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最后一批货卸完。带人来取货的头王济良认识，就是昨天见过的长脸人。他们彼此打着招呼。长脸人突然走近他，小声说：“炮台找到了，跟我们走吧，千万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王济良激动得浑身一抖：“真的？好，好，现在就跟你走。”
第40章
王济良跟着长脸人走到天黑，走进了森林。突然，那些人停下了，从稻草的包裹里拿出了枪，有步枪，也有卡宾枪。长脸人端起卡宾枪指着他说：“你得听我们的，炮台如今成了纳粹党的武器，希特勒将用它杀害我们犹太人和所有不拥护他的人。你的罪行已经够得上枪毙，但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炮台，并摧毁它，你就可以将功补过，回你的国家去。”王济良本能地举起双手，惊愣了半晌才明白：他们并没有找到炮台。但他似乎并不害怕，也不沮丧，甚至是庆幸的：他来德国就是为了找到炮台，现在不是他一个人找，而是跟一些德国犹太人合伙找，肯定更容易些。他注意到这些人都留着光头，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在他眼里都成了被侮辱、被迫害的象征。他说：“沿着海岸线，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地找，或许就能找到。”长脸人收起枪说：“请说说炮台和周围的地形地貌。”他说了，很详细。有人皱起眉头说：“他说的大概是沃尔加斯特吧？”
吕根岛和沃尔加斯特之间有一道宽阔的海峡。他们乘坐两条不大的渔船，走了将近一天才到达彼岸，不敢公然露面，在礁石下躲藏到天黑才开始寻找。王济良觉得跟他记忆中的炮台地形果然有些相似，但就是不见炮台的影子。一整夜的跋涉结束后，他们出现在一座最高的山上。放眼瞩望，王济良突然发现炮台就在脚下的山岭之间，那不是巴赫别墅吗？那不是炮台教堂的尖顶吗？那不是离海最近的瞭望塔吗？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吉娜”，不知疲倦地朝那里走去。然而，一上午过去了，似乎几步就能到达的目的地鸟儿一样飞走了。他回到最高的山上再次瞩望，眼前一片苍茫，早晨看到的别墅、尖顶、瞭望塔消失在直射的阳光里。怎么搞的，自己的眼睛还能骗自己？
他们在沃尔加斯特的寻找持续了半个月，几乎把沿海有森林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差一点儿走到隔壁的波兰去。长脸人用枪指着王济良说：“你在骗我们吧？”王济良说：“俺从遥远的东方启程，航行几个月来这里，难道就是为了撒个谎？”有人说：“也许在吉尔湾吧？那里的沿海也有不少森林。”王济良问：“远不远？俺饿了。”长脸人塞给他一块面包说：“要是在吉尔湾还找不到，你就别想活了。我发誓，我会像处死纳粹一样处死你。”从陆地走向吉尔湾，必须经过大片纳粹活跃的地方，这对隐藏在吕根岛的犹太人抵抗组织来说非常危险，他们决定从海上走。还是那两条不大的渔船，载着他们走了八天，才看到有森林的海岸。他们提心吊胆地靠过去，迅速上岸，跑过海滩，钻进茂密的森林才松了一口气。稍事休息，他们就开始寻找。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躲躲藏藏，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长脸人焦躁地问：“到底是不是你修过炮台的地方？”王济良说：“快了，快了，说不定明天就能找到了，俺看到了跟炮台一模一样的植物和岩石。”但就在这天夜里，王济良不见了，长脸人带着几个犹太人追到海边，发现拴在海边岩石上的一条渔船也不见了。
趁夜逃跑是王济良早已想好了的。因为一上岸他就发现不对劲儿，裸露在海岸上的，从林木间冒出来的，都是无法做建筑和雕刻材料的砂岩，而分布在炮台的岩石跟青岛的岩石一样，是红色或灰色的花岗岩。他是石匠，采石的经验告诉他，岩石都有各自的群落，疏松的砂岩和坚硬的花岗岩离得很远，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植物也不对劲儿，炮台的植物跟青岛的植物差不多，马尾松、雪松、耐冬、香柏、臭棘子、黄杨、桂花什么的，而这里的树奇形怪状，他一棵也不认识。还有气候，这里怎么这么冷啊，才十月，就已经是冬天的感觉了。而炮台的气候跟青岛差不多，十月，正是温水暖阳的季节，是穷人和富人都喜欢泡海澡的时光。王济良使劲儿摇橹，想快一点儿回到吕根岛，真希望“苏格兰”号还没走。他知道准备运走的木材正在砍伐，“苏格兰”号也需要检修上油。在茫茫大海上搞运输，随便哪个港口，停靠一两个月是常有的事。第二天遇到风浪，慌得他手忙脚乱；第五天又遇到风浪，差一点儿翻船；第九天，风浪更大，船翻了，好在吕根岛已是遥遥在望。他抱着两支桨，蹬水蹬到一个浅湾里，坐在礁石上歇了半天，才回到水里游上了岸。
吕根岛很大，比青岛大多了，他在西边上岸，须到北岸寻找“苏格兰”号。岸上有居民，他讨要了些食物，边吃边走。忽听身后有人大呼小叫，长脸人和他的犹太人抵抗组织追上来了。不，不是追上来，而是也像王济良一样在逃跑，真正追击的是一队帽子上戴着骷髅徽章的军人，王济良后来知道，他们叫“盖世太保”。就在王济良奋力奔逃时，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他一头栽倒在地，以为自己怎么样了，到处摸摸，发现好好的，再往后看，发现包括长脸人在内的那么多留着光头的犹太人都被打死了，他们的尸体成了保护他的屏障。他爬起来再跑，面前是石头的悬崖。作为石匠他无比尊重石头，石头对他也格外有情，陡峭的岩石磁铁一样吸引着他的手脚，他攀缘而下，像一只岩羊安然落地。不远处就是海，海就是他的家。他扑向了海，扑向了不远处的“苏格兰”号。
几分钟后，亚瑟船长吼起来：“开船，开船！”他意识到盖世太保已经发现了他们给犹太人抵抗组织运送军火的秘密，要不是王济良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犹太人被打死的情形，今天就是他和所有船员性命终结的日子。追到岸边的盖世太保朝着“苏格兰”号放了一通枪，打得满船都是枪眼儿，好在没有击中船的要害，也没有打死人和打伤人。亚瑟船长从船长室拿来两支卡宾枪，塞给王济良一支。王济良卸下弹夹又装上，学着船长的样子打起来。子弹朝对岸飞去，有人倒下了。亚瑟船长喊起来：“我打中了，打中了！”王济良说：“好像是俺打中的。”船长说：“你打中个屁，你的子弹都飞到海里去了。”
王济良对吉娜的第四次寻找就这样结束了。亚瑟船长把船开到不来梅港和威廉港，高价售出了那些希特勒雕像，分给王济良一些钱；然后去英国，售出了其他雕像，又分给王济良一些钱。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济良就待在“苏格兰”号上，往来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时而照亚瑟船长的意思雕刻石像，时而干些水手的活儿。亚瑟船长虽然器重他，却无法像吉娜那样把他看成高贵的艺术家，无论他的手艺多么令人赞叹，也永远不能超越一个船员的价值。后来“苏格兰”号终于在英国找到了运往中国的货物——一批堆积了许多年的钢铁垃圾，王济良才有机会回到青岛。这已经是1937年9月了。
在中国，“七七事变”已经爆发，青岛又是日本人的天下了。那些钢铁垃圾就是日本人的需要，他们将用它制造枪支弹药镇压反抗中的中国人。尤其糟糕的是，上岸需要搜查，除了藏在鞋底的，王济良身上的全部工钱都被日本人搜走了。他在心里狂骂着，表面上却顺服得像只猫。很快，他见到了栗子。栗子说起张起，说起哑巴和王实诚，还告诉他，最后用铁棒打得张起脑浆飞溅的中国人，就是那个当年一起修过炮台，又跟他们从爆炸的船上逃生回来的老铁。王济良问：“你怎么知道？”栗子说：“俺一个拉洋车的，什么人不接触？老铁在日本浪人团里当腿子，所有浪人的佩刀都是他打造的。”“他跟张起有什么仇？为什么要杀害他？”“向日本人表忠心呗！吃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的话。”王济良抓抓自己的头发说：“恐怕不那么简单吧？”他想起了修建炮台时的老君会，想起了死活不明的王强，突然问：“老铁没来找过你吧？”“真还叫你说中了，他的确来找过俺。”“干什么？”“打听你在哪里。”“你怎么说的？”“实话说呗，你到德国找媳妇儿去了。”“还问什么了？”“他没问，俺问了。俺说听人说你在日本浪人团里帮忙？打听个事，张起是不是抓进过浪人团？他支支吾吾不想说，再问，他转身就走。”“什么时候的事？”“去年春节。”王济良心里嘀咕了几天，很快又被其他事冲淡了。
第41章
王济良回到青岛后没地方去，就住在“苏格兰”号上。亚瑟船长本来要在青岛港装货——一批可以去英国换来钢铁垃圾的煤炭。等了几天日本人又变卦了，命令他送一批劳工到中国的满洲里。亚瑟船长觉得跟日本人打交道很难挣到钱，更不喜欢他们的强迫命令，连夜开船逃离了青岛港。行前他问王济良走还是留。尽管王济良比亚瑟船长更不喜欢日本人和日本人治下的青岛，但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不能连儿子的面都没见，就又远走高飞。亚瑟船长说：“要是不走，你恐怕很难再去欧洲了，那可是你喜欢去的地方。我不会再来青岛，除非日本人离开这里。”王济良说：“大人，俺不是喜欢欧洲，俺是在寻找吉娜，俺找她找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放弃。”亚瑟船长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你是中国人里的这个，祝你好运。”“苏格兰”号走后，王济良住进了一条废弃的渔船。渔船搁浅在沙滩上，他找些木板和席子蓬起来，能够遮风挡雨就算是家了。冬天已经过去，天气越来越暖了，加上还揣着几个钱，断不了吃喝，日子也就过下去了。白天他四处转悠着找零活儿，活儿不难找，国民政府撤离时，采取“焦土抗战”的对策，炸毁了码头和许多日本人开的工厂，所以到处都是重建工地，尽管每天的工钱也就能吃饱一顿饭，但总比没有强。一天，拉洋车的栗子来找他，拉着脸说：“你到现在都没去见见你孩儿吧？怎么不去见见呢？”王济良重重地叹口气：“天天都想去，又不敢去。我这副寒酸样子，只怕会辱没了俺孩儿。”“还是去见见吧，他知道你回来了。他没有忘恩负义，你倒六亲不认了。”
王济良在过去的毕史马克街、如今的万年町负一号的门前按响了门铃。王实诚好像知道来人是谁，快速走了出来，愣怔了片刻说：“来了？”王济良像是见到了大人物，弯了弯腰，仰视着儿子说：“比俺都高了。”但他吃惊的还不是高，而是皮肤的白皙和一脸的英俊，竟是越长越随了他娘哑巴。已经二十郎当了，该是干营生、娶媳妇儿、顶门立户的时候了，可儿子看上去还像个文弱的学生。看来书是不能多念的，越念越像书。再看儿子身后的住宅：德国式的洋房、青石的院墙、冒出嫩芽的爬山虎、结实厚重的木头的院门、高大的木芙蓉、石头的山墙上红色的木格装饰、波浪式的屋顶。儿子居然住在这里面，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问：“你在这里还住得惯吧？”儿子似乎不屑于回答，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你一直在国外？”“嗯。”“你喜欢国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你喜欢在海上？”“不喜欢。”“那干吗要去？”“俺是为了去德国。”“德国好吗？”“不好。”“那干吗还要去？”“找人。”“俺知道，你为了这个人，把俺娘都丢了。”王济良无言以对。儿子问：“找到了吗？”王济良摇头，沉默了片刻，又说：“张起没了。”儿子神情顿时有些黯然：“早没了，又不是现在。”“栗子对你好吗？”“他对俺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对俺娘好就行。”“这一家人对你好不好？”“好着哪！”“好像太好了。那姑娘叫什么来着？”“玛丽娅。”“你跟她是不是……”“你想问什么？不好说就别问了。”“你是大人了，该有了。”“有什么？”“媳妇儿。”儿子立刻显得很烦躁：“你没操心过俺的任何事，这件事就更不用管了。还有什么事？”“没事。”但王济良没有走的意思，他多么渴望儿子请他进去，看看这户人家。他一想到人家对他的儿子就像对自己的儿子，就想哭，想跪下来磕几个头。他一生磕过许多头，但最应该磕的头却没有磕。王实诚突然说：“我明白了，你等着。”转身进去，把院门关上，一会儿又跑出来，把一摞火烧塞到他怀里，又从裤兜掏出一卷“联银券”（日伪政府发行的货币）递过来。王济良脸红了，儿子把他当成叫花子了。但是他并不生气，儿子没错，自己跟那些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他把火烧紧紧贴到胸口说：“好，好，就算是俺儿请俺吃了顿饭。不过这个俺不要，俺有。”为了那么一点点尊严，他推开了儿子攥着“联银券”的手。“俺走了。”他说着，“啪嗒啪嗒”落下几滴眼泪来。
此后，王济良再也没来看过儿子。整整一年，他都在给日本人干活儿，先是修码头，再是修日人区若鹤町二丁目（今辽宁路）的日侨住宅，后来又被抓去修沿海炮楼。一天，他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正在炮楼顶端的石头上打造太阳旗的图案，就见从远处走来一男一女，心说：这女人真没脑子，别人躲都来不及，她还往日本兵扎堆的地方跑。等两个人走近了，才认出竟是儿子王实诚和玛丽娅。他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他在这里，喊叫着他的名字，表情愤怒而悲伤。这时候大风正在吹起，海面上怒浪翻滚，几辆日本军车快速驶过，炮楼周围尘土飞扬。王济良生怕日本兵对玛丽娅起邪念，丢开楼梯，从炮楼上跳到地上，踉踉跄跄迎了过去。王实诚说：“爹。”玛丽娅也说：“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