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两排男人背后时被喝令停住，距温梅尔站立的地方大约有二十码。安东没看我一眼，温梅尔只扭了一下头。安东举目遥望太空，似乎已经对自己施了催眠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自己也已不复存在。校官招呼通敌者过去。我猜他是想知道人质在喊些什么。他看上去考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走去，他们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已经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通敌者把他的话翻译给他们听。他说什么我没听见，但是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静下来了，肯定不是判他们死刑。校官向我走过来。
“他说：‘我对这些农民提出一个处理办法。’我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既没有一丝紧张，也没有一点兴奋，他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他接着说：‘我可以不处决他们，让他们到劳动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这个村长必须当着他们的面亲手处决这两名凶手。’
“我说：‘我不是死刑执行人。’
“村民们开始疯狂地对着我喊叫。
“他看了一下表说：‘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无法思考的。脑子完全失去了条理。你应该记住这一点：从这一时刻起，我的行为已经没有理性，不受理性支配。
“我说：‘我别无选择。’
“他走到我前面一列士兵的末尾，从一个士兵肩下取下一支冲锋枪，似乎还检查了子弹上膛无误，然后端着枪走回来，双手把枪交给我，仿佛那是我得到的奖品。人质响起一片欢呼声，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安静下来。校官注视着我。我想到孤注一掷，掉转枪口对准他。但如果这样做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村人都会被杀光。
“我朝着用带刺铁丝绑在铁门上的那两个人走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人控制的报纸可以对此广泛进行宣传，他们会绝口不提对我施加的压力，而把我描绘成一个与德国人通力合作的希腊人。这对别的村长是一个告诫，对每个地方受惊吓的其他希腊人也是一个榜样。但是那八十个人——我怎么能说他们有罪呢？
“我走到距两名游击队员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之所以靠得这么近，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了。出于某种原因，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敢看他们的脸。我看高墙和它的瓦片屋顶，看大门两边柱子顶端粗俗的装饰，看墙外胡椒树的叶子。但此时我不能不看他们了。年纪较小的游击队员好像已经死了，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他们对他的双手动过刑，我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手指头上都是血。其实他没死，我听见他在呻吟，嘴里咕哝着什么。他神志不清了。
“再说另一个。他的嘴不是被打过就是被踢过。嘴唇严重挫伤，红肿得怕人。当我站在那里举起枪时，他红肿的嘴唇缩了一下。他的牙齿全被打碎了。他的口腔内部像一个被弄脏的阴门。我不顾一切想弄清真正的原因。他的手指也被压坏了，指甲被抽了，我看出他身上有多处烧伤。但是德国人有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没有把他的眼睛挖掉。
“我盲目地举起枪，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咔嗒一声，我又扣了一次扳机。枪还是没响。
“我回过头。温梅尔和押送我的两名士兵站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观望。人质们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勇气开枪。我转过身又打了一次。还是不响。我转向校官，用枪比划着，表示打不响。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但是没昏过去。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
“我回答：‘枪打不响。’
“‘那是施迈瑟式冲锋枪，绝好的武器。’
“‘我已经试了三次了。’
“‘打不响是因为没上子弹。平民是不准拥有装弹药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枪，还是不能理解。人质又静下来了。
“我很绝望地说：‘你叫我怎么杀死他们？’
“他笑了，那笑容像挥舞了一下军刀，瞬间消失。他说：‘我正等着呢。’“这下我理解了。我必须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实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个疯子，因此他是无辜的，因为一切疯子，无论他多残忍，都是无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来的人物，肉体和灵魂都极端丑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刚愎自用，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种超人的成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真正的罪恶，真正的丑陋体现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体现在那些较少疯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心灵间的对峙。
“我向他走过去。两名卫兵以为我要对他进行袭击，迅速举枪准备还击。但是他对他们说了点什么，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我在距他大约六英尺处停下来。我们互相对视着。
“‘我以欧洲文明的名义请求你停止这种野蛮行为。’
“‘我命令你继续执行处决。’
“他眼都没眨一下又说：‘如果你拒不执行这一命令，你自己将被立即处决。’
“我走过干燥的地面，回到铁门旁。我站在那两个人面前，正想开口对其中一个人说话，他似乎能理解我别无选择，必须对他下手。但是我开不了这个口，这也许是因为我和他近在咫尺，已经看清他的嘴受了什么样的重创。它不仅被重击或猛踢，而且还被烧伤。我想起了那个手持铁棒的人，想起了电炉。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烙他的舌头，用滚烫的铁把他的舌头直烧到根部。他喊出那个字来，终于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那令人心惊肉跳的五秒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对这位游击队员的内心世界有了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理解比他自己还要深刻得多。是他帮助了我。他竭力向我探出头来，说出他已经说不出的那个字来。他发不出声音，只看见他的喉部在扭动，几个音节噎着发不出来。他想再次说出来的还是那个字，错不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得出，那个字就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生命中，完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人所说的话很少出于同情、出于怜悯，甚至很少出于人性，但却深刻得多。他的内心世界和我完全相反。在我心目中，生命是无价的，它是那么宝贵，的确是无价之宝。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样东西具有无价的品质，那就是自由。他是不可改变的，他是精英，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超越文明，超越历史。他不是上帝，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我们能理解的上帝。但是他证明确实有一个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上帝。他有否定的最终权利，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或者通过他显示出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精神失常的温梅尔、可鄙的德国和奥地利部队。他享有一切自由，从最坏的到最好的。有在新沙佩勒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自由。有把农民姑娘抓来开膛剖肚的自由。有用铁丝剪阉割游击队员的自由。他超越道德规范，跳出事物的实质部分——包罗一切，享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只反对一件事情——禁止做这一切。
“要对你讲清这一切，还真得费一番口舌。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觉得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这种不团结的状态，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希腊的。也就是说，我终于具备了希腊人的特征。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在几秒钟里看到的，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时间里看到的。看到我在广场上是唯一一个有选择自由的人；宣告和保卫这种自由比常识更重要，比自我保存更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比八十名人质的生命更重要。从那以后，那八十个人经常在夜里出来指责我。你应该记住，当时我是知道自己肯定也得死的。但是面对他们痛苦严峻的面容，我能拿出来与之抗衡的唯有那几秒钟之内所得到的超然物外的认识，而且是在精神高度兴奋状态下所得到的认识。我的理性反复告诉我我错了，但是我的整个生命仍然对我说我是对的。
“我在那里可能站立了十五秒钟——我说不准确，在那种情况下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把枪扔下，站到游击队领袖身边。我看到校官在紧密地监视着我。我说出了游击队领袖说不出来的那个字，既是说给校官听的，也是说给我身边那位奄奄一息的人听的。
“我看见站在温梅尔后面的安东在挪动，迅速向他走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校官下了命令，冲锋枪立即冒出火舌。第一串子弹击中了我，我立即闭上了眼睛。”
第54章
经过长时间静默之后，他探出身来，把灯拧亮一些，然后注视着我。我感到他内心深处终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但是转瞬之间他的目光又变得像以前一样冷漠。
“我们的新戏剧有一个缺点：你在角色中不知道什么可以相信，什么不可以相信。现在岛上没有一个人亲历过那一场广场风波，但有很多人可以向你证实我对你讲过的每一件事。”
我想起了在中央山脊上的那一幕，它虽然不能插入真实的故事之中，但它可以证明那故事确实发生过。不是我怀疑康奇斯，我知道我听到的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在他自己的生活故事中，他把某些真相留到了最后。
“你被枪弹击中之后情况如何呢？”
“我被击中，立即倒地，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昏过去了。我相信在天黑之前我曾听到人质发生骚乱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件事救了我的命。我想象，当时对我开枪的士兵们的注意力一定是被转移了。有人下达了对人质开枪的命令。后来有人告诉我，半小时之后，当村民们被允许到死者身边恸哭时，有人发现我躺在游击队员脚下的血泊里。发现我的是我的女管家索拉——在我雇用玛丽亚之前——和赫尔墨斯。他们搬动我的时候，发现我一息尚存。他们把我抬回家去，藏在索拉的房间里。由佩达雷斯库来照顾我。”
“佩达雷斯库？”
“是佩达雷斯库。”我试图读懂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完全承认了那一罪行，但是他认为那不是罪行，如果我逼他讲出真相，他随时准备为之辩护。
“校官呢？”
“战争结束时，他因犯下无数暴行而被通缉。其中一些暴行具有相同的特点。在那次最后的一刻，显然死刑推迟了执行，结果是把人质痛苦的时间拖得更长。战争罪行审判委员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现在在南美，也许是在开罗。”
“安东呢？”
“安东当时以为我已经被杀害。我的用人替我严格保密，只让佩达雷斯库一个人知道。我被‘埋葬’了，其实是敌人的一副棺材被埋葬。温梅尔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小岛，让安东一个人留下来处理那一大堆尸体，他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就甭提了。他花了一个晚上，也许熬了通宵，写出了一份整个事件的详细报告。他还亲自把它打出来，一共打了七份。他在报告中陈述的是事实。我想这可能是他用打字机一次所能打出的最多份数了。他对事情经过毫不掩饰，对谁也不护短，尤其对他自己。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黑人穿过砾石地走过来，开始拆卸银幕。我听到楼上有动静。
“后来他的命运如何？”
“两天之后，人们在学校的墙脚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地上的血迹已经变黑了。他自杀了。这当然是一种悔罪的表现，但是他希望让村民们都知道。德国人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事隔不久，便更换了守备部队。报告对这一点也做了说明。”
“那七份报告都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安东亲手交给赫尔墨斯一份，并请他把它交给战后第一个打听我的情况的外国朋友。另一份给了村里的一位牧师，也作了同样的交代。还有一份当他自杀时放在他的桌子上。报告是打开的，无疑想让他所有的部下和德国最高指挥部看到。其他三份完全不见踪影，可能是寄给德国的亲戚朋友了，也可能被截获。现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最后一份战后才发现。它被寄到了雅典，是寄给一家报社的，还附了一小笔钱做慈善捐款。邮戳是维也纳的，显然是托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寄的。”
“发表出来了吗？”
“是的。发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
“他就葬在这里吗？”
“葬在他的家族墓地，在莱比锡附近。”
我想起了香烟。
“村民们从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报告出来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当然我并没有看到人质们无助的亲属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那些游击队员，你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吗？”
“那位表哥和另一个男人——不错，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里的墓地上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他们的头儿……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调查。战前他坐过六年牢。一次是谋杀，属色情犯罪。另外两三次是暴力和盗窃。据信他在克里特岛至少介入其他四宗谋杀案，有一宗还特别残暴。德国人入侵时他正在逃。后来他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有许多惊人之举。他似乎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但他到处杀人越货。至少有两宗案子已经查明，他劫掠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别的希腊人。我们还追踪了跟他并肩战斗的几个人。他们有些人说怕他，另一些人明显钦佩他的勇气，但其他方面则不敢恭维。我在马尼找到一位老农夫，他曾多次掩护过他。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他是希腊人。我把这句话留作了他的墓志铭。”
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
“恰恰相反。那种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是幽默。它是自由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自由，才会有微笑。只有完全预先命定的世界才会没有微笑。最后，只有自己变成受害者，才能逃脱最终沦为笑柄的下场——最终你会发现，平时不断地从各种事件中溜走，实际上你已经溜出了生活。你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自由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后亦复如此。他把话题转向手里的文件。“最后我想让你看看安东写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