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苏格兰”号上的船员大都是苏格兰人,只有三个中国人:两个水手,一个中餐厨师。配备一个中餐厨师的原因是,船长亚瑟非常喜欢吃中国菜。王济良知道自己今后大部分时间要跟外国人打交道,便主动接近船上的人,想跟他们学语言。但那些苏格兰人对他都很冷漠,没有人欢迎他的搭讪,似乎跟他交谈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他并不奇怪,外国人嘛,对中国人都这样,他早已习惯了。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把沉重的测深锤抛进海里,记住绳子上海平面的尺寸标记后,再拉上来;每到夜晚,爬上爬下地点亮前后桅杆上的航行灯;听从水手长的命令,拽拉帆桁上的绳索升帆降帆;靠岸或启航时带着缆绳上岸登船,或操纵笨重的绞盘把锚链放下收起。船上一共五个水手,除了王济良和张起,还有三个是苏格兰人,许多事都得合力而为,一个人做不了,不说话不磨合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王济良就听懂和学会了水手们常说的那些英语。遇到风平浪静、航行平稳时,水手长会让水手们用浸了油的棉纱擦净甲板。三个苏格兰水手擦着擦着就会倒在阴凉处睡觉,因为水手长只会骂着“懒猪”用皮靴踢中国人的屁股,对自己同胞的懒惰,他是视而不见的。
张起说:“真倒霉,这趟回去,俺就再也不做水手了。”王济良说:“那你做什么?你一个铁匠,在日本人的手底下,哪有什么心安理得的活路?”张起是不愿意被日本人抓进兵工厂打造武器,才放弃铁匠的手艺去码头上混的。他给德国人造过炮,但那是在德国,他们打谁他不知道。而日本人造武器,明显是要打中国人的。他一身力气没处使了,给日本人递送马刀再让他们杀了自己?放他姥姥的倭寇屁。张起叹口气说:“也是,种田没地,打鱼没船,一个铁匠放弃打铁,还能干什么?好歹这里能吃饱饭。”王济良毫无怨言,趴伏着把整个甲板擦得闪闪发亮,这样就可以不生锈,也会减少腐蚀,生锈和海水的腐蚀是轮船的克星。船长不是雇来的,是自己驾驶自己的船,看到有个如此勤快的中国人像爱惜自己的船那样爱惜他的船,好奇地叫来水手长问:“他叫什么?”有一次,王济良沿着升降梯一直擦了上去,把饭舱、走廊、舱壁甚至舷门、舷栏都擦了一遍;又有一次,他擦着擦着就擦进了操舵室,大副没有驱赶。轮机长见了说:“你也来擦擦轮机室吧!”擦完轮机室后,他便敲开了船长室的门,揩着满头的汗说:“就剩下这里了,让俺都擦了吧!”亚瑟船长没表示反对。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他成了一个哪儿都能去,谁都愿意跟他说话的人。
语言再难学,也架不住重复。每天都说,跟这个人说完了,再跟那个人说。几个月以后,王济良的苦心得到了回报:亚瑟船长居然听懂了他用英语磕磕巴巴的叙说。“你来欧洲就是为了找你的爱人?一定是一位美丽超群的爱人,值得你去为她付出一切。我第一次见识了一个中国人的浪漫。你说你在德国修过炮台?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会从中国运输劳工去修一个用于防御的军事设施,德国又不是没有做苦力的人,他们的劳动力在欧洲是最便宜的。”“大人,俺也不明白。”“你打算在哪里下船,这里还是比利时?”这时货轮已经进入英吉利海峡,停靠在圣彼得港。王济良说:“俺不知道,请大人指点。”亚瑟船长说:“你辛苦保养我的船,我不能欠你的。这样吧,我多给你一月的工钱,再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辛格船长,他的‘泰晤士’号货轮常在比利时和德国之间来往。”王济良当即跪下磕了一个头。
一个星期后,“苏格兰”号到达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港。王济良打起行李准备离开时,张起说:“你走了,俺怎么办?俺还不会说英语。”“学,使劲儿学。”“俺就说嘛,在青岛石艺行那么好的营生你不干,非要跑出来当水手,原来是打了找媳妇儿的算盘。你德国一个媳妇儿,中国一个媳妇儿,好福气啊!俺到现在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你要是顾不过来,就让一个给俺吧。”他笑笑:“好,俺把中国的让给你,不过她是个哑巴。”“哑巴就哑巴,只要是女人俺就不嫌弃。”“你没开玩笑吧?”“俺还想问你呢!”两个人说着,都似乎在开玩笑,又好像都没有。在张起,是光棍儿的嘴上过干瘾,说给一个就好像真的给了一个;在王济良,是心情激动时的不假思索。他在船长室看到过一卷套着帆布套的航海图,比利时距离德国还不到一寸。他背起行李,上上下下向所有船员告别,把个“古德拜”都说烂了,说成了“古拜”,又说成了“拜”。最后他来到船长室,想拿走多给的一个月工钱和亚瑟船长写给辛格船长的信。
他卑微地弯着腰说:“大人,您好。按照您的吩咐,饭舱给俺做了中国饭,是肉包子,俺吃饱了肚子,还带了几个晚上吃。谢谢您,大人。在您的船上做水手真是一种幸运。”亚瑟船长笑着递给他工钱和一封信:“祝你好运。你找到妻子以后打算怎么办?是留在德国还是回中国?”“俺想带着她回中国,大人。”“这么说也许我们还能见面。我们的目的地是英国,无论去中国还是回英国,都会在这里停靠。希望你来这里坐我的船。”“一定的,大人。”说着便又是跪下磕头,然后带着感激的表情退了出去。他沿着升降梯来到甲板上。几步远的地方就是下船的舷门,一块木板搭在上面。张起等在这里跟他最后告别,眼泪汪汪的。王济良说:“等着,也许俺们还能见面,还能在一起。”突然听到有人喊:“站住!”水手长带着三个苏格兰水手跑了过来。王济良回头看看:说谁呢?还没弄明白,就被人按倒了。王济良说:“怎么了?怎么了?”水手长打了他一巴掌说:“你知道怎么了,搜!”
亚瑟船长的金表不见了。没有人不怀疑王济良,因为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主动走进船长室的下等人(还有一个是中餐厨师,他被允许可以把烧好的菜送到船长室),且还有令人信服的动机:他要离开了,去找他的德国妻子,身上的钱肯定不够。搜查和盘问都没有结果,按理说应该排除了,但亚瑟船长却一声断喝:“吊起来,脱光了吊起来。”很快,王济良成了桅杆的一部分,两只胳膊叉开着绑在帆桁上,像耶稣受难那样,似乎在欧洲人眼里这个样子是最难堪的。船长怀疑他有同伙,很可能就是最后跟他在一起的张起。张起已经被控制起来盘问过了,毫无所获后,船长来到王济良跟前:“你把它交给谁了?”“没有。”“那就是藏到什么地方了?”“也没有,俺就要下船,真要是俺偷了,只会带在身上。”“你当然会带在身上,别以为我不能豁开你的肚子。”船长觉得他一定是把金表吞了下去,下船后再屙出来卖掉。他想起有一次在船长室,趴伏着擦地的王济良仰起脸讨好地说:“大人,你的手表真好看。”他炫耀地晃晃手腕:“金表,见过吗?”“没有,大人,俺这是第一次见。像大人这样的上等人,也只有金子做的表才配得上。金表,啊,金表。”王济良重复着这个词,似乎都流出了贪馋的口水。还有一次,也是在船长室,他用浸油棉纱擦地的时候说:“大人,您的肚子真大。”他拍着肚子说:“跟我一比,你们中国人就没肚子了。”王济良说:“是的,大人,大肚有福。中国人的肚子是饿小的,外国人的肚子是撑大的。肚子,啊,肚子。”王济良又重复着“肚子”。在亚瑟船长眼里,王济良是个多嘴的人,问这问那,但并不讨厌,因为他总是一副巴结奉迎的神态,总会把赞美送给对方,把贬抑留给自己。但他并不知道,王济良的“多嘴”也是挖空心思的,仅仅是为了跟船上的人学习语言。亚瑟船长把王济良说过的“金表”和“肚子”联系起来,就觉得金表笃定在王济良肚子里了。他冲甲板上围观的人说:“谁能豁开他的肚子?”中餐厨师说:“俺能,俺给猪开过膛。不过,大人,是不是也可以给他喂一点儿泻药,让他把金表屙出来。要是屙不出来,再开膛也不迟。”船长当即派人上岸去买泻药。泻药是中餐厨师端来水喂下去的,之后他一直守着,守了一个小时,王济良就开始稀里哗啦屙起来。
金表果然屙出来了,包括亚瑟船长在内,许多人眼看着厨师从一堆稀屎里捞出了金表。王济良瞪着中餐厨师喊起来:“这是栽赃,你为什么要给俺栽赃?”眼见为实,谁能相信他的声辩?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却一直在否认,被激怒的亚瑟船长从中餐厨师手里夺过鞭子,亲自抽起来,抽累了,又让中餐厨师继续抽。船上的人没有谁同情他,就连张起也说:“你真丢死人了,俺这个中国人的脸以后往哪里放?”最后实在吃不消了,王济良只好承认:“是俺偷的,俺再也不敢了。”王济良天性里的怯懦、可怜、猥琐、紧张、隐忍、惶恐,一种在殖民地的环境里养成并扭曲的“被下贱”和“被侮辱”的人格,就在这个屈打成招的瞬间固定在了他的表情里,终生不去。他被绑在桅杆上过了一天一夜,之后几个水手放下他,把他抬到舷门那儿,顺着倾斜的木板推到了码头上。张起随后赶到,把他的行李和衣服扔在了他身边。王济良从昏厥中醒来,四下里寻找时,“苏格兰”号已经不见影子了。


第30章
几天过去了,王济良依然趴卧在码头上,哪儿也去不了。中餐厨师喂给他的泻药量太大,他一直在屙稀,几乎把肠子都屙出来了。没有吃的,只有几个发了霉的肉包子,吃了等于雪上加霜,屙得更厉害。夏天的阳光照耀着他,他浑身散发着恶臭,都熏跑了好几艘近旁的船。他所在的这个码头很大,差不多能同时停靠十艘大船,上船下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人们远远地躲着他,除了臭,还因为那些带血的鞭伤,就像无言的坦白:我不是什么好人,好人不会被打成这样。有个警察过来盘问,他想把一切说出来,发现船上学来的语言还不足以完全表达自己。警察听了似懂非懂,决定不把他送进医院,那是很麻烦的。他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只能算是无国籍难民,但比利时不接受来自任何地方的难民。他给王济良拿来一桶淡水和一些面包,叫来港口的医生给他的伤口消了毒。医生离开时,又留下了一些止泻的药。王济良千恩万谢,挣扎着跪起,给警察和医生磕了头。对他来说,没有继续遭遇捆绑和吊打,已经非常侥幸,受到这样的对待,算是意外之喜了。
但他丝毫不能松懈,心情越来越紧张:以后怎么办?如何离开这里?尤其让他沮丧的是,吉娜送给他的项链不见了。项链是金质的,有精致漂亮的花纹,十字架的胸坠儿上还有基督耶稣的袖珍造型,看上去很贵重。不过贵重并不是他珍爱的理由。那是吉娜的临别留念,是她送给他的唯一信物。它的存在能证明他的生活中有过吉娜,有过一段令他和她都万分感激对方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让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而他却让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他曾经无数次地用德语和英语对项链说:亲爱的;无数次地亲吻它,就像亲吻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天夜里,他梦见吉娜从海上走来,从他的行李上拿起项链就走。他醒来后惆怅了半天,突然翻开行李胡乱找起来。他从来没有翻找过,因为他一发现项链丢失,就认为是中餐厨师趁机偷走了。翻找的结果表明,他的想法是对的,项链的确已经不在了。但意外的收获却告诉他,翻找并没有错,吉娜在梦中的启示让他有了离开这里的可能:也许是张起的关照,也许是亚瑟船长并不想把他逼向绝路,在他以为绝对不可能继续存在而忘记翻口袋的时候,他积攒的全部工钱和亚瑟船长写给辛格船长的信却依然安静地躺在口袋里。昏暗的锚位灯照亮了它们,也霎时照亮了他的眼睛。
王济良渐渐好起来。一个星期后,他下海洗净了自己,然后在码头上四处走动着,打听来往于比利时和德国的“泰晤士”号货轮,打听辛格船长。终于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刚刚靠岸的那艘船就是。“泰晤士”号正在卸货,辛格船长来到码头上和货主一起清点货物。王济良二话没说就加入了卸货人的行列,等卸完了货,才满头大汗地来到了大胡子的辛格船长面前。船长以为这个十分卖力的人是来讨要工钱的,指着货主说:“钱由他付。”王济良赶紧弯腰弓背,连说“不不不”,然后把信双手递了过去。辛格船长看了信,翘起胡子说:“你是中国人?”接着便问起青岛的港口,吃水的深浅、吞吐量、货物的类型、气候的变化,等等。“我在这一带航行了十五年,真想去远方走一走。要是能发现新航线、新贸易就好了,让我的轮船航行在未经测量的汪洋大海里,那才叫不枉此生。对了,中国有没有航海图上还没有标出的岛屿?我要登上它然后以我的名字命名。”虽然对他的大部分问题,王济良的回答都是“不知道”,但他还是在不停地问。突然,辛格船长不问了,审视着王济良说:“看来你的工钱得由我付了,亚瑟船长说你是个从来不知道偷懒的水手。”他赶紧表明他除了做水手还有别的目的,又絮絮叨叨说起他跟吉娜的事。他发现这种跨越国境、万里迢迢的爱情特别容易引起外国人的好奇和同情。辛格船长耐心听完说:“上船吧。”
因为等待装货,“泰晤士”号在奥斯坦德港停靠了五天才启程。其间王济良一直在干活儿,就像在“苏格兰”号上一样,他把甲板和所有允许他去的地方都用油棉纱擦得闪闪发亮。辛格船长说:“你只要擦净甲板,就等于付了坐船的费用。但你却擦净了几乎整个货船,就算我是一个刻薄的船长,也得免费给你提供食物了。”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泰晤士”号到达德国威廉港。激动得整夜未眠的王济良去向辛格船长告辞。辛格船长又向他打听中国的事,尤其是青岛和山东的物产,好像他已经决定要去了。问完了,船长从桌上拿过面包篮子说:“拿上,都拿上。”他连连鞠躬:“大人,您是天下最好的船长,连说话都给报酬。”他收起面包,背着行李卷,转身下船,一脚踏上德国的土地,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王济良快步来到进出港口的栅栏门边,满脸堆笑地望着头戴白色大檐帽的把门人,殷勤地问了声好。把门人说:“护照。”“没有。”大概把门人经常遇到没有护照就想溜出港口的外国船员,摇摇头说:“不行,真的不行,尤其是你,你是一个东方人吧?”“中国人,知道吧,遥远的中国人。俺知道没有护照不能过去,但你没听出俺说的是德语吗?俺跟德国姑娘结了婚,就是德国的女婿,算是半个德国人了。”“半个德国人?那就更不能过来了。在德国生活的,都是完完整整的德国人。”王济良说起他跟吉娜的爱情,觉得这个带有德国殖民色彩的故事应该更容易感动把门人,没想到对方脸色越来越难看,突然用一阵呵斥打断了他:“吉娜真是个令人恶心的女人,居然跟一个中国人生孩子,这比跟犹太人生孩子更糟糕。回你的船上去吧,德国不欢迎你。”王济良愣怔着,似乎不相信对方的反应,等到人家把刚才的话又吼了一遍,才摇摇头往后退去。他想起了亨利希。在德国大概有许多“亨利希”,他们活着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歧视外族人。但他并不沮丧,既然已经来到德国,就没有轻易放弃的道理。他用中国话说:“你不让俺过去,俺就不过去了?哼。”他观察了一番,看到港口的围墙都是下半截红砖上半截铁栅,铁栅的顶端有菱形的矛,虽然密集,但并不锋利,防君子不防小人而已。他在码头上等到天黑,悄悄地摸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