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从在波兰拍摄的新闻片上剪辑下来的片断。”
他们出场的时候，康奇斯说：“这就是他，在将军后面，”或者说：“温梅尔在最左边。”虽然我能看出影片是真的，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和纳粹影片一样：不真实、冷漠、穷凶极恶。欧洲能培养出这样的怪物，英国不能。我感到康奇斯是想让我上他的圈套，让我显得一无所知，毫无历史知识。但是当我借着银幕的反射光看他的脸时，我发现他看得比我还要专注，更加沉湎于过去。
“游击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一知道船被烧了，立即循原路返回村里。安东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可能刚逃出村子。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中有一个人和村子边上的一户人家有亲戚关系，一户姓察楚斯的人家。全家四口人，姐妹俩，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还有父亲和兄弟。但是两天前家里的两个男人运一批橄榄油到比雷埃夫斯去了。他们有一艘小型土耳其划艇，德国人允许沿海地区有一些交通往来。游击队员中有一个是两姐妹的表哥，可能爱上那位姐姐了。
“村里还没有人知道德国兵被杀之前，游击队就来到了这座农舍，谁也没看见。他们无疑是想用这户人家的小划艇。可是船开走了。后来，一个邻居哭着跑来告诉两姐妹德国人被杀的消息，又转述了我对村里男人说过的话。当时游击队已经藏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过的夜，可能在一个空蓄水罐里吧。匆忙组织起来的治安队搜遍了村里的每一座农舍和别墅，有人住的没人住的都不放过，包括察楚斯家，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两个姑娘到底是纯粹出于害怕，还是特别爱国，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她们在村里没有血亲关系，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与此事毫无牵连。
“第二天，游击队可能已经决定分散行动。不管怎样，两位姑娘又开始烤面包了。一位眼尖的邻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想起她们两天前刚烤过，那是给父亲和兄弟路上吃的。她并没有马上怀疑什么事情。但是五点钟她跑到学校对德国人讲了这件事。人质里面有三个是她的亲属。
“一队‘乌鸦’立即赶到农舍。只有表哥在那里。他躲进一个衣柜。他听见两姐妹被打、尖叫。他知道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于是他从衣柜里跳了出来，手里举着手枪，趁着德国人还来不及行动就对准他们开枪，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枪卡壳了。
“他们把三个人抓到学校，进行审问。两位姑娘遭到拷打，表哥经不起折磨，很快表示愿意合作。两小时后，夜幕降临，他带路沿着海岸公路来到一座空别墅前，他敲敲百叶窗，对里面的两位同志低声说，两姐妹已经设法找到了一条小船。他们开门出来的时候，德国人猛扑上去把他们抓了。领头的被击中了手臂，其余的人没有受伤。”
我打断他的话。“他是克里特人吗？”
“是的，跟你看到过的那个人很像，只是比他矮点壮点。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这些人质一直被关在教室里，因为前面有松树林挡住视线，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来往的人。但是大约九点钟时，我们听到两声可怕的痛苦尖叫，紧接着又是一声叫喊。喊出了一个希腊词：自由。
“你不要以为我们也跟着喊叫，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我们觉得有了希望——游击队被抓到了。过了不久，我们又听到了两次自动武器的枪声。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教室的门被打开了。他们叫我出去。另一个被叫到的是当地的一个屠夫。
“我们被押到楼下，经过学校前面到了西边的厢房，我想就是你们老师现在住的地方。温梅尔站在门口，他身边还有一名尉官。
“他们背后，通敌翻译坐在台阶一旁，双手抱着脑袋。他脸色苍白，看样子深受震惊。大约二十码之外，我看到墙边躺着两具女性尸体。我们到达的时候，士兵们把尸体推滚着弄上了担架。尉官走上前，示意屠夫跟上他。
“温梅尔转身走进屋里去了。我看见他顺着黑暗的石头走廊走去，有人推着我跟在他后面。到了尽头处，他站在门外等我。屋里有光线射出来。我到的时候，他示意叫我进去。
“见了那情景，除了医生以外，谁都会晕倒。我真希望我也能晕过去。屋里空荡荡的，中间摆一张桌子，桌上用绳子绑着一个男青年，就是那位表哥。他赤身裸体，只穿着一件沾满了血迹的背心，嘴和双眼严重烧伤。但是我只看见一样东西：在他外生殖器那个地方只留下一个黑红色的洞。他的阴茎和阴囊被剪掉了，是用剪铁丝网的钢剪剪的。
“在另一个角落，地板上也躺着一个赤裸的人。他的脸贴在地上，我看不出他们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他明显也失去了知觉。我永远忘不了那房间的凝滞气氛。里面有三四个士兵——士兵！当然是专事严刑拷打的神经变态的施虐狂。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铁棍。电炉火焰熊熊。他们中间有三个人系着皮围裙，和铁匠的围裙一样，以免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粪尿臭味。
“还有一个人被捆在角落的椅子上，嘴巴被堵起来。那人块头很大，有一只手臂受了重伤，但显然还没有受过酷刑。温梅尔先拿那些最容易攻破的人下手。
“我在电影中——像罗西里尼的影片——看到过好人面临这种场景时的反应，对法西斯怪物怒目而视，发出简短有力、义正词严的谴责。他为历史说话，为人类说话，把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承认，当时我的感情立即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恐惧。你知道，尼古拉斯，我在考虑，温梅尔还给了我好长时间考虑，我大概也逃脱不了严刑拷打的厄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动刑。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人类竟然可以如此自相残杀……
“我转身望着温梅尔。令人惊讶的是他俨然成了房间里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表情既厌倦又愤怒，甚至有点憎恶，为自己的部下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而感到羞愧。
“他用英语说：‘这些人以此为乐，我不是这样。在他们对那个凶手动刑之前，我希望你劝劝他。’
“我说：‘我该说什么呢？’
“‘我需要他的朋友的名单，我需要帮助他的人的名单。我需要他们藏身的地点和藏武器的地方。如果他把这些都给我，我保证用体面的军人方式处决他。’
“我说：‘他们对你讲的还不够吗？’
“温梅尔说：‘他们知道的全说了。但是他知道的更多。我早就想和他见面了。他的朋友们没有办法让他说话。我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也许你行。你应该对他说实话，你不喜欢我们德国人。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只想制止这一套……传统手段。你应该劝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他现在被捕了，把情况说出来，说不上是犯罪。你明白吗？跟我来。’
“我们走进隔壁的另一个空房间。过了一会儿，受伤的人被拖进来了，仍然捆在椅子上，连人带椅被放在房间中央。他们给我搬来一张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校官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挥手让施刑者出去。我开始说话。
“我严格按照校官的旨意行事。也就是说，我请求那个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说出来。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实在很不光彩，因为你考虑到，他一招供，别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要遭殃。但是那天晚上，我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那两个房间。他们是唯一的实在。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我强烈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对人类智慧的粗暴践踏。那位克里特人过分执着，坚强不屈，似乎对这种践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种践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告诉他我不是通敌者，我是医生，人类的苦难是我的敌人。当我说如果他现在招供，上帝会宽恕他的时候，我是在为希腊说话——他的朋友们已经受够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说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终不变，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恨。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听我说的话。他一定认为我是通敌者，我对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
“最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只好回过头来望着校官。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隐藏这一事实。他一定是给外面的卫兵发了信号，因为有一个人进来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后，把堵住的嘴松开。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个字：自由。听不出他的喊声中有什么高尚的成分，纯粹是一个野蛮行为，仿佛把一罐点着的汽油泼在我们身上。卫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来，并且固定好。
“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想。它只是他最后的武器，他把它当武器来用。
“校官说，‘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个凶多吉少的房间。校官走到关着的百叶窗前，打开它，在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钟，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必须那样说话。’
“我说：‘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温梅尔回答说：‘也许我应该让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样对话的。’我说：‘我求你别这样做。’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他看到这种场面特别开心。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批阅文件，欣赏美妙的古典音乐，别的什么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施虐狂，其实我不是，我是现实主义者。’
“我仍旧默不作声地坐着。他站在我面前说：‘你将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会让他们给你送吃的喝的。就像一个文明人对待另一个文明人那样，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和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你当然不会成为人质。’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既震惊又感激。
“他说：‘请你记住，我跟任何别的军官一样，一生只有一个最高目标，德国的历史性目标——结束欧洲的混乱，建立良好秩序。这个目标一达到，我们就可以唱抒情歌曲了。’
“我无法告诉你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说假话。认为纳粹掌权是因为他们用秩序整治混乱，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一大荒唐事。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用混乱来破坏秩序。他们破坏各种戒律，否定‘超我’，为所欲为。他们说：‘你们可以迫害少数民族，你们可以杀人，你们可以严刑拷打，你们可以没有爱情乱交乱生孩子。’他们对人类提供的巨大诱惑应有尽有。世上没有真理，可以胡作非为。
“我认为温梅尔和大多数德国人不同，他一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在干什么，还知道他在耍我。起初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他最后看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对把我押来的一名卫兵说话。我被带到另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他们给我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瓶德国啤酒。我的感触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将幸免于难。我还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可以呼吸，可以吃面包，可以击钢琴键盘。
“这一夜过去了。早晨给我送来了咖啡，还允许我洗脸。十点半，他们让我出去。我发现其他所有的人质都在等着。他们没吃没喝，我被禁止跟他们说话。没有见到温梅尔或安东的影子。
“我们被押到港口去。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大约有四五百人，穿着黑色的、灰色的和已褪色的蓝色衣服的人，全都挤在几个码头上，有一队‘乌鸦’兵监视着。村里的牧师、女人，甚至很小的男孩女孩，也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发出尖叫，像某种不规则的原生质，想打破界限，可又不能。
“我们继续朝前走。来到一幢大房子前，巨大的雅典式支柱面对港口——你知道这房子吗？——当时楼下有一家小餐馆。我看见温梅尔在上面的阳台上，安东在他背后，两旁是端着冲锋枪的军人。他们把我从队伍中拉出来，叫我靠墙站在阳台下面的桌椅中间。人质的队伍继续往前走，进入一条街道消失了。
“天气很热。是一个令人极端沮丧的日子。村民们从码头被赶到小餐馆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古炮。大家挤成一团，一张张棕色的脸在阳光下仰望着，女人的黑色头巾在微风中飘动。我看不到阳台，但是校官就在上面，用他的存在和沉默镇住大家。人群逐渐安静下来，静得出奇，只看见一排排充满期待的面孔。燕子和圣马丁鸟在天空中飞翔，像一群孩子在玩耍，全然不知道家里的大人正在经历某种悲剧。真是堪称奇观，这么多希腊人……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小鸟平静的叫声。
“温梅尔开始说话。通敌者为他翻译。
“‘现在要让你们看一看那些……德国的敌人的下场……为德国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的下场……根据德国统帅部军事法庭昨天晚上发布的命令……有三个人已经被处决……还有两个现在就要处决……’
“所有棕色的手一下子全举起来，在胸前点了四下画十字。温梅尔停住了。德国人制造死亡，希腊人举行宗教仪式，再合适不过了。
“‘此外……还有八十名人质……因涉嫌与德国武装部队四名无辜成员……被残暴杀害有关……根据占领法予以逮捕……’他再次停顿……‘将被处决。’
“翻译译完最后一句话，人群中发出了轻轻的痛苦呻吟声，似乎他们的腹部全都挨了重击。许多女人，还有一些男人，一起跪在地上，对着阳台哀求。人渴望得到保护神的怜悯，可是这种怜悯是根本不存在的。温梅尔一定是缩进去了，因为哀求声变成了恸哭声。
“此时我从墙根被硬推出来，跟在人质后面。奥地利士兵站在港口的每一个入口处，把村民挡回去。令我大为惊骇的是，这些奥地利人竟然帮助起‘乌鸦’兵来了，竟然服从温梅尔的命令，可以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粗暴地把我认识的人挡回去。一两天以前，他们对村民还是挺友好的。
“小巷在房屋中间盘旋而上，直至学校旁边的广场。那是一个天然舞台，稍向北斜，越过低处的屋顶便是大海和大陆。上坡一边是学校的围墙，东边和西边有高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西边屋子花园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悬铃木树，树枝伸出墙外。我来到广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枝。树上吊着三具尸体，在树荫之下呈惨白色，像戈雅[80]
的蚀刻画一样可怕。一具是那个表哥的尸体，全身赤裸，裆下的伤口十分可怕。另两具是姑娘的裸尸。她们已经被开膛取出内脏。一刀从胸骨划到阴毛处，肠子被拉了出来。被掏去一半肚肠的尸体在中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