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回答我。沉默了片刻，意大利人奥特莱先生说：“我曾是一名军人，打死过人，也差点儿被人打死。对战争来说，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目前凶手有了，被杀的人数也已经证实，就需要一个并不重要的合理解释，何必要争吵不休呢？麦克斯先生代表联合国，我们听他的就是了。”劳顿不服气地说：“退役的上校好比骟了的公马，动机‘并不重要’，是吗？”奥特莱忽地站起：“你敢侮辱我？”马奇主教说：“先生们，请不要这样，把一切善良的动机交给上帝，把一切罪恶的动机交给撒旦，人类没有什么可争吵的。调查需要心平气和。”劳顿说：“王济良杀死的人跟你无关，你当然会心平气和。”马奇主教申辩道：“所有的生命都在上帝的关怀之中。”又对奥特莱和蔼地摆摆手，“坐下，坐下。”麦克斯转向米澜女士：“为什么不说说你的看法？”所有人都把眼光对准了她，好像这位美籍华人一直在沉默，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米澜撩了一下头发，露出遮住的一只眼睛，平静地望着麦克斯，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劳顿先生是正确的。”她没有说出理由，但就这么一句话，让劳顿立刻两眼放光，盯着她频频点头。麦克斯扫视着在座的人说：“我跟奥特莱先生一致，劳顿先生跟米澜女士一致。现在就看马奇主教了，也许你能代表上帝做个决断。”马奇说：“我早就说过，只要确定凶手的身份，就能明白一切。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王济良到底是干什么的。”米澜说：“的确如此。”麦克斯说：“这件事很简单，当地政府会向王济良问清楚。”劳顿说：“恐怕没那么简单。尽管王济良知道他必死无疑，但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犯了杀头之罪，如果他否认跟共产党有牵连呢？很可能王济良说出来的并不是你需要的，何况他也许跟共产党本来就毫无关系。”麦克斯说：“那只能等到问过以后才知道，我这就去打电话催催他们。”
我算是听明白了：所谓“并不重要的合理解释”、政治的需要，就是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是“皇族事件”的后台，王济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或者他就是共产党。如此一来，王济良的杀人动机就再合理不过，天下人都知道：共产党仇视来中国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在国民党节节败退无力保护外国人的局面下，王济良奉命在敌占区“替天行道”不算什么意外。可问题是：证据呢？劳顿是惯于办案的警察，他的职业水准要求他摒弃一切合理推断。米澜女士是大学教授，严谨和诚实应该是她一贯的追求。那么我呢？《华报》是“皇族”的附庸，我是《华报》记者，自然应该坚持“皇族”的立场，可“皇族”的立场又是什么？《华报》主编弗兰斯并没有给我任何明确的指示，连暗示都没有。我现在只明白，代表党国军队的李云飞一口咬定王济良杀人有共产党的背景，代表联合国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召集人麦克斯及其成员奥特莱根据政治需要与合理推断，准备认同李云飞的说法。劳顿说他怀疑麦克斯正在跟国民政府做交易，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望着打电话回来的麦克斯问道：“你把电话打给了外事局局长张绪国？”麦克斯说：“不，这种事应该由绥靖区司令部负责。”“那就是李云飞上校了？”“正是。”我又问：“联合国的真实意图是搞清杀人的真相，还是为了拿到共产党指使谋杀的证据？”麦克斯说：“两者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真相有多种可能性，或许跟共产党无关呢？”麦克斯沉思片刻说：“当然是拿到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呢？”“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不会把意图当事实吧？”麦克斯“哼哼”一笑，说：“对一切冲突，包括目前中国两派愈演愈烈的冲突，联合国唯一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政治解决，明白吗？”我说：“不明白，难道政治解决就是认定‘皇族事件’有共产党的背景？”意大利人奥特莱突然插了进来：“王济良杀人是富有启示性的，也许它仅仅是个开头。在中国，随着共产党的胜利，大批外国人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奥特莱说：“这么明显的预兆，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劳顿挖苦道：“原来你还是个精通星占术的神巫，墨索里尼先生。”奥特莱挥了一下拳头：“我真想掐断你的脖子。”劳顿说：“那就来吧，骟马。”奥特莱扑了过去。
退役上校奥特莱显然不是现役警官劳顿的对手，被打得爬下再起来，起来再爬下。麦克斯喝止道：“都给我住手，你们不知道这是在给联合国丢脸吗？”起身过去，推了劳顿一把，“警察先生，看来你得立刻离开这里回香港了。”劳顿喘着气，怒视着捂起脸的奥特莱说：“我也这么想。”麦克斯说：“那么香港政府会怎样对待一个不肯与联合国合作的警官呢？”劳顿“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知道如果自己就这样被打发回去，面临的局面一定很尴尬，十有八九是会被解职的。他泄了口气，愤愤地说：“对不起。”麦克斯望望窗外就要黑下去的天色说：“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吧！等着看王济良怎么说，也许明天就会有结果。”
第20章
我在德国领事别墅跟调查委员会的人一起用过了晚餐。免费的西餐果然可口，是我小时候在爱伦老师家吃过的那种味道，用料是最新鲜的牛肉和最考究的作料。我坐在劳顿旁边，他的另一边是米澜女士。我听劳顿说：“为什么你要住在这里？是对正宗的口味有爱好，还是对免费用餐感兴趣？为什么不搬出去跟我们一起住？”米澜说：“我喜欢早晨起床后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海，喜欢这里的巴洛克装饰，也喜欢你说的西餐和周到的服务。你不喜欢吗？”劳顿说：“喜欢，但要是你讨厌一个人，又必须天天跟这个人在一间酒吧里喝酒，那就意味着喝酒是为了打架。我不想揍扁那个意大利佬。”米澜说：“你为什么讨厌他？”“我讨厌所有的马屁精。”“他只不过是想维护联合国和麦克斯先生的权威罢了。”“在‘皇族事件’面前，只有事实，没有权威。”米澜流露出欣赏的目光：“也对，我同意你的观点。”
晚餐后，劳顿和马奇主教坐着一辆为调查委员会服务的黑色轿车回夏日旅馆去了。我骑着脚踏车，沿着海边走向了毕史马克街。黑夜不黑，军车不断驶过，有巡逻的，也有运送兵力的，还有从前线归来的伤员车。看军人们忙忙碌碌的样子，就知道战争的空气越来越紧张，枪林弹雨离青岛已经不远了。春月依然白亮，如同半个冰镜残损在烟雾的弥漫里。黑色的铁铸的电线杆把一束束橙色的灯光打在路面上，拉长或缩短着行人的影子。行人很少，默默走路的都是老人和男人，好像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青年和女人了。流浪狗若无其事地穿过马路，不肯消失的背影会持续很久。一只夜鸟飞过头顶，沿着马路轻翔而去，我认出那是一只追逐老鼠的猫头鹰。我使劲儿蹬踏着脚踏车，经过“负一号”时，突然停了下来。那座玲珑的建筑在木门里半睁着惺忪睡眼，灯光勉强挤出窗户，推搡着黑夜的压迫，木芙蓉细密的枝子“唰啦啦”地抖下半天的光絮，仿佛光絮一落地，就变成了院墙上的爬山虎。我一只脚踩到马路牙上，等了一会儿，仿佛事先有约，玛丽娅立刻就会出来。半晌，灯光熄灭了。
我回到夏日旅馆时已经很晚。劳顿还在酒吧，一边打电话一边喝酒。我也去喝了一杯，然后回房间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上午，我去酒吧给《华报》主编弗兰斯打电话，说了“五人调查委员会”的事，问他关于“皇族事件”的报道有没有倾向。他说一如既往，还说尽量不要跟联合国派去的人发生冲突。我说：“现在就等着凶手招供了，只要他承认跟共产党有关系，调查就算完成了一半。”弗兰斯说：“你会相信招供吗？”我打了个愣怔：“有时会，有时不会。”弗兰斯说：“我对你是抱了很大希望的，你从来没做过令人失望的报道。”
打了电话，回到房间，正想躺一会儿，准备下午再去欧人监狱，听王济良继续说他的经历。服务生敲开门说，有人找我。我下楼来到大堂，吃惊地看到玛丽娅立在柜台边。她一脸愤怒，说起王实诚上午去欧人监狱探视他爹的事：见倒是见了，却差不多已经不认识了，两眼肿胀，满脸血迹，手臂上全是伤口，还有些瘸。我吃惊道：“什么时候打的，谁？”话一出口，就觉得问得很可笑，想一想就知道：为什么李云飞要把探视的时间安排在今天上午？因为昨天下午或晚上他们将对王济良严刑拷打。麦克斯昨天给李云飞打电话，催他问清楚王济良的身份，也就是催他赶紧用刑。他们肯定早就商量好了。玛丽娅问：“他们为什么拷打他，为什么？”我说“不知道”，立刻又说：“问王济良是不是共产党，谁指使了他。”玛丽娅说：“他不是，绝对不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就是知道。”“我也觉得不是，共产党在节节胜利时犯不着制造这种不利于自己的事端吧？”我发现“皇族事件”的背景越来越复杂了：如果共产党是策划者，那不就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反对自己的理由？国民党巴不得这样，它肯定不会真心阻止暴徒杀害外国人，反而希望杀得越多越好。还有一种可能：国民党策划了这起事件，目的就是嫁祸于人。我把玛丽娅带进了酒吧，问她喝什么，她说水。她一口气喝干了服务生端来的一大杯水，几乎流着泪说：“先生，请说说情吧，不要再拷打他爹了，王实诚和我都受不了。”我说：“你别着急，我们下午还要去见王济良，我会全力制止他们再次用刑。”她说：“他们不会不听吧？”“我可以提出抗议，告诉他们我会如实报道关于王济良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逼供。”玛丽娅用手帕擦着汗匆匆离去。我送她出门，目光痴呆地望着，感觉她的背影跟面容一样凄哀动人。背影是女人更有动感的美，摆动的线条令人遐想不已。我在香港只见过选美大赛中的“世界小姐”才会有如此健美绰约的身姿。
我回身直奔楼上，“咚咚咚”地敲开了劳顿先生的门。我说：“如果王济良的口供是严刑逼供的结果，又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呢？”作为警察，劳顿对拷打并不吃惊：“就看王济良招供了什么。据我的经验，百分之七十的用刑是可以逼出真话来的，屈打成招的只有百分之三十。”“香港警察也这样吗？”“我告诉你，全世界都如此。”“可是劳顿先生，我找你是为了制止这种野蛮行为。”“为什么？”我不回答。他又说：“我刚才看见你和玛丽娅在一起。”“不行吗，为了她？”劳顿哼一声：“行，当然行。”我又去敲开马奇主教的门，告诉他，玛丽娅来过了，请求我们制止毒打王济良。“别忘了，我们都答应陶锦章要照顾玛丽娅的。”马奇主教天真地说：“当然需要制止。耶稣已经承担了人类所有的酷刑，对任何人的毒打都是不对的。”
午饭后，我们再次来到欧人监狱。监狱长说：“今天不方便见王济良。”我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是他被打坏了吗？”监狱长毫无愧色地说：“也是他自找的，谁让他不听话呢！”劳顿问：“就是说他不承认自己跟共产党有关系？”监狱长说：“是的。”我又说：“那就更不能再打他了。”劳顿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私人请求，为了一个姑娘。”监狱长说：“我得听上级的。”马奇主教问：“你信仰耶稣吗？”监狱长说：“耶稣是谁？”“那么上帝呢？”“没信过。”“你的上级信吗？”“跟我一样。”马奇主教失望地说：“怪不得。告诉你的上级，罪恶的行径并不能拯救罪人，只有仁慈……”劳顿抢过了话头：“你们的用刑也许会让王济良诚实起来，我们必须见见他。”在劳顿和我的一再坚持下，监狱长把我们带到了审讯室。
我们等了半天，才见王济良一瘸一拐地被押进来。他脸上显然刚刚清洗过，血迹不见了，但青肿是无法消除的，手臂上的伤口也赫然在目，手铐和脚镣依旧。押他的人摁他坐下，又要用一根铁链拦腰固定在椅子上。我说：“不需要了吧？”劳顿也说：“他对我们没有威胁。”押他的人把铁链扔到地上，出去了。劳顿用英语问：“听说你拒绝承认你跟共产党有关系？”王济良抬起下巴，蜷缩起身子，用肿胀得眯缝起来的眼睛望着我们，沉默着。我说：“是你不想说实话，还是说了实话他们不相信？”王济良哆哆嗦嗦地说：“他们不让俺说，什么也不让说。”我问：“那为什么挨打？”王济良说：“他们只想让俺摁手印。俺不摁，在没有说完俺自己之前，俺为什么要摁手印？摁完了就要枪毙，可俺的话还没说完。”劳顿说：“原来你是想多活几天，那也容易，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只要你说实话。”王济良说：“俺就是想说实话。听俺说，你们应该听俺说，听到最后你们就明白了。”我害怕劳顿拒绝，抢先说：“我们就是来听你说你自己的，越详细越好，我们有的是耐心。对吧，两位先生？”马奇主教点点头。劳顿没表态。王济良咳嗽了几声后说起来，尽管神态依旧是畏怯可怜的，口气却显得迫不及待，好像不一口气说出来，就再没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