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云”号第二天早晨启航。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尽量不去打扰劳顿和马奇，见面只是笑着点点头，或者问一声好。直到我们踏上青岛口岸，就要在码头前的广场分手时，我才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倚云”号挥手告别，然后问道：“劳顿先生、主教大人，知道‘倚云’号什么时候离开青岛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就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完毕之后，它会一直等着你们。真没想到，‘倚云’号成了你们的专舰。”他们显得非常吃惊。劳顿说：“如果一个记者想造谣，当然会挖空心思。”我说：“昨天我请船长共进晚餐，是他告诉我的。王耀武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让他静候调查结束。”劳顿敏感地瞪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跟国民政府有约定？不，我们的调查是独立的。”我说：“我也不相信调查会受人操纵。”说着扫了一眼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有人从车旁疾步过来，毕恭毕敬地说：“是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吧？我是市政府外事局的局长张绪国，请上车。”我掏出记者证举在手里，大声问：“局长已经等候多时了吧？”张绪国回答：“是。”我又扫了一眼另一边的一辆军车和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问道：“怎么还有军队？”张绪国说：“是绥靖区司令部派来保护二位先生的。”劳顿和马奇主教顿时有些尴尬。我向他们挥手告别，笑道：“调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还会请教二位调查大员。”
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拒绝乘坐国民政府派来接他们的轿车前往市区，而是和我一样坐进了一辆敞篷式的单套马车。后来还听说他们拒绝了市长为他们安排的接风晚宴，更拒绝住进临海而立、装饰豪华且有士兵守卫的原德国领事别墅，而是住进了斐迭利街（中山路）的夏日旅馆。也许国民政府做一些迎来送往的安排，仅仅是为了表示对代表联合国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尊重，但调查委员会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尊重，因为“皇族事件”发生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政府显然是有责任的，任何过于亲热的接待，都会被看成讨好或者贿赂，尤其是在我这里。说真的，虽然我口口声声说我不受“皇族”的控制，但吃人饭护人短，潜意识里，感情和立场都会起作用：“皇族事件”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管理到位、治安良好的地方。我和“皇族”以及所有心惊肉跳的外国人、替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对国民政府的埋怨不期然而然。
坐着能够唤醒我童年记忆的单套马车，我把自己安顿在了伊尔奇斯山前的海滨旅馆。伊尔奇斯山现在叫天平山，但我从小叫惯了，改不过来，也不想改。所有以往的称呼我都不想改，包括我从旅馆窗户里就能欣赏到的维多利亚海湾。它代表历史，能唤醒记忆，能让我在说国语时突然冒出一个英语词汇来，光那优美的音节就会让我陶醉半天。海湾东侧是维多利亚角，龙头一样昂扬着伸向大海，海水在龙嘴处激荡，在龙的身躯里静默，加上茂密的植物、起伏的山丘和氤氲的云雾，让它显得像一处仙境。我用英语问侍者：“维多利亚角现在有人居住吗？”侍者用英语回答：“先生，大概没有，从来没看到冒出过炊烟。”又瞅了瞅我，“先生，你会说国语吧？”我点点头。他立刻变成了国语，是地道的北京话：“我知道先生会，先生最好说国语。”“为什么？”“你不知道‘皇族事件’吗？咱犯不着用嘴巴招惹人家，您说是不是？”侍者机灵，把他自己跟我划到一起了。我有些忐忑，表面上装作无所谓，仍然用英语说：“谢谢你的提醒，你好像不是本地人？”“祖上在北京。”“是清朝灭亡时来青岛避难的寓公遗老吧？”“正是。”我请他介绍一下海滨旅馆的饭菜，他用国语说：“这里的京味中餐最有名，尤其是宫廷菜。”我轻蔑地“哼”了一声：“中餐有什么好吃的，油乎乎的。”
我欣赏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宜人景色，在海滨旅馆的西餐厅用过午餐，租了一辆脚踏车，直奔“皇族资本”。
第3章
因“皇族资本”的存在而命名的皇族街在1914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后改名为姬路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又更名为兰山路。我自然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心里亲热地叫它“皇族街”。比起小时候看到的皇族街，如今这里已是又脏又乱了，人多，店多，车多，垃圾多，路面坏了也不修，马路牙子蚯蚓一样曲扭着翻起来，好几处都断了。下水道的铁质井盖没有一处是完备的，肯定早就送进兵工厂变成了枪炮子弹，深深浅浅的井上覆盖着烂草席或者烂木板，有的干脆什么也不盖，就像城市的黑眼睛无奈地望着飘过烂云败絮的天。歪七扭八、伤痕累累的行道树还没有发芽，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想想小时候，这里干净得一尘不染，安静得能听到蝴蝶扇翅的声音，偶尔会有德国人从石条铺成的人行道上走过，戴着高筒礼帽，拄着亮闪闪的金属的文明棍，妇人和公主们的裙子拖在地上，地上的清洁和裙子的清洁是一样的。而我，一个中国小孩，怯生生地跟在父亲后面，好奇而羡慕地望着他们。父亲是莱茵河牛肉店的雇员，负责把一份份切成方块的新鲜牛肉送到喜欢享受牛排的德国人家里。他剪了辫子，穿着老板为他特制的黑色燕尾服和领子浆得笔挺的白衬衣，细脖子上打着蓝色领带，以此为通行证，每天都在欧人区走家串户。他会骑马也会骑脚踏车，但为了表示对德国人的尊敬，他情愿不计苦累地走来走去。他喜欢带着我，因为据说这样我就可以受到西洋文明的熏陶。后来父亲又把我送进了魏玛小学，这是一所德国孩子才能上的小学，除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我，只是觉得父亲本事真大。所有羡慕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父亲本事真大。
好在皇族街的建筑依旧，都还是德国人的风格，阳台、拱廊、塔楼、罗马柱、偌大的绿色盔甲帽，浪漫而华丽的各色装饰就像土地本身一样凝固在飞驰的时间里。尤其是傲岸的“皇族资本”，右边是圆形的两层，左边是六角形的三层，中间是方形的五层，一律用赭色花岗岩砌成，结实得就像万年不坏的城堡，庄严而优雅、怀旧而稳健，就像一个有着世袭爵位的贵族，既有忍不住的炫耀，又有死硬的不肯丢弃传承的保守。德国人把他们与生俱来的风度和气质融化在建筑艺术上，就算他们早已远离而去，“模范殖民地”依然发挥着“模范”的作用。
我穿过马路，把脚踏车靠在行道树上，走向“皇族资本”的大门。门柱前后、台阶上下，都站着警察，往上看，阳台和塔楼的窗洞里也有警察的影子，枪都架着，有步枪也有机枪，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再看对面，我的天，依然是德国式建筑的三层楼顶上，足有一个班的警察趴在上面，枪管直对着街面和皇族街的两端。戒备森严是可以想见的，但没想到会如此紧张。我被拦住了，一个警察厉声让我走开。我说我是来“皇族”办事的，我要进去。一个西装革履、打着红领带的中国人从门厅里出来，打量着我盘问起来。我如实奉告：来历、身份、目的，还拿出证件让他看，发现他还是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就把“皇族”和《华报》的关系也说了：“其实我就是‘皇族’的人，我来这里跟走亲戚是一样的，不信你去问问里面的人。”红领带去了，一会儿出来说：“什么亲戚，没人认识你。”我说：“可我认识他们的人。”“谁？”“玛丽娅。”“哪国人？”我傻了，居然没向锦章问清楚。我说：“外国人。”红领带冷笑一声推我离开。我又说了许多，但没有一句是起作用的，只好硬往里闯。红领带掏出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想找死啊？”
我只好离开，骑着脚踏车朝前走去。我对调查受挫并不沮丧，无非是多一点儿曲折、多费些功夫。在香港干记者，被人拒之门外的时候多了，早已经习以为常。我来到斐迭利街的邮政所，拨通了锦章医院的电话，回答说锦章不在。又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请他告诉我玛丽娅的联系方式、住址、年龄、相貌、国籍，等等。大概是守着太太的缘故，锦章支支吾吾的，只说了她住所的地址，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我匆忙挂了电话，回身就走，一出邮政所，就见一个戴眼罩的独眼大汉立在门外，手里操着一根木棍，另有一个歪戴着礼帽的黑衣汉子正在搬动我的脚踏车，不远处是一辆封闭的三套马车。独眼大汉问：“你是‘皇族’的人？”看我点点头，又说：“你过来一下。”我看他脸色黑冷，独眼里含满阴光，没敢过去：“有什么事？为什么动我的车？”“阎王爷想见见你。”独眼大汉说着一步抢过来。我撒丫子就跑。他们喊着“抓贼”追过来。我对地形的熟悉挽救了我，等他们追上来，离我只有几步远，抡起的木棍就要够着我的头时，我拐向了汉堡街。前面不远就是警察局，我大喊一声：“救命哪！”警察并没有被我喊出来，但我身后的追杀却倏然不见了。
我余悸未消地回望着身后，伫立了半晌，心说：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皇族”的人？到目前为止，在青岛我只向“红领带”亮明了我的身份和意图，他和警察一样，应该是保护“皇族”的，怎么一转眼又使出人来要弄死我？
我来到警察局门口，说是来报案的。守卫用电话通报后让我等着，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被一个学生模样的小警察喊进了门厅。椭圆的门厅右首横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小警察歪靠到椅子上，问道：“怎么了？”我有点儿累，坐了下来。他说：“让你坐了吗？”我赶紧站起，把刚才的经历说了。他朝上翻着眼睛说：“你说有人用棍子打你？伤呢？让我看看。”“幸亏跑得快，没伤着。”“那就是抢了你的钱？”“也没有。”“一没有被抢，二没有受伤，来这里叨叨什么？走吧！”不得已我又亮明了身份。小警察仔细看了我的记者证，又听我说起“皇族事件”，突然直起腰说：“坐吧。”我笑笑，没有坐。他只好也站起来跟我说话。我期待的就是这种效果：来自香港《华报》的大记者，总不至于连一个青岛小警察也镇不住吧？小警察问：“你是要为‘皇族’说话呢，还是要为中国人说话？”我说：“你希望我为谁说话？”小警察说：“这个说不来。我就是想提醒你，你要是向着‘皇族’，可千万要小心点儿，有人要杀‘皇族’的人。”“我谁也不向。”“那人家为什么追你打你？”看来这小警察还不好对付。我笑笑，自己坐下，也让他坐下，又问起“皇族事件”的经过，小警察摇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这个小当差的知道什么？”
我说：“死了多少人总该知道吧？”“有说几个的，有说十几个的，还有说几十个的。”“实际有多少，警察局没有统计？”“‘皇族资本’正在解散，有的回国了，有的辞职了，有的失踪了，到底把谁抛进海里喂了鲨鱼，谁也说不清。警察局年前就变成了警察部队，忙着阻击共军呢，顾不上那么多。你是专门来的记者，现在就靠你破案了。”我又问：“凶手是谁？”“没抓住怎么知道？”“如果连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抓？”“倒也是。”“据上海的报纸说，暴徒不杀光头，有这回事？”“有，你最好也剃个光头。”我说：“我是来寻求保护的，能不能派几个警察跟着我？”“这个你得给我们队长说。”“队长呢？”“在前线。”“我算是白来了。”小警察说：“也没有白来，你总算知道警察是靠不住的。留在青岛的警察只有一个排，都调去保护‘皇族资本’了，也就是做做样子，不能让人家说发生了那么大的凶杀案，国民政府的警察视而不见。”小警察送我出门，小声问：“先生，你是中国人吧？”我没好气地说：“你从哪里看出我是外国人了？想问我是不是假洋鬼子就直接问呗！就是又怎么样？总不至于连警察也要消灭我们吧？”“那是，那是，不过嘛……”他犹豫着半晌不语。我期待着，却听他吞下了后半截话，干干脆脆说：“再见。”
第4章
我是坐洋车回到海滨旅馆的，晚上哪儿也没去，让侍者把晚饭送到了房间，用完后，洗洗澡，睡了。半夜，电话铃声惊醒了我，传来侍者紧张而诡谲的声音：“先生，快跑，有两个拿棍子拿刀的人抢了你房间的钥匙。”我按亮灯，跳起来扑向门口，检查了一下已经从里面锁死的门，一边穿衣服，一边打开了窗户。我住三楼，下面是一个摆满沙滩椅的大阳台，再下面是一片修剪得很整齐的小黑松。我一层层地下去，先是扔行李箱，再是纵身一跳，然后拎着箱子大步绕向门口，看到路灯下有人，分不清是旅馆的人还是暴徒，便又扭头朝后院的围墙走去。围墙不高，且有镂空的十字装饰，正好可以踩脚。等我骑上墙头时，看到有人正从我房间的窗户里往外跳。我跳到地上，提起行李箱就跑。一条林荫道直通海滩，能听到雄壮而舒缓的涛声从前面传来。海水的夜光升腾而起，好像天地是颠倒的，星星都到水里来了。海滩上礁石裸露。我藏在礁石的缝隙里喘了一会儿，发现浪水正在急速升起，赶紧起身，走向沙滩。沙滩过去就是维多利亚角，黑魆魆的森林可以保我安然无恙。
但是我很快就看到了人，像鬼影，排着队沿着森林的边缘悄然而过。有人停下来朝我这边撒起了尿，我看清那是一个头戴钢盔、身背步枪的姿影，显然这里驻扎着军队。追我的人已经出现在礁石上，头顶的明月却让沙滩上的我格外醒目。我赶紧趴下，迅速判断着过去还是不过去，最后决定原地不动，要是追我的人发现我，我就大喊“救命”，军队不至于见死不救吧？这次是云翳帮助了我，它突然飘过来遮住了月亮，顿时就一片漆黑，连海水的夜光也没有了。我爬起来就跑，刚跑出海滩，就听有人在我趴卧过的地方说：“涨潮了，快走吧！”我放弃维多利亚角，朝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的伊尔奇斯山走去。山脚有一片德国人种植的欧椴林，比过去更粗壮、更高大了。我藏在林子里待到天亮，然后来到公路边的中山公园门口，看到已经有洋车来往。一个小时后，我站到了毕史马克街（江苏路）负一号的门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