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信仰……慈善？”
“亲爱的友人，你不是想从我这儿得到慈善。你是要我做我不准备做的供认。在我看来，我不做倒是慈悲。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理解的。”他又补充一句，“在我离去之后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他的声音绝对的冷淡。一阵沉默。
他说：“对不起。你迫使我比我所情愿的更粗鲁了些。”
“我最好还是走吧。”
他抓住这个机会站了起来。
“我不怀任何个人的恶意。”
“当然。”
“让我送你到门口。”
我们往回走，走进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抹着白石灰的门，再走过另外几道门，经过像监狱囚室的地方，回到满是死亡题材壁画的大厅，又见到了那些阴森恐怖的永恒的映像。
他说：“我想问问你关于学校的情况。那儿有一个叫阿芬达奇思的男孩，很有前途。我辅导过他。”
我们在凉廊里逗留了一会儿，在佩鲁吉诺派的壁画旁交换了关于学校的信息。我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有兴趣，只是尽力显得随和，这有辱他的骄傲。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有些不自然。
我们握手。
他说：“这是欧洲一处伟大的圣地。我们被告知说来访者——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临走时应该感到……我想具体辞令是‘觉得精神焕发，且受了安慰’。”他停了停，似乎觉得我会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嗤之以鼻，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得再一次请你相信我保持沉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
“我尽量相信。”
他很正式地鞠了一躬，是意大利式的而不是英国风格的。我步下石头台阶，走向通过冬青丛的小径。
我在苏比亚科等到晚上，才等到回火车站的巴士。它驶过悠长的绿色峡谷，驶过有村庄的小山，车窗外掠过在秋天中转黄的山杨。天空从最柔和的蓝色变为晚祷时分的粉橙色。老农坐在自家门口，其中一些有着希腊人的脸：神秘、端庄、平和。也许是在等车时喝了一瓶维蒂奇诺白葡萄酒的缘故，我觉得自己属于、永远属于一个比莱弗里尔所属的更古老的世界。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宗教。这种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与对古老的、不变的希腊——拉丁世界半醉态的爱融合了。我是一个外邦人，好不过是个斯多噶派，坏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而且永远是这样了。
在等火车时，我喝得更醉了。车站酒吧的一个人费了老大功夫才让我明白，西边柠檬绿色天空下一个深蓝的山顶曾经是诗人贺拉斯的牧场。我为萨宾人[3]
的山干杯。一个贺拉斯强过十个圣本笃，一首诗歌好过一万篇布道。过了很久以后，我意识到在这方面莱弗里尔也许会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也选择了流放，因为有时静默就是一首诗。
第69章
假如在去过希腊以后，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罗马令人感到抑郁的话，那么单调死板的伦敦还要糟上五十倍。在经历了爱琴海岸的空旷之后，我已忘记了伦敦的丑陋：那令人数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蚁般的拥挤。两种经历相比就如同见过了钻石以后见泥巴，或者见到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后又坠入阴湿的灌木丛。航空公司的汽车爬过诺霍特和肯辛顿之间那无边的郊区，我坐在车上心里直纳闷：有谁居然应该，或者会凭自由意志选择回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气候？空浮的白云无精打采地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泛游，我听得见人们在说“可爱的天气，不是吗？”但那疲惫的绿色、灰色、棕色……它们似乎把我们见过的伦敦人的行动压缩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单一体。而对于希腊人，有一个特点我已经熟悉到不复注意的程度：每张脸都是独特的，带着明晰的背景。没有一个希腊人与另一个希腊人相像，而那天每张英国人的脸都与其他英国人的脸相同。
四点钟左右我到达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试着决定干些什么。十分钟后我拿起电话拨了安·泰勒的号码。没有人接。半小时以后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强迫自己拿起一本杂志来读了一小时，然后打第三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我叫了辆出租车到罗素广场。我非常冲动。艾莉森会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有些迹象。将会发生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钟。
最后我已经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临街的门同以往一样闩着，三楼的门铃旁没有贴着姓名卡。我上了楼梯，站在门外等了一下，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敲门。没人应。我又敲，随后又敲。音乐声从上边飘来。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门上最后敲了一次，而后便走上了楼梯。记得那天晚上我带艾莉森去洗澡时，是和她一起爬这些楼梯的。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世界已经幻灭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儿，挨得那么近。我决意相信她离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绪爆发时作出的决定。
我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敲门。
脚步声。
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开了门。她戴着眼镜，挺胖，涂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视线越过另一扇门看到她身后的客厅。那儿有一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女孩，动作僵在展示某种舞蹈的过程中。爵士乐声，屋里充满了傍晚的阳光，三个被突然停止动作的形象，停滞了一瞬，这情形活像一幅当代弗美尔[4]
的画作。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开门的女孩给了个鼓励的微笑。
我后退了。
“对不起，找错房了。”我开始往楼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后喊着问我找谁，我只说，“没关系，二楼。”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我已走得不见人影了，连同我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肤色，我的退却，还有从雅典来的特殊电话。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一家我们曾喜欢过——艾莉森曾喜欢过的意大利餐馆。还是老样子，在布卢姆茨伯里一带较穷的学究和艺术家们中间很有市场：研究生、失业的演员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很年轻，和我是一类。主顾没有改变，可我变了。我听着周围的嘈杂，这里的与世隔绝性和突然显露出来的无知先是让我倒了胃口，继而又让我觉得被疏远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个我在假设中想更多地去认识并与之友好的人，但一个也没有。不必证实，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国味。这时我想到我的感觉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觉一样：在英国人面前如同一个混合体，夹杂着恼怒与迷惘，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过去，这么多相同的东西，然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比无根还糟……无种。
我又到罗素广场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楼没有灯光。我便回到旅馆，沮丧极了，有如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经管这所房子的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占据了一排破败的绿色屋子。我认出接待我的职员就是我前一年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位。他记得我，而我也迅速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点信息。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让给艾莉森的——大约是从帕纳萨斯山回来之后十天半个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儿。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让人的地址和转让人的地址一样。
“准是合住的吧，”职员说道。
原来事情是这样。
那我还管什么呢？为什么要继续找她？
但从房地产代理商那儿回来以后，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旅馆里等着，希望得到另外的信息。第二天我搬到罗素旅馆，这样我只要走出大门，就看得见广场对面的房子，等着黑暗的三楼的窗户亮起来。四天过去了，没有灯光，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陷入一种行动上无能为力的状态，并因此变得不耐烦和沮丧。我想也许他们找不到我了，不知道我在哪里。这么想令我担心，而我又因为自己担心而愤怒。
见到艾莉森的需要淹没了其他一切。就要见见她。把她心里的秘密勾出来，还有其他我叫不上名的事情也要弄清楚。一个星期过去了，时间都消磨在电影院和戏院里，浪费在旅馆房间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等着身边那无情地保持静默的电话响起来。我差点给布拉尼打电报告诉他我的地址，但骄傲阻止了我这么做。
最后我屈服了。我再也受不了那家旅馆和罗素广场，还有那永远空着的公寓。我在一家烟店的布告牌上看到一处地方出租。在夏洛特街北端，托特纳姆考特路另一边，两层制衣房上面一个邋遢的阁楼“公寓”。房租挺贵的，但房里有电话。房东太太虽然住在地下室，却显然是三十年代夏洛特街上波希米亚中的一员，她邋遢、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见面头五分钟她就告诉我狄兰·托马斯[5]
曾是这所房子的亲密房客。“天哪，有时我得打发他睡觉，可怜的家伙。”我不相信她的话。说狄兰过去常在夏洛特街睡觉就如同吹嘘说伊丽莎白女王过去常在英国乡间旅馆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喜欢她。“我的名字叫琼，人人都叫我肯普。”她的智力就像她房里的陶器和图画一样一塌糊涂，但她的心地是好的。
在我同意租屋后，她站在门口说：“好吧，只要我拿得到你的房钱就行。随时可以带你要的人来。在你之前的房客是个皮条客，绝对是个可人的小伙子。上星期血腥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把他逮走了。”
“天哪。”
她点点头。“瞧他们。”我环视一周，看到街角里站的两个年轻的警察。
我还买了一辆旧名爵赛车。车身坏了，车顶漏水，但发动机似乎还能维持一两年。作为一个盛大的首行式，我载着肯普到一家叫作杰克斯特劳城堡的酒店。她狂饮无度，信口开河，但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所要且需要的人：热心肠，近乎强迫症的自述狂，毫不怀疑地接受我对于自己没有工作的解释，以她苦涩而温情的方式使我渐渐认命于住在伦敦，做英国人。还有，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每当我的坏情绪袭来时，她都能使我不至于感到太孤独和遭遗弃。
第70章
一个漫长的八月过去了。其间我有时抑郁得厉害，有时又像冬眠似的冷漠。我就像臭水里的一条鱼，伦敦的灰色令我窒息。我像堕落后的亚当一样回顾过去，我回想起弗雷泽斯亮丽的风景，那儿的盐滩和百里香，回顾在布拉尼发生的事，那不可能发生而又发生了的事。在伦敦疲惫的黄昏，我发现自己不能希冀那些事不能发生，就像我不能原谅康奇斯要我扮演角色。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的两难是在乎一种事后的原谅，宽恕别人对我所做下的事，即便要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很痛苦，我不得不以被动语态的“做”来想它。
我以同样的方式想莉莉。有一天我差点撞了车，当时我瞥见沿着一条小街往前走的苗条金发女郎，我狠踩刹车。接着我一个急转弯转到路缘去追她。在看到她的脸之前我就知道她不是莉莉。但我之所以追赶她是因为我想面对莉莉，想质问她，想去理解那不可理解的，而不是因为我渴望她。我可以渴望她的某些方面，但就是这种方面的划分使她成为不可爱的人。因此我几乎可以想着她，想她明亮的那一面，就像一个人以温和、历史的眼光看待生活中富有诗意的时刻。但我仍痛恨她的真实的、黑色的现在。
但是在等待中、在这种体验渗入我的生命中时，我得做点什么。因此整个八月的后半个月我都在追踪康奇斯和莉莉在英国的踪迹，也通过这种追寻来找艾莉森。
无论多么无力而间接，这种追寻使我保持着面具，钝化了我想见艾莉森的折磨人的渴望。说它折磨人，因为一种新的情感已经播种，且在我里面成长，我想把它连根拔除却做不到。这并不是因为我知道康奇斯播下了这种子，现在又以这人为的静默和隐匿不现来折磨我。我蔑视、反驳、驱赶这日夜缠绕着我的情感，可它还在增长，就像胎儿在不情愿的母亲的腹中成长，愤怒地跃动，在不成熟的时刻又使她快要因……而溶化了，我说不出那个字来。
有一段时间它被埋在询问、猜测和信件堆里。我决定不去理会康奇斯和那些女孩们告诉我的关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话。在许多事情上，我只想发现一点痕迹，哪怕一个指纹：在他们自己的骗术上抓住他们。
有关艾莉森的剪报。同《霍尔本报》不一样。后者可能刊登调查报告。
《福克斯小册子》。在《英国博物馆目录》里找得到。康奇斯的找不到。
《军事史》。少校亚瑟·李——琼斯的来信。
亲爱的于尔菲先生：
恐怕正如你自己说的，你的信提出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请求。参与新沙佩勒村军事行动的部队都是正规军。我觉得路易斯王子的肯辛顿团志愿兵参加那次行动的说法是十分靠不住的——哪怕是置于你所描述的环境条件之下。当然，我们关于那个混乱时期的详细记录少得可怜。故我也只能斗胆提出一点个人意见。
在记录中我全然找不到关于一个叫蒙塔古的上尉的痕迹。通常军官的记录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但他或许是从县团里借调来的。
德康。这个名字在《欧洲王族家谱年鉴》中找不到，在我查阅的其他有可能性的资料中也没有。吉弗黑黎德城堡在法国最大的地名辞典中也找不到。那特殊的蜘蛛品种根本不存在。
塞德瓦雷。约翰·弗雷德里克森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希尔克内斯市的市长已把您的信交给我来回复。我是小学校长。在巴斯维克达尔有一个叫塞德瓦雷的地方，许多年以前有过一个姓尼加德的家族。非常抱歉，我们不知道那个家族现在怎么样了。
能帮助您，我很高兴。
能得到帮助，我更高兴。康奇斯曾在那儿待过。那儿发生过一些事。这一切不全是杜撰的。
莉莉的母亲。我驱车到塞尔尼阿巴斯，并不企望能在那里找到安斯蒂农舍或其他任何东西。结果也确实如此。在我就餐的那家小客店里，我告诉老板娘我曾认识塞尔尼阿巴斯的两个女孩——双胞胎，长得很漂亮，但她们的姓氏我已忘了。我这么说令她很忧虑——她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可她实在想不起来我说的会是谁。小学校的“校长”是个女的。显然，那些信件是在弗雷泽斯编造出来的。
查尔斯——维克托·布鲁纽。不在奎因斯格罗夫。我在皇家音乐学院查访的一个人从没听说过他，更不用说康奇斯了。
康奇斯在“审判”时的装束。从塞尔尼阿巴斯回来的路上，我在亨格福德吃晚饭，回旅馆的路上经过一家古玩店。橱窗里竖着五张塔罗纸牌。其中一张上面画着一个人，装束和康奇斯的一模一样，连斗篷上的图案也相同。下面写着几个字——魔法师。店已关门，但我记下它的地址，后来通过邮购买了这张牌，“一张很好的十八世纪纸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