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还是风浪,能看清船几乎要翻又没翻,浪几乎要淹又没淹。劳工中死了一个人,是吐死的,他从未坐过船,对颠簸摇晃有严重过敏,吐干了食物,又吐干了胃液,最后吐得气都上不来了,永远上不来了。王强把尸体背到了亨利希跟前,问对方怎么办。他觉得对没犯任何错误就死去的劳工,雇主应该赔偿点儿什么。亨利希踢了尸体一脚说:“你是要我把他扔到海里吗?要是我亲自动手,就会连你一起扔下去。”王强假装没听懂,还想说赔偿的事,亨利希便吩咐士兵把王强抬起来。王强赶紧说:“别别别,俺扔俺扔。俺是想让大人明白,又死了一个好手艺的铁匠,多可惜啊!”亨利希说:“对这种连上帝都挽救不了的人,我有什么办法?”王强当着亨利希的面儿,抱起尸体,搭在船舷上,掀进了大海。
又死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张起的亲戚,石料厂的工友。他钻进军人的卧舱从一个睡觉的士兵身上扒了一件救生服,套在了自己身上,尽管救生服上罩着外衣,但还是被发现了。那士兵猎鹰一样来到卧舱,捉住工友就打,然后拖到甲板上,脸朝下摁到了积水中,是流血过多还是气憋而死,谁知道呢?显然有人出卖了他。王强逢人就说:“不是王济良,我就把头割掉。”亨利希叫来打死人的士兵问:“是王济良告的密?”士兵说他也不知道,告密的人用衣服蒙住了头。亨利希又叫来王济良:“是你告的密?”王济良说:“不是,俺怎么能干这种事?”“这种事不好吗?”他磨蹭了一会儿说:“如果是好事,那就算是俺吧。”亨利希竖了竖大拇指:“很好,你就担起来吧,只要是大家认定的,不是你也是你。”这天晚上,王济良跟张起在卧舱过道里相逢,张起小声说:“你救过俺的命,俺也想救你一命。小心提防,老君会要杀死所有的石匠。”王济良问:“为什么?”张起说:“不知道,太上老君在梦里要俺们行动起来,还说风暴明天结束。”王济良又问:“船会翻吗?”张起说:“会。”
王济良一夜未眠,任何响动都会被他认为是老君会的人前来谋杀自己。风大浪大,响动不止,谋杀也就时刻存在。他想不明白:既然船会翻,都得死,为什么还要“杀死所有的石匠”?好不容易天亮了,“不来梅”号在偌大而汹涌的水域里变得更加轻巧,好几次都飞升到浪尖,接着就跌入深深的水谷,在被黑暗吞没的瞬间又神奇地回到了水面。所有的人——劳工们、水手们、士兵们,都在经历无法控制自己的起落,心脏移动着位置,一会儿在喉咙上,一会儿在肚子里。眩晕的、呕吐的、四肢无力的、饥渴难忍的、被撞得这儿那儿疼痛的,没有谁是正常的。死亡就要来临,马上就要来临。这是集体的意念,单纯而固执。大部分人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某个瞬间船跌入深谷后再也起不来,淹没、黑暗、窒息、张大的鱼嘴、白花花的牙齿,血肉粉碎。王济良绝望着,心说:铁匠们的太上老君真灵。照理,石匠们也有自己的祖师,就是造房造屋的鲁班,怎么就不起作用呢?是没有朝拜的缘故吧?是没有组织起老君会一样的鲁班会的缘故吧?铁匠们有老君会,石匠们为什么不能有鲁班会?老君会要杀死所有的石匠,谁抗得住?只能是鲁班神保佑的鲁班会。遗憾的是,马上要死了,老君会和鲁班会都不起作用了。他昏昏沉沉地闭上眼睛,渐渐睡着了,噩梦不期而至,有神有鬼,让他提前结束了生的留恋和死的恐惧。
等王济良醒来时,风浪已经停息,四周静得出奇,好像狂风本身并不是灾难,而是一种送走灾难的力量,在它依然吹来吹去时,浪却不再上蹿下跳。他走出卧舱,奇怪地看着甲板上的人,有劳工、有士兵和水手,都表情松弛地望着大海。海累了,需要睡觉了,不再张牙舞爪了。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道似有似无的海岸线。人们一再地瞩望,却发现船并没有朝海岸线驶去。王济良看到张起在远处冲他笑了一下,心想:太上老君说对了,风暴已经结束。但为什么没有翻船呢?
亨利希开恩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把一天一顿饭改成了一天两顿,而且尽饱吃。从死亡线上走来的劳工们一面庆幸自己还活着,一面持续着互相间的倾轧。一天,开饭的时候,王强蛮横地推开了一个好不容易挤到打饭窗口的石匠。石匠不服,再次挤过去,却遭到了一伙铁匠的拳打脚踢。王济良出现了,从地上扶起石匠,横挡在一个还要扑过来厮打的铁匠面前说:“不死你着急啊?就不能安分一点儿?”老君会的人没敢再动手,都知道惹了王济良会遭到亨利希的惩罚。王济良拉着那石匠,挤向窗口,打了饭又挤出来,问他叫什么。石匠说:“栗子。”
又有一天,饭食增加到了三顿,而且顿顿有肉汤。肉虽然臭了,肚里没有丁点儿油腥的劳工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王济良想,船上有多少食物?这样吃下去,几天就吃光了,往后怎么办?但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明白自己的担忧纯属多余,已经不需要了。半个多月的航行就要结束,暗夜和陆岸一起到来。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漆黑得睁眼和闭眼差不多。士兵们吆喝劳工赶紧出舱,排着队登陆。登陆的地方没有码头,只能从船舷上放下铁梯,下到摆渡船上。摆渡船仅有两艘,一次运送二十个劳工。缓慢地运送持续到凌晨,天就要亮了,才运送了不到一半。亨利希留下一队士兵守护已经上岸的劳工,又命令开船。轮船载着剩下的数百劳工,再次驶向远海,很快消失在迷雾里。好像这是一次秘密登陆,不让人看见,非要等到夜黑人静。王济良是第二批登陆的,亨利希生怕他被人暗算,把他留在了身边。还是漆黑一片,有几颗眨巴眼睛的星星,窥伺秘密似的在云层里探头探脑,突然响亮起来的水浪诡谲地掩饰着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王济良跟亨利希同时上岸,迎接他的是一片鹅卵石铺成的滩涂,是一道把陆地和海水隔离起来的围墙。他听到亨利希长舒一口气,大声说:“德意志到了,你们踏上了帝国的土地。”一阵大风吹来,能听到不远处呼啦啦的林涛声。“不来梅”号迅速开走了。


第18章
王济良说得口干舌燥,突然打住,说他饿了。我的肚子也在咕咕叫。劳顿说:“我虽然很愿意听你讲过去的故事,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对我们的调查有没有用。还是希望你不要太烦琐,尽快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为什么杀人?”王济良说:“大人,你见过没有头的绳子吗?”我说:“劳顿先生,既然你答应帮我的忙,就不要干涉他跟我的谈话。”劳顿说:“我并不想干涉,但时间是有限的。”马奇主教说:“时间由上帝来决定,也许我会听到他忏悔的声音。”劳顿说:“你会的。”我说:“也许不会。”我们走出欧人监狱,看到玛丽娅和王实诚站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边,见我们出来,都有些诧异。我大步走了过去。玛丽娅似乎想回避,扭了一下身子,又改变了主意。我说:“你们好,怎么在这里?”王实诚带着敌意瞪着我不说话。玛丽娅说:“他想进去看他爹。”“为什么不进去?”问完我就明白了:他们进不去。玛丽娅恳求道:“帮个忙吧!”我说:“我不行,看他们行不行。”劳顿傲慢地站在马路对面,不想过来跟玛丽娅和王实诚打招呼。马奇似乎想过来,看看劳顿又停下了,毕竟他有主教的矜持和有神论者的自负。我走过去给他们说了玛丽娅的恳求。劳顿断然摇头:“这不是我们权限内的事。”我说:“有时候同情会扩大你的权限。”劳顿望了一眼马奇主教,好像是商量:“我们有必要同情他们吗?我看没有。”马奇主教沉思着,决定不把陶锦章委托的关照跟同情罪犯亲属混为一谈。他说:“我看不出这对拯救王济良的灵魂有什么好处。你应该告诉他们,我们都要服从规矩。”我说:“难道上帝制定了不让亲属探监的规矩?”劳顿催促道:“走吧!”
监狱门口只有一辆洋车,劳顿和马奇主教挤了上去。他们的身体比一般中国人都要高大肥胖,车夫吃力地迈开了腿。劳顿说:“快点儿。”我知道他们要去德国领事别墅,在那里用餐不仅免费,而且可口,是正宗的西餐,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向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通报跟王济良的谈话。我想我也应该跟他们去,听听麦克斯先生、米澜女士和奥特莱先生怎么说——“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真实意图和联合国的目的。我隔着马路,对玛丽娅耸耸肩,摇摇头,想转身走开,看她失望得有些不知所措,便又不忍地走了过去。我说:“等着,我试试,我去给他们说。”
我没能说服门卫放王实诚进去,一再地纠缠之后,门卫不耐烦地说:“我就是个站岗的,不是我说了算,你去找监狱长。”几分钟后我走进了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除了调查委员会,任何人不准接近王济良。你得让上边同意,我才能答应你。”我回到玛丽娅身边,彼此传递着失望。王实诚瞪起眼睛说:“你走吧,俺早就知道你干不了什么好事。”我觉得我即便立刻走掉,也不能因为是他的驱赶。尊严让我定定地立着,突然意识到,我对不起他们,尽管王济良作为杀人凶手,应该绳之以法,但后辈却没有理由因此而深受伤害,尤其是来自我的伤害——我,一个迷恋着玛丽娅的长相和气质的未婚男人。我说:“你们等着,别离开,我再去试试。”我骑着靠在监狱门边的脚踏车飞驰而去。
市政府外事局离监狱不远。我见到外事局局长张绪国时,他刚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我的请求让他低着头半晌不语,突然问:“你是调查委员会的人吗?”他这是明知故问了。我说:“不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香港《华报》差不多就是‘皇族’的报纸,报馆派我来就等于‘皇族’派我来。‘皇族’以及代表‘皇族’的联邦德国都不希望在调查结束以后,受到任何有关‘不公正’的指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证明调查是秉公的,法律是健全的,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了保证,包括他接受亲人探视的权利。”张绪国说:“这个自然。不过,王济良迄今并没有交代杀人动机,我们想尽量避免他跟外界的串通。”我说:“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参与犯罪的人,他有必要串通吗?再说重要的是证据,不是口供。王济良的结局只能是处死,他的动机和国民政府的动机会不会是一致的呢?”张绪国说:“你从哪里了解到国民政府也有动机?没有吧?”“我想也没有。但如果连一个记者的面子也要驳回,国民政府没有动机的说法又有谁来证明呢?你应该明白,谁更有资格说黑说白,是事件本身还是新闻记者?我是代表外国势力的记者,我觉得来自外国势力的任何威胁,中国当地政府都会在乎。”张绪国冷然一笑:“你为什么要给他们说情?我并不相信是为了什么公正。”“你是说我另有原因?也许吧。”“你不如老老实实说出来,很可能私人的意图更好商量。”我说起玛丽娅,说起上海朋友的委托,还把马奇主教拉了出来,撒谎道,马奇比我更希望满足玛丽娅的请求,只不过主教的身份让他不便出面。张绪国说:“玛丽娅?就是那个跟王济良的儿子不清不白的女人吗?”我没有回答。他又说:“这不就得了,何必绕那么远?如果是你个人的事,我倒是愿意帮忙。”我有些诧异:“这是为什么?公事公办不是更合理吗?”张绪国“唰”地拉下脸说:“党国无公事,都他妈是为了结党营私。”我一愣:他怎么这么说?张绪国转眼又笑了,从衣架上拿起礼帽说:“走。”
我把脚踏车丢在外事局门口,坐着张绪国的灰色轿车,去了胶州湾畔的绥靖区司令部,在一间墙上挂着一排美式卡宾枪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那个曾经陪同调查委员会去六号码头监督王济良打捞尸体的上校军官。张绪国在车上告诉我,上校叫李云飞,是代表绥靖区司令部协助调查的,有关罪犯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不过作为军人他并不霸道,反而显得过度谦虚了些,凡事都愿意跟张绪国商量。果然,他不仅温和而且热情,一见我们就又是让座又是沏茶。说起允许王实诚探视他爹的事,张绪国抢先表态:“若缺记者也是受人之托,做朋友,为朋友,不得不如此。关于‘皇族事件’,我们今后还会仰仗他许多。依我看,没什么问题吧?儿子探视老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云飞沉吟了片刻说:“就怕有意外,部队都去前线了,监狱的守兵不是很多。”我说:“守兵再少,王实诚一个瘦不拉叽的人,又能怎么样?”李云飞说:“他当然不可能背起他爹逃跑,但谁又能保证他不是为劫狱来侦察地形的呢?”我又是摆手又是摇头:“不可能,我看王实诚又傻又蠢,没这个机灵劲儿。”李云飞说:“我不过是从最坏处着想,可能性的确不大,毕竟青岛还是党国的天下,就算共产党再有能耐,也不可能虎口里拔牙。”我一愣,问道:“听你这么说,好像王济良杀人有共产党的背景?”李云飞说:“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我问:“有证据吗?”李云飞说:“目前还没有,不过……快了吧!”我说:“上校先生好像胸有成竹?”李云飞挥挥手说:“扯远了,还是说眼前的事,不就是让儿子进去看看他老子嘛,我听绪国兄的。”张绪国说:“云飞兄总是这么客气,那就谢谢了。”我也赶紧道谢。李云飞又说:“不过今天不行,明天上午怎么样?”我说:“当然可以。”就这么定了,我们起身告辞。李云飞把我们送出大门,送到车上,一直在招手。我寻思,这个军人还不错,通情达理,比较容易打交道。
张绪国的灰色轿车把我送到了外事局门口。我又骑上脚踏车去了欧人监狱。玛丽娅和王实诚还在马路对面等着。一阵青雾奔驰而来,遮去了四周的建筑,包括塔楼高耸的监狱。我看到王实诚的眼光柔和了些,看到玛丽娅在说声“谢谢”的同时,嘴角微微一抽,眼睛也随之轻轻一合,虽然还不算是快意的笑,却也不能否认已有丝丝潜在的温柔在面容上游走。我心里有了些微的舒畅:总算为玛丽娅做了点儿事。


第19章
离开玛丽娅和王实诚后,我看时间尚早,便骑着脚踏车,直奔德国领事别墅。院门口的几个警卫不让我进去。我说是劳顿先生让我来的。警卫就去把劳顿叫了出来。劳顿说:“尽管我没有叫他来,但我依然欢迎他来。”又小声对我说,“我们正在吵架,最好你也能听听。我怀疑麦克斯先生正在跟国民政府做交易。”我很高兴劳顿能对我这样说,证明他跟我比较接近,立场是中立的,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确定到底是他跟麦克斯的矛盾导致了他的中立,还是他的中立导致了他跟麦克斯的矛盾。领事别墅可以举办舞会的大客厅里,四围有沙发的一角,“五人调查委员会”的人正在开会,我的到来让会议中断了。我说:“对不起,我来得不是时候。”麦克斯冷冷地问:“你找谁?”他没有站起来迎接我,想以此表明我应该马上离开。劳顿也问:“你是找我,找麦克斯先生,还是找大家?”我明白劳顿的提醒,赶紧说:“我找大家,没想到大家都在,真是机会难得。”麦克斯无奈地说:“坐吧!”一个穿旗袍的姑娘过来给我上茶。我瞅了一眼,心说:她个子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