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
“你知道这两个月来我跟多少男人睡过觉吗？”
“五十个？”
她不笑。
“如果我跟五十个男人睡过觉，那我可真称得上是行家里手了。”
“再喝点咖啡吧。”
“昨天晚上见到你半小时之后，我心里想，如果我真的很邪恶，我要跟他一起上床。”
“非常感谢。”
“从你谈话的样子，我能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恋爱专家。”
“可笑。”
沉默。
“我喝醉了，”她说，“很累。”她长时间地看着我，接着摇摇头，闭上眼睛。“对不起。你真好。你的床上功夫太好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不习惯这样。”
“我习惯。”
“这不算犯罪。你不过是在证明，你不能跟这个男人结婚。”
“我二十三岁。你几岁？”
“二十五。”
“难道你还没有开始感到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吗？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我要永远当一个愚蠢的澳大利亚荡妇。”
“说下去。”
“我来告诉你皮特此刻在干什么。这不，他写信告诉我：‘上星期五我带一个女人出去，我们来了个乌扎马鲁。’”
“乌扎马鲁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喜欢谁就跟谁睡觉’。”她望着窗外，“今年整个春天，我们都住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过，不在床上的时候，像兄妹一般。”她透过香烟的烟雾睨视我一眼，“你不知道，跟一个男人一起醒过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昨天这个时候你还不认识他。是一种失去，并不仅是所有女孩所失去的那些。”
“说不定是一种获得。”
“天啊，我们能获得什么，告诉我。”
“经验。快乐。”
“我告诉过你我喜欢你的嘴吗？”
“讲过好几次了。”
她掐灭了烟头，朝后靠了靠。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想哭吗？因为我就要和他结婚了。他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我只能嫁给他这样的人。”她坐着，背靠在墙上，穿着太大的衬衫，一张受过伤害的脸，像个长了小女孩脸的男孩。她看着我，看着床罩。我们都不说话。
“这只是一个阶段。你感到很不开心。”
“当我停下来思考的时候，当我醒过来，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就很不开心。”
“成千上万的女孩都这样。”
“我不是成千上万的女孩。我是我。”她把衬衫罩在头上，又钻到被窝底下去了，“你的真名叫什么？姓什么？”
“于尔菲。”
“我叫凯利。你的父亲真是个准将吗？”
“是的。一点不错。”
她羞怯地假装向我致敬，接着伸出一只棕色的手臂。我向她挪动了一下。
“你不认为我是个流浪者吗？”
当时我正在看她，挨得很近，也许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不错，你是个流浪汉，更坏的是，你还利用了自己的流浪者身份，我真后悔没有听从你未来大姑的劝告。如果我离她远一点，在房间的另一边，在任何能避开她眼睛的地方，也许我会故意表现得很粗暴。可是她那灰色、锐利，总是那么坦率的眼睛，似乎是在求我别撒谎，但却反而使我撒了谎。
“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
“回到床上来拥抱我。不要做别的。只要拥抱我。”
我上了床，拥抱她。接着，我有生第一次流着眼泪向一个女人表示了爱。
在那第一个星期六，她不止一次泪流满面。大约五点钟，她下楼去看玛吉，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玛吉叫她滚出去。半小时后，安上来了。她也住在下面那套房子里，遗憾的是她的脸上从鼻孔到下巴非常扁平。玛吉出去了，她要艾莉森把所有东西搬走。因此我们下楼去，把东西搬上来。我和安谈话。她以温和的一本正经的方式表现出对艾莉森的同情，出乎我的意料。玛吉显然故意对她弟弟的错误视而不见。
连续数日，由于某种原因，玛吉在艾莉森心中就像一块磐石，它代表纯粹的澳大利亚美德，耸立在英国没落的腐败泥潭上，虽然可恨，但仍然起作用。她怕玛吉，除了晚上之外，不敢出门。我出去买食物。我们在一起谈话，睡觉，做爱，跳舞，做饭吃，什么时候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离开正常的时间同离开窗外单调乏味的伦敦生活一样遥远。
艾莉森总是很有女人味，她从来不像许多英国女孩那样辜负自己的性别。她不美丽，甚至经常连好看都谈不上。但是她有一副眼下很时髦的细长男孩身材，有当代的服装意识，很注意自己的走路方式，而且从整体上看要比看她的局部效果好得多。我喜欢坐在车里，看她在街上朝我走来，停下脚步，穿过马路，真是妙不可言。但是当她在近处，在我身旁的时候，从她的外貌往往可以看出某种浅薄，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即使贴近她，我也总是免不了方寸大乱。她可能在某一时刻显得丑陋，但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或者变换一下脸的角度，丑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出门时往往涂很浓的眼影，配上她那张忧郁的嘴，一副鼻青脸肿的奇特模样。看到那样一副模样，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让她更加青肿。在街上，在餐馆，在酒吧，男人总会注意到她，她自己也知道。我常常发现，当她走过的时候，男人们的眼睛跟着她转。即使在漂亮女人中间，她也是罕见的，生来就充满了天然的性活力：一生中注定与男人有着永无穷尽的浪漫关系，一切全看男人如何反应。再老实巴交的人也能感觉出来。
擦去睫毛膏，艾莉森变得朴实一些。头十二小时，她不是表现得很本色，但总有一点难以捉摸，令人费解。谁也无法知道，她人格中更为老于世故和冷硬的一面何时又会显露出来。她可以狂热地委身于男人，然后在最不该打呵欠的时候打呵欠。她可以花一整天时间打扫房间，煮饭，熨衣服，接着又一连三四个小时像个豪放不羁的艺术家那样，在壁炉前的地板上读《李尔王》、妇女杂志、侦探故事、海明威——不是同时全看，而是在同一个下午什么都看一点。她喜欢做事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找到做的理由。
有一天，她带着一支昂贵的自来水笔回来。
“这是送给先生的。”
“你不该破费。”
“这没关系。是偷来的。”
“偷的！”
“我什么都偷。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什么都偷！”
“我从来不偷小商店。专偷大商场。他们自找的。别显得这么震惊。”
“我不震惊。”但是我确实很震惊。我小心翼翼地握着那支笔。她却咧着嘴笑。
“这只是一种业余爱好。”
“进局子里蹲六个月就没那么好玩了。”
她已经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为健康干杯。我痛恨大商场。不只是恨资本家。英国资本家。一箭双雕。好了，兄弟，笑一笑。”她把自来水笔放在我的口袋里，“这样一来你可就成了犯罪之后的赃家了。”
“我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手里拿着酒瓶，我想起这酒也是她“买”来的。我望着她。她点点头。
我倒酒的时候，她站在我身边。“尼古拉斯，你知道你为什么处事太认真吗？因为你对自己太认真了。”
她冲我古怪地微笑，半是温柔，半是嘲弄。她走开去削马铃薯。我知道自己已经以一种说不清楚的方式惹怒了她，同时也惹怒了我自己。
一天晚上，我听见她在睡梦中呼唤一个人的名字。
“迈克尔是谁？”第二天早上我问她。
“是我想忘掉的一个人。”
可是她不细说，净谈别的。谈她在英国出生的母亲，说她彬彬有礼，但颇厉害；又谈她的父亲，是铁路上的一名站长，四年前死于癌症。
“这就是我的口音不伦不类的原因。每次我一开口，就像是我的父母又在争吵一样。我想，这就是我对澳大利亚既爱又恨的原因。我在那里不可能有幸福，但我又时时想家。这样讲得通吗？”
她说完话总是要问我讲得通讲不通。
“我到威尔士去看过老家。母亲的哥哥，天哪，足以让澳大利亚人哭泣。”
但是她发现我是地道的英国人，很有魅力。这部分是因为我有“教养”，她常常用这个字眼。她说如果她去看画展或听音乐会，皮特总要对她“怪叫”。她模仿他的腔调：“那小酒店出什么毛病了，小妞？”
有一天，她说：“你不知道皮特有多好，除了他是私生子之外。我随时知道他要什么，我随时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能明白他的意思。而你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惹你生了气，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我让你高兴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是英国人。你不能理解这一点。”
她在澳大利亚上完了中学，甚至还在悉尼大学学了一年语言。但是后来她遇到了皮特，情况就“复杂起来”了。她做过一次流产，然后就到英国来了。
“是他坚持要你做人流的吗？”
她坐在我的膝上。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也可能是别人的。我不能肯定。”
“你这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如果是皮特的，他不会想要。如果不是他的，他更不会想留。就这么回事。”
“难道你不……”
“我不想要孩子，碍手碍脚的。”但她略显温柔地补充道，“是的，我是。”
“现在依然如此吗？”
一阵静默。稍微耸了一下肩。
“有时候如此。”
我看不见她的脸。我们静静地坐着，彼此贴近又温暖。我们俩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同时也知道，因为刚才谈及孩子之事，彼此都感到尴尬。在我们这个时代，叫人难为情的不是性，而是爱。
一天晚上，我们出去看卡尔内[6]
导演的老电影《雾码头》。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在哭。我们上床之后，她又开始哭起来。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她察觉出来了。
“你不是我。你不可能有我的感受。”
“我可以感受得到。”
“不，你不能。你只要选择不去感受或者随便怎么的，一切就都好了。”
“不是好，而是没有那么坏。”
“这部影片使我感受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感受。一切努力都是白搭。你不断追求幸福，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切全完了。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死后还有生活。”
“不是不相信，是不能相信。”
“每次你外出，我跟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你可能会死。我每天都在考虑死的问题。我每一次拥有你，都想到是从死神那里抢来的。你要知道，你有很多钱，而再过一小时商店就全关门了。这固然令人懊丧，但你总得把钱花掉。这样讲得通吗？”
“当然。简直就像炸弹。”
她躺着抽烟。
“不是炸弹。是我们。”
她并没有为孤独寂寞的心所倾倒，她对感情讹诈很敏感。她以为，在世界上完全独立，没有家庭束缚，一定十分美妙。有一天，我在车上谈到没有一个亲密朋友时——用了我喜爱的一个比喻：一个玻璃笼子把我和世界隔绝开来——她只是笑。“你喜欢这样，”她说，“你说你是孤立的，小伙子，但是你心里真正想的是你与众不同。”她终于打破了我痛苦的沉默，迟迟才说了一句，“你与众不同。”
“而且孤立。”
她耸耸肩：“找个人结婚。和我结婚。”
她说来轻松，就像建议我吃阿司匹林治疗头痛一样。我的目光盯着路面。
“你就要和皮特结婚了。”
“你不愿意和我结婚，因为我是妓女，是殖民地居民。”
“我希望你不要用这个字眼。”
一触及未来的话题，我们总是立即避开。我们曾经谈论过一种未来的打算：住在乡间小屋里，我在那里写作，买一辆吉普车，穿越澳大利亚。“当我们在艾利斯斯普林斯[7]
的时候……”这成了一种笑话——在理想之境。
一天过去又是一天。我知道，这一次风流与我以前经历过的都不一样。别的不说，肉体上的快感就比以前强得多。不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教她，让她的口音英国化，改正她的粗俗举止和方言土语。在床上则是她教我。我们知道这种相互关系，但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分析，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的缘故。我们各自都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对方，同时也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而且，我们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同样的爱好，同样的情趣，同样放荡不羁。除了爱的艺术之外，她还教给我其他的东西。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塔特博物馆的一个展室里参观，艾莉森轻轻靠在我身上，拉住我的手，看雷诺阿的一幅画，那样子就像小孩子在吮糖果。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是一个人，如果她消失了，我会像失去半个自我一样。那是一种可怕的死一般的感觉，任何一个人，即使智力比我差，不像我那样专注于自己，也能意识到那就是爱。我认为那是情欲。我驱车径直载她回家，把她的衣服剥个精光。
另一天，在杰明街，我们偶遇比利·怀特，他是我在马格达伦学院时很熟悉的一位老伊顿人。他是“叛逆男子汉”的成员之一。他很讨人喜欢，一点也不势利，但他有一种不折不扣的上等阶级神气，与社会精英频繁接触，脸部表情、衣着、谈吐都是无可挑剔的上流社会情调，这也许是身不由己吧。我们去了一家牡蛎餐馆，他刚听说科尔切斯特的时鲜牡蛎上市。艾莉森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但我还是为她，为她的口音，为了她与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两位刚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之间的差别感到尴尬。比利倒最后一杯麝香干白葡萄酒的时候，她起身离开了一会儿。
“这姑娘漂亮，可爱的小伙子。”
“唔……”我耸耸肩。“你是知道的。”
“有魅力。”
“比集中供暖便宜。”
“那当然。”
但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们离开怀特之后，艾莉森很沉默。我们正开车要到汉普斯特德去看电影。我瞟了一下她阴沉的脸。
“你怎么啦？”
“有时候你们讲话很卑鄙，你们这些上层阶级的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