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他的椅子旁才回答我的问题。
“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
我站在他的对面。“难道我是个假精神分裂症患者？”
一时间他略为有所放松，仿佛我说了什么幼稚可笑的话。他做了个手势。
“这没有什么关系。咱们吃吧。”
我们刚一开始吃饭，我立即听到后面有两三个人的脚步声，是从玛丽亚农舍旁的砾石地上传来的。我把目光从柠檬蛋汤上挪开，扭头往后看，可是桌子摆在那里，什么都看不到，这无疑是有意安排的。
“今天晚上我要用图解的方式来讲述我的故事。”康奇斯说。
“我认为你早就做过了，而且做得太过逼真。”
“这些是真正的纪实性影片。”
他示意我应该继续吃，他不再说什么了。接着我又听到我们头顶上有脚步声，是在他寝室外面的阳台上，还有细小的嘎吱声，金属的刮擦声。我喝完了汤，在等玛丽亚的时候，我再次试图软化他。
“对不起，我不想再听你战前的生活故事了。”
“主要部分你都听过了。”
“照我的理解，你给我讲挪威的故事，说明你拒绝科学。可你还是研究精神病学。”
他稍一耸肩：“不过是浅尝辄止而已。”
“我看过你的论文，绝非浅尝辄止。”
“那些论文不是我写的。标题页是假的。”
我只好对着他笑，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草率轻蔑，这反倒可以证明他的话是不可信的。他当然没有对我以笑还笑，但是他显然感到有必要提醒我，他也有严肃认真的一面。
“我对你讲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因此你刚才提的问题还是有道理的。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情和我杜撰的故事很相似。”他停了一下，后来又决定继续讲下去。“在我身上向来存在着神秘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我追求后者，崇尚后者。但是后来我发现，试图把现实科学化，给它命名归类，对它进行活体解剖，犹如企图去除大气中的空气。制造真空的结果是实验者自身的死亡，因为他自己也处于真空之中。”
“你的致富经历是不是跟德康很相似？”
“不。”他说，“我一生下来就是富翁，而且不是在英国。”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纯属杜撰。”
我吸了一口气，他避开我的目光。
“你总该有个出生地。”
“对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早就不感兴趣了。”
“你一定在英国住过。”
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脸无笑容，像在搜寻着什么，但是背后隐藏着讥讽：“难道你就那么爱听虚构的故事，永远也听不厌吗？”
“起码我知道你在希腊有一幢别墅。”
他的目光超过我，也越过讥讽，投向黑夜：“我一直渴望拥有自己的领地，纯鸟类学意义上的领地。一块固定的领地，没有我的允许，我的同类谁都不得进入。”
“但是你住在这里的时间很少。”
他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似乎开始对我的提问感到厌烦了：“人的生活比鸟复杂得多，人的领地也最少用有形边界来界定。”
玛丽亚端上来一盘炖小山羊肉，撤走了汤碗。片刻的沉默。但是她离开的时候，他出其不意地盯着我，他还有话要说。
“财富是怪物，学会从金钱的意义上驾驭它只需一个月，但要学会从心理上驾驭它得许多年。在那许多年中，我过的是一种自私的生活。我穷奢极欲，遍游世界。建剧场我花了一些钱，但是我在证券市场上赚回来的更多。我交了大量的朋友，其中有些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名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很快乐过。不过后来我终于发现了一些富人从未发现过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快乐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快乐的能力，经济状况的好坏对它影响不大。”
“你这里的剧场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
“朋友们经常来，有时难免觉得厌烦，更多的是他们令我感到厌烦。一个人在伦敦或巴黎风趣幽默，到了爱琴海的一个小岛上可能变得叫人难以容忍。于是我们搞了一个小型固定剧场，一个舞台，就是现在普里阿普斯雕像那个地方。”
“你跟我的几个前任一直保持联系吗？”
他正在吃一小块炖肉：“战前的情况与现在不同，我们上演的是别人的剧本，或者根据别人的剧本改编的东西，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
“巴尔巴·迪米特雷基谈到你们有一次还放烟火。他是在海上看见的。”
他微微点头：“他无意中看见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夜晚。”
“准确时间他记不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他让我等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那天晚上我把剧场、整个建筑付之一炬，并放烟火以示庆祝。”
我想起他把自己的小说烧了个精光的故事，正想开口提醒他这件事时，他突然用餐刀做了个手势。
“不说了。咱们吃吧。”
小山羊肉炖得很好，但是他吃得很少。我盘子里的东西还未吃完，他却站起来了。
“你继续把饭吃完。我去去就来。”
他进屋里去了。不久，我听到了低低的谈话声，讲的是希腊语，在楼上，接着是寂静。玛丽亚端来了甜点，接着是咖啡。我一边抽烟一边等他回来。尽管希望渺茫，但我还是希望朱莉和她的姐姐会来，我非常需要她们的温暖、她们的正常举止和英国特性。在吃饭和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显得有点忧郁寡言，似乎结束的不只是一出喜剧，而且许多伪装也正在被剥去，但是我最关心的一个伪装一点都没有被抛弃的迹象。当他说他不喜欢我的时候，我是相信他的。不管怎样，现在我知道他不会用武力硬把两位姑娘和我分开，但是他是个撒谎高手……我担心他知道我和艾莉森在雅典见过面，担心他知道我也是个骗子，是一个更加庸俗的骗子，而且他还有证据能让她们相信。
他重新出现在敞开的音乐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不厚的硬纸夹。
“咱们到那里去坐吧。”他指向放在柱廊前部的酒桌，此时已被玛丽亚清理干净。“请你搬两张椅子过来。把灯也拿过来。”
我搬来了两张椅子。正当我把灯取来的时候，柱廊的拐角处有人走过来了。我的心顿时急跳，因为我以为朱莉终于来了，我们正在等的就是她。但是一看竟是那个黑人，他身穿黑色衣服，扛着一根长柱子，走到我们前面的砾石地上，在距我们几码远的地方，用柱子一端的三脚架把柱子竖了起来。我立即意识到那是一个小型银幕。他展开了一块白色的方布，用钩子固定，又调整了一下角度，我听到了粗糙的齿轮摩擦声。上面有人轻声喊道。
“可以了。”是一个希腊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是谁。
黑人一声不吭地循着原路走回去，没看我们一眼。康奇斯把灯光调到最小，然后叫我坐在他身边，面对银幕。长时间沉默。
“我现在要给你讲的故事，可能有助于你理解我为什么明天就要结束你对这里的访问。我要讲的曾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一声不吭，尽管他稍有停顿，似乎是要让我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你也能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男人自认为比女人优越的世界上，美国人称之为‘男人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一个由野蛮的暴力、盲目的自大、虚幻的荣耀和原始的愚昧支配的世界。”他凝神注视着幕布，“男人喜欢战争是因为战争使他们显得正经，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战争才能制止女人对他们的嘲笑。在战争中，他们可以把女人降低到物的地位。这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巨大区别。男人只见物，女人则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管它们是否相互需要、相互爱慕、相互匹配。我们男人则不具备这方面的感情，这使战争在一切真正的女人面前显得可憎，甚至荒诞。我要让你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是由于看不到各种关系而引起的精神病，包括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与经济和历史状况的关系，尤其是我们与虚无的关系，与死亡的关系。”
他停住了。以前我从未见过他那面具般的脸神情如此专注，如此虔诚。他说：“我就要开讲了。”
第53章
“一九四〇年意大利人侵略希腊的时候，我决定不逃跑。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内疚，也许是无所谓。而且在这里，一座遥远小岛的一个遥远角落，这样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国人从意大利人手里接管了小岛。四月二十七日，他们占领雅典。六月，他们开始侵略克里特岛，一时间我们陷入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中。头顶上运输机穿梭往返，终日不绝。各个港口停满了德国登陆艇。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临到了小岛上。它无论对轴心国还是对抵抗运动都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驻军部队的规模很小，只有四十名奥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挥，他在侵略法国时受过伤。纳粹给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分派的总是容易驻守的占领区。
“侵略克里特岛期间，我已经被赶出布拉尼。这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正是为了维持这个观察所的正常运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备部队。幸好我在村子里还有房子。德国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们帮助我把轻便的东西都搬到那里去，甚至还付给我一点驻扎布拉尼的租金。正当一切安顿妥帖之时，村里当年的村长突然患了严重的血栓症。两天之后，我奉命去见岛上一位新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你们学校，学校圣诞节后就关闭了。
“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一位刚提拔的相当于军需官的军官，但是我实际见到的却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岁，法语讲得极好，他说他知道我的法语也说得挺流利。他非常有礼貌，不只是表现出一点歉意。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彼此甚至还谈得十分投合。他很快就切入正题。他要我担任村里的新村长。我立即拒绝，我不想卷入战争。他派人去把两三位有影响的村民请来。他们来后，他让我跟他们单独在一起，我发现推荐我当村长的正是他们这几个人。当然他们谁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且串通一气，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们从道德高度上对我说尽了恭维话，我仍然表示拒绝。后来他们坦率相告——答应给予默契支持……简而言之，最后我说，好吧，我干。
“我担任了这一新的没有把握的职务之后，与克卢伯校官有了频繁接触。我们初次见面之后的五六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喜欢我叫他安东。这就是告诉你，我们经常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再次证实了我们彼此确实十分投合。我们的第一个联系是通过音乐建立起来的。他是个很好的男高音。像许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样，他唱起舒伯特和沃尔夫的歌曲时比谁都更富有感情，比谁都唱得好，只有少数最伟大的专业抒情歌手例外。起码在我听来是如此。他头一次到我的别墅来，就看见了我的古钢琴。我颇怀恶意地给他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如果你想让一个敏感的德国人流泪，最有把握的手段莫过于此了。我不是说他是个难以征服的硬心肠。其实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惭愧，很想找一个反纳粹人物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第二次，我到学校去拜访他，他要我用学校的钢琴为他伴奏，他把学校的钢琴搬到了自己的住处。这一次轮到我伤感了，当然不是流泪，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对舒伯特的歌曲向来容易动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东的法语这样好，为什么没有留在被占领的法国。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认为他对待法国人的态度还不够‘德国’。毫无疑问，他在军人集体用膳时曾多次为高卢文化辩护，但有一次他终于为此倒了霉，这就是他被贬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原因。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击中膝盖骨，脚有点跛，执行军务有所不便。他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他的家庭很富有，战前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一年，最后他拿定主意要当一名建筑师，可是后来他的学习被战争打断了。”
他停住了，把灯调亮，打开夹子，摊开一张很大的平面示意图。两三张草图都是用透视立面手法画的，建筑材料全是玻璃和闪闪发亮的混凝土。
“他对这幢别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答应战后要回来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优秀的包豪斯建筑学派。”
所有的文字说明都是用法语写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德国字。平面图的署名是：安东·克卢伯，大疯狂四年六月七日。他让我多看了几眼，然后把灯又调小了。
“占领期间的头一年，一切都还过得去。我们的食物严重短缺，但是安东和他手下的士兵对村民的无数违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认为占领就是穿纳粹军靴的冲锋队横行、当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多数奥地利士兵都超过四十岁，他们自己也是父亲，村里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们的思亲之情。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个黎明，同盟国的一架飞机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德国军需登陆艇，该艇在前往克里特岛途中暂时停靠在老港口。船沉了，几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来。当时，岛民们已经有一年时间除了鱼和劣质面包以外什么都吃不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谁不动心？大家驾着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蜂拥而出。有人把情况告诉了我，我立即赶到港口去。守备部队在那里有一挺机关枪，刚才还对同盟国的飞机怒射过，我担心他们会对村民进行报复性的可怕大屠杀。但是我到港口的时候，却看见岛民们正在忙着捞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离机关枪还不到一百码。安东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枪不发。
“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安东把我叫去。我当然对他千恩万谢。他说，他要向上级报告，说因为村民行动快，划船救助，登陆艇的几名船员才幸免于难。现在他需要让村民交回几箱食品作为抢救的证据，让我关照一下这件事。其余部分将按‘沉毁’处理。通过这件事，村民们对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后一点敌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这一事件之后一个月左右，一群奥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声歌唱。突然间，岛民们也开始唱起来。大家轮流唱，奥地利士兵唱完岛民唱，先用德文唱后用希腊文唱。唱完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颂歌唱希腊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现象。最后，他们都互相唱起对方的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