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口干舌燥得无法开口，王济良才喘着气瘫软在椅子上。他的怯懦和可怜越来越夸张了，不是故意的那种，而是一种情不自禁地强调，颤抖的节奏也是说话的节奏，每个起伏都代表着伤痛和隐忍。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如果我还想采取同情“皇族”的立场，还想跟麦克斯以及“五人调查委员会”保持一致，就应该告诉自己：记者，尤其是《华报》记者，不仅可以骗人，也可以置可怜与流血于不顾，冷漠地对待一个生命的悲剧。不错，是悲剧，一朵浪花在它未干枯之前可以回归大海，却不能回归激溅起它的那片水浪。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想在那么辽阔的德国找到一个名叫吉娜的女人，你傻不傻呀？没有永固的海，没有不变的浪。
我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劳顿也站了起来，一句话不说，走向了审讯室的门外。但是他的神情就像一张一合的嘴巴正在表达一切：不满，不满。不知道对谁不满。我看到一个职业警察的眼睛搜寻着门外的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厅和楼梯，还有顶棚、墙壁和地面。审讯室在一楼，上面和地下都是牢房，缺少光线的阴森里，出现在阶梯平台上的铁栅窗洞格外醒目。劳顿停下了，望了望窗外云遮雾罩的天空和身边旋转而上的楼梯，冲两个疾步走过的狱警“哈罗”了一声。狱警走向审讯室，把王济良押出来，朝地下牢房走去。劳顿朝我使了个眼色，跟了下去。我们从未到过牢房，第一次看到昏暗的走廊两边那些潮湿的充满霉腐气息的间隔里关满了人，每个间隔一至五人不等。王济良是单独关押的，在把头的拐角处，这里看不到别的囚犯，别的囚犯也看不到他。牢房十分简陋，除了铺着一些粘连在一起的发霉的麦草，几乎一无所有。屎尿的气息扑鼻而来。劳顿抚摩着铁栅门，摸了一手黑红色的锈灰，拍着手说：“人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走。”再次经过走廊时，两边牢房的铁栅门上扒满了人，一双双或凄楚或乞求、或愤怒、或冷漠的眼睛就像一盏盏明暗不同的灯。突然有人喊：“外国人，我×你妈。”狱警佯装不知道是谁喊的，仰头寻找着，蓦地轮起警棍，狠狠砸在那人抓着铁栅的手上。那人惨叫一声说：“外国人的妈不能×吗？他都×你妈了，你还护着他！”我们快步走出监狱，冲着天空大口喘气。劳顿问：“那人刚才喊什么？”我说：“德国人占领青岛十七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十六年，现在又有美国军队的驻扎，留下许多罪孽，他在控诉。”劳顿说：“又是来自殖民地的抗议，我见得多了。应该告诉他，世界史就是一部殖民史，落后国家的遭遇必然如此。”
落日的凄艳让天地变得格外深邃，海仿佛第一次展示了它遥远的寂绝，默默地在无可依凭的空幻里推波助澜。风的脚步有些疲倦，歪三倒四地走过马路、走过树冠。一只喜鹊喳喳叫着，飞到监狱圆形塔楼的尖顶上去了。劳顿期待地望着我说：“回夏日旅馆，我们喝一杯。”我感觉他好像有话要说，但我还是拒绝了：“不，今天中午刚喝过。”他拍了一下额头：“哦，我忘了，你是要去找玛丽娅。”我点点头，觉得如果我现在不能去见她，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像忽视空气一样忽视她，我会有这种令自己寝食不安的忽视吗？劳顿又问：“那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不是说喝酒吗？”“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我要去找米澜女士，知道我会对她怎么说？”“不知道。”“我会说你很性感，但如果性感不被人欣赏，那就跟海上没有航船一样。你猜她会怎么说？她会说我们不会是黄鼠狼吃鸡吧？”“你连这个都知道？”劳顿哼哼一笑：“当然。中国人，不要自以为深奥难懂。我对你们的了解，你是意想不到的。”
第33章
我站到毕史马克街负一号的院门前，望着门铃正有些犹豫，玛丽娅从屋里走了出来，似乎她在窗前等着我。我望着依然敞开的屋门，矛盾地期待着王实诚的出现和不出现——多么想亲口告诉他王济良既定的结局，又多么想只跟玛丽娅单独说话，让她明白我仅仅是为了她才来到了这里。我说：“我就不进去了。”她打开院门，出来，又关死院门，不客气地说：“我也没想让你进去。”我又说：“你不会是要出去，恰好遇到了我吧？”她淡然一笑，朝前走去。我推着脚踏车，快步跟上了她。她今天更漂亮，一袭淡绿色的中式旗袍让她的高挑美到极致，线条的起伏能优雅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大开眼界。长长的金发从后面绾起，遮掩着白皙而修长的脖子，白色的高跟儿鞋默契地拉长了她的腿，且不说她的胸、腰、臀、腿有多么迷人，光这一头一脚的好看就让我有些难以自持。我跟她肩并肩往前走，抑制不住地聊起来。“也许”、“可能”、“好像”，这些不确定的词汇表明，我只不过是想暗示她“皇族事件”的性质，王济良的结局不可能有任何转机，而且快了，快了，国民政府对敌手的处决向来都是雷厉风行。看她的反应并没有预想的强烈，就干脆变得直截了当：联合国、西方国家、国民政府、“皇族”机构的期待，“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结论，甚至开会的细节。“王济良有幕后，那就是共产党。”玛丽娅说：“他杀了那么多人，不管有没有幕后，结局都是一样的。”我说：“你这样想就好，王实诚呢，也会这样想？”“他做梦都想杀人是诬陷，是别人的栽赃。”“可惜王济良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人，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你问过他了？”“我看出来了。”
说着到了海边。这里没有沙滩，没有海岬，石砌的堤岸上面就是公路。白色的浪沫在岸脚翻腾，正欲退潮的水失去了力量，把拍打变成了抚摩。凭着栏杆往下望，风立刻有了感应，抄底而来，浪忽地大了，托起高高的水珠溅了过来。远处，没有渔船的海面空旷得如同天空，红云从海里长出来，如同偌大的花朵在天际线上烂漫。我说起我们跟王济良的几次谈话，那个寻找爱人的故事。玛丽娅的眼皮突然一撩，眸子闪闪的。黑夜的降临恰到好处，星星如同她的眼睛闪出云雾背后的灿烂来。一刹那，她抓住了我的手，恳求道：“告诉我，你们想干什么？”“这还用问，想知道真相。”“知道了又怎么样，公布于众？可不可以不这样做？真相是可以编造的。”我望着她越来越朦胧的面孔，奇怪地问：“难道连你也不想尊重事实？”“王济良反正是要死的，就不要再伤害别人了吧。”“会伤害到谁？”“我们——我和王实诚。”看我愣愣的，她又说，“其实我一直等着你再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让王实诚知道真相，他爹的杀人跟德国人没关系，王实诚不应该和他爹一样仇视德国人。”
我望着海，望着遥远的寂寥和黑暗。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必然会仇视德国人的王实诚，也会仇视她和她的母亲？或者另有隐情？我不知道，可我是多么想知道。我是记者，就算我已经打算违心地认同“五人调查委员会”毫无依据的结论，也依然无法消除我对真相的好奇和继续探求的本能。尤其是当玛丽娅也竟然希望“调查”成为“撒谎”的时候，我就更不想放弃了，而且还想知道玛丽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说：“你用什么理由说服我呢？我总不能因为喜欢一个女人的漂亮外表就改变我自己吧？”她思虑重重地低下头，忧郁地说：“也许我的经历就是我的理由吧！”说着后退了半步，像是要把漂亮隐藏在浓厚的夜色里。我诱使她说：“要使经历成为最好的理由，那就得毫无掩饰，就像王济良不掩饰自己那样。”她沉默着，似乎在犹豫，突然说：“我要回去了。”我大失所望，跟着她走向毕史马克街。
我们都不再说什么，似乎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我真想问问她：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所有的人？几辆军车疾驰而过。昏黄的路灯下，稀疏的人影都走得很快，再没有像我们这样慢腾腾轧马路的。战乱年月，人和心情都在收缩，天一黑就没有几个行人了。很快到了“负一号”跟前，她停下，招招手。我说：“再见。”就要骑车离去，又听她说：“明天，上午或者下午。就在我们刚才到过的海边。”原来玛丽娅已经决定了。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为了她的邀约，也为了她的信任。我选择了上午，因为这样很快就会到吃午饭的时候。我说：“九点我准时赶到。”
早晨，在夏日旅馆的富罗斯西餐店吃早餐时，劳顿说他上午想去欧人监狱继续审讯王济良（是聆听王济良的诉说吧）。我说：“我去不了，怎么办？”他耸耸肩：“太遗憾了。”“我一直没有缺席过审讯，要是我不去，会不会影响王济良的情绪？”劳顿“哦”了一声，显然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是说，我们两个之间他更信任你？”“当然，因为我是中国人。等着我吧，也许玛丽娅会告诉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如果能找到王济良跟共产党有关联的证据，我们也就不必再有说假话的内疚了。”劳顿点点头：“可是，如果不去审讯王济良，我还能干什么？”说着走向吧台。我听出他在给米澜女士打电话：“我们还从来没有观赏过青岛的市容，还有漂亮的沿海风景，去兜兜风吧？什么，你要去维多利亚海湾？不错，那里的海水浴场是第一流的。为什么不邀请我呢？我的游泳技术在香港警察总部可是数一数二的。什么，海水有些凉？那有什么要紧，你欣赏风景，我下海游泳，别忘了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你得目不转睛地欣赏。”我看了看表，走出西餐店，骑着脚踏车奔向海边。
九点的海正在涨潮，风很小，水浪无声的涌动就像暗地里的谋杀。有人在礁石上捡拾海鲜，突然感觉水淹没了脚面，赶紧往回走，发现礁石正在迅速沉底，他已经无法回到岸上了。显然是个不会游泳的人，紧张地喊起来：“救命，救命！”我正在犹豫，就见有人翻过公路边的栏杆，俯身溜下了堤岸。雾色涌来荡去，看不清是谁。我寻思既然有人去救了，我就算了吧，还是等着玛丽娅要紧。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想法，那人被救上来了，他千恩万谢的居然就是玛丽娅。玛丽娅离开那人走向我。我假装刚到，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又万分后悔：她很可能早就看到我来了。我不仅怯懦而且虚伪。没等她回答，我赶紧又说：“你得回家换衣服。”她湿漉漉的旗袍紧贴着身子，就跟裸体似的，高跟儿鞋也掉了，浑身往下淌水。我翻过栏杆，从堤岸的斜坡上捡回她的鞋，又去路边叫来一辆封闭式单套马车，给车夫付了钱，要他送她回“负一号”。分手时我小心翼翼地问：“中午我请你吃饭可以吗？”她迟疑着：“我好像还没想好要跟你说什么，明天吧！”“也好，明天中午我在聚福楼等你。”
我骑着脚踏车来到夏日旅馆的门前时，劳顿刚好从海水浴场回来。我问他下午干什么。他说米澜女士希望我们对王济良的审讯尽快结束，他正要去马奇主教的房间问问，是不是下午继续。我说：“那就继续吧，正好我也没事了。”我们三个人共进午餐，然后租了一辆双套马车直奔欧人监狱。马在奔跑，青岛的风吹着我们，就像我们吹着青岛的风，彼此的碰撞柔软而有力。风散了，我们也散了。我问劳顿：“王济良说到哪儿了？”劳顿想都没想就说：“他从睡梦中惊醒，看到了青岛的陆岸。”马奇主教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哦，好像是。”劳顿说：“什么好像是，上次的审讯你就没参加。”马奇主教说：“是吗？”大概是因为把一切托付给上帝的缘故，他总是有些心不在焉。
第34章
向辛格船长磕头告别之后，王济良跳上了青岛码头。已经是冬天了，寒风用力扇打着晴空，洁白的海鸥如同飞翔的冰，怯懦的阳光沉重地落在肮脏的地上。港口人来人往，到处堆积着货物，看上去依然繁忙。日本人运回本国去的物资好像越来越多了，运来为他们服务的东西也在增加，比如“泰晤士”号上的钢铁和机器零件，就是为了满足正在扩大的日本机车厂和纱厂的需要。王济良穿得很少，冻得瑟瑟发抖，边走边东张西望，看到走来几个穿着土黄色日式棉袄的海岸执法队的人，立刻上前打听：“栗子呢？”
栗子被人叫来，脱下自己的棉袄给他披上，带他去执法队吃住的地方烤火。问起去德国的经历，王济良摆摆手：“一言难尽。”岔开话题问，“见没见到张起？”栗子说：“回来了，还在‘苏格兰’号上当水手。不过……他也是一言难尽。”“怎么了？”“你去见见他吧，见了就知道。”“俺今天就回王哥庄，过几天再来。”栗子说：“你先别回王哥庄，见了张起再说。过几天说不定‘苏格兰’号又要启航，你见不上他了。”
王济良在执法队吃了午饭，被栗子催促着去了胶州湾的入湾口——团岛。团岛是贫民窟，大多是低矮的泥房子和草棚子，仅有的十几户人家的砖房显得格外突出。张起就住在砖房里。王济良不知道他住哪一栋，路过一栋喊一声“张起”。有个女人从窗口探出头来说：“最西头的就是。”他走过去，看到张起已经立在门口，神情有些紧张慌乱：“你，回来了？”王济良说：“不错啊，你都住上砖房了。青岛的砖房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张起说：“总不能让……你大概也知道了。”“俺知道什么？”张起看看远处说：“团岛三面临海，潮湿得很，地皮不值钱。房子也是才盖起不久，俺在‘苏格兰’号挣的钱不够，又朝亚瑟船长借了些，答应再跟他去一趟欧洲，他只付半个人的工钱。”“咋不请俺到里面坐坐？栗子一见俺，就催俺来见你。”“他没给你说什么？”王济良有些奇怪：“你们好像有什么事瞒着俺？”张起低下头说：“也不是瞒着，就是不好张口。”其实已经用不着张口了，王济良看到了门里面的哑巴媳妇儿和自己的儿子王实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