山，大多是石头山，材料源源不断，最主要的是他听说德国人规划的建筑只起来了百分之一，还有数不清的公楼私墅要盖。他离开“总督官署”工地去了德国人开办的浮山石料厂，憋着劲儿在石头上下功夫。俗话说“打鱼无师父，石匠不带徒”，指的是只要用心，看也能看会。三年后他成了一名能打造无纹饰的粗石，也能雕琢有简单纹饰的细石的优秀石匠。又过了两年，就在德国人开始营建领事馆、警察局、东亚海军野战医院、专门为欧洲人服务的福柏医院、水师饭店、俾斯麦兵营和基督教堂，需要大量石匠时，他把儿子王济良带到了身边，还给他剪了辫子：“青岛的年轻人都剪了，你得学他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