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也就是我们小小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了。奥地利士兵中出现了间谍。唱歌之后大约一星期，给安东的守备部队增派了一组德国兵，说是来‘加强军纪’的。有一天，他像个生气的孩子跑来找我，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败坏纳粹国防军名声的危险，要我痛改前非。’他的部队被禁止向岛民赠送食品，我们在村里也很少再见到他们了。当年十一月，他们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绩的新办法。幸在我治理宽松，村民们给了我意外的好评价，同时他们也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
康奇斯停止说话，拍了两次手。
“我要让你看一看安东。”
“我想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不。安东已经死了。你看见过的是长相跟他酷似的一个演员。现在要让你看的是真的安东。战争期间，我有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两盘胶片。这些胶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冲洗出来。质量很差。”
我听到了放映机的沙沙声。一支光束从上面投射出来，经过调整，集中在银幕上，聚焦比较匆忙，有些模糊。
银幕上出现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年纪和我相仿，不是前一个星期我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们有一个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浓又黑。但是银幕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战时军官，错不了。从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宽厚，倒更像是个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脸带微笑，正在一堵高墙旁边顺着一条小路走，可能就是赫尔墨斯·安贝拉斯家的围墙。他装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壮派头，笑起来显得不自然。十秒钟的电影片断突然结束了。在第二个片断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只脚逗猫玩。他斜眼看镜头，表情严肃，略显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诉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稳定，只有业余水准。另一个片断显示一队军人从港口走过，突然遭到来自头顶上方的枪击，子弹是从楼上窗口射出来的。
“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
“我一点也不喜欢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见过的最让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丝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计。如果他的眼神显出残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机器眼。
“一部受过教育的机器。校官带来了几瓶霍克酒，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了。我们简短地议论了一下战局，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校官本人主动改变了话题，开始谈文学。他显然看过很多书，对莎士比亚很了解，对歌德和席勒的了解尤为透彻。他甚至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似之处作了有趣的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并不都是对德国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们少，同时也注意到安东讲话太随便。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监视。饭才吃了一半我就觉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觉察。都是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人在谈，安东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校官对普通的希腊官员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把我当作一个绅士，平等相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并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饭后，我们为他表演了几首抒情歌曲，他赞不绝口。后来他说想看看小岛远端的观察所，并邀我与他同行，那地方没有多大军事重要性。于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们一起绕到穆察，爬上了这里的别墅。到处都是军用设施——铁丝网，机关枪掩体等。但是我发现别墅完好无损，心里暗自高兴。士兵们被集合起来，校官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训示。他提及我时称‘这位绅士’，并坚决要求他们要对我的财产加以保护。我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值勤士兵佩戴装备不规范，特地停下来对他加以纠正。他把毛病指给安东看，对他说，‘懒懒散散，尉官先生，看见了吗？’普鲁士人谈及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时常用这个字眼。他显然是重提以前的话题，但这对我了解他的性格很有帮助。
“我们有九个月没有再见到他。直到一九四三年秋。
“九月底，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安东大踏步进来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刚从布拉尼回来。那里同时驻扎着十二名左右的军人。那天早上，四个没有任务的军人到穆察去游泳。他们一定是大意了，更加懒散了，因为他们竟一起下了水。过了一阵，他们一个接一个从水里上来，坐在沙滩上抛球晒太阳。突然从他们背后的树林里钻出来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冲锋枪。德国兵措手不及。值勤的军士在别墅听到了枪声，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安东，然后到海滩上去了解情况。他发现了三具尸体，另一个讲完了发生的情况之后也死了。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把德国兵的枪支也带走了。安东立即乘摩托艇出发，绕岛搜捕。
“可怜的安东。他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想尽量推迟向温梅尔校官报告这一消息的时间，真是难为他了。他当然知道他应该报告这一事件，但是他等到当天晚上和我见面之后才报告。他对我说，当天早上他考虑过，这回他碰到的抵抗分子可能是从大陆来的，夜里悄悄溜进岛来，第二天天黑之前肯定不敢冒险回去。因此他乘摩托艇绕岛缓缓而行，搜遍了每一个藏得住船的地方。他果然发现了一条船，吊在小岛一端的树林里，那里与皮特罗卡拉维遥遥相对。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游击队一定听到而且看见他在搜查。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最高指挥部是有严格指示的。有一条就是破坏其撤离的工具。他放火把船烧了。老鼠跑不掉了。
“他是来向我说明情况的。现在温梅尔的价目表已经家喻户晓。我们欠他八十个人质。安东认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把游击队抓到，听候温梅尔来处置，第二天他肯定会赶来。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证明他们不是岛民，而是外面派进来的奸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共产分子，因为他们的意图显然是要煽起德国人的报复情绪，以达到提高希腊一方士气的目的。十八世纪的希腊游击队为了发动消极的农民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那天晚上八点，我把村里比较有影响力的村民召集起来，把这一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那天晚上已经太迟，没有办法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唯一的机会是第二天配合安东的部队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他们怒气冲天，因为他们的和平、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答应彻底站岗，看好所有的船只和蓄水罐，天一亮就去搜捕游击队。
“但是半夜我就被行军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吵醒了。来人又是安东，他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他主动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一早，温梅尔将率领一队‘乌鸦’到达。我将立即被捕。黎明时分，村里十四岁到七十五岁的所有男人都将被集中起来。这一切安东是在我的床边对我说的。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泪水难忍。我坐在床边，听见他说，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甚至为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羞愧，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第二天再和校官进行交涉，他将毫不犹豫地自杀。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他对我讲温梅尔的情况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我们岛上太闭塞，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听说过。最后他说，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见到了你。我们握手。
“我跟他一起回学校去，并在那里睡觉，外面有人站岗。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被带到港口的时候，村里所有的男人和多数女人都已经在那里了。安东的部队把住了所有的出口。不必说，游击队没抓到。村民们处于绝望之中，但是他们毫无办法。
“十点钟，‘乌鸦’们乘着登陆艇来了。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和奥地利人不一样，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更不为人的感情所动。而且他们还那么年轻。我发现他们最可怕的特点是年轻又狂热。十分钟后，一架水上飞机降落。我还记得，机翼的影子投在粉刷过的屋子上，像一把黑色的大镰刀。离我不远有一个年轻的渔民，他摘下一朵血红的鲜花，戴在胸前。我们全都明白他的意思。
“温梅尔上岸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全体男人赶到一个码头上，岛民第一次尝到了被外国军队拳打脚踢的滋味。女人则被赶回邻近的街道和小巷里。温梅尔和安东一起走进一家咖啡馆，不久就传出话来叫我。所有的村民都在画十字为我祷告。他手下的两名士兵粗暴地把我押去见他。他没有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了陌生人。他甚至拒不讲英语，他带来一名希腊通敌者为他当翻译。我看得出安东不知所措，他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
“温梅尔说出了他的条件。必须立即挑出八十名人质。其余的男人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找出游击队，把他们抓回来，连同他们偷走的武器。拿出那三个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尸体给他们看还不够。如果我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抓到游击队，人质将被送往劳动营。如果抓不到，全部枪毙。
“我问，即使我们找到了这三名亡命的武装人员，又如何把他们抓住。他置之不理，看了一下表，用德语说，‘现在是十一点。明天中午以前必须抓到。’
“在码头上，他们让我用希腊语把他刚才说过的话重述一遍。人群顿时嚷成一片，有提建议的，有抱怨的，有要求发武器的。最后，校官掏出手枪，对空打了一枪，大家才静下来。村里男人挨个儿被点名，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温梅尔亲自从中挑选人质。我发现他专挑最健康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似乎他已经把劳动营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认为他是在挑选最佳样本去送死。他挑选了七十九名精壮汉子，然后指向我，于是我便成了第八十个人质。
“我们八十个人被押往学校，严加看管。我们挤在一间教室里，没有卫生设施，没吃的没喝的，还有‘乌鸦’看管，更糟糕的是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一点消息也没有。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
“剩下的男人各自赶回家去，取来了竹竿、镰刀、刀子或其他可以找到的家伙，在村子上面的一座小山上重新集合。老的都快走不动了，小的只有十岁或十二岁。有些女人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被挡了回去，她们必须充当男人返回的保证人。
“这支悲哀的队伍内部争吵不休，希腊人就喜欢这样。他们先决定采纳一个方案，然后又换成另一个方案。最后有人担起了责任，给大家分配方位和地区进行搜查。他们终于出发了，总共一百二十个人。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开始搜查之前，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但是即使游击队就在松树林里，他们也找不到，抓住他们就更谈不上了。树林里的树木、沟壑、石头太多了。
“他们整夜待在山上，横贯全岛形成一个松散的包围圈，希望游击队会试图突围到村里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四处狂搜。十点钟，他们再度碰头，试图下决心对村里的部队发动一次拼死的进攻。但是有些比较聪明的人认为，这只能造成更大的悲剧。马尼有个村子，两个月前只进行了很微弱的反抗，结果全村男女老幼被德国人杀了个精光。
“中午，他们扛着十字架和圣像回到了村子里。温梅尔正等着他们。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个老水手，他最后白撒了一个谎，说他们看见游击队乘着一条小船逃跑了。温梅尔笑着摇摇头，把老人逮了起来，他成了第八十一名人质。实际情况很简单。德国人自己已经抓到了游击队，是在村里抓到的。现在咱们来看看温梅尔。”
康奇斯又拍了两次手。
“这就是他，在雅典。是一个抵抗小组拍到的，我们才能把他的面容保存到现在。”
银幕又亮堂起来了。是小镇上的一条街道。一辆类似吉普的德国汽车停在街道对面的树荫下。三名军官走下车来，在骄阳下从摄影机前斜穿而过，进入一幢房子，摄影机的位置很可能就在隔壁楼下的房间里。有人从摄影机前经过，脑袋把镜头挡住了。走在前面的人比较矮小也比较瘦。我可以看出他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另外两个人紧跟其后。接着，有百叶窗或纱窗阻隔，镜头模糊了、逐渐变黑。过后出现一个穿便衣的男人的定格画面。
“这是能找到的他战前的唯一一张照片。”
脸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嘴巴很难看。毫无幽默感的僵硬目光颇像康奇斯，但看上去令人觉得更不舒服。这张脸和我在中央山脊遇到的“校官”的那张脸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