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属于上层阶级。我是中产阶级。”
“上层,中产——天哪,谁管这些。”
我开了一程,她又开口说话了。
“你们没有把我真正当成自己人。”
“别犯傻。”
“你们把我当成该死的澳大利亚土著。”
“胡说。”
“恐怕我的裤子会掉下来,或者出现什么别的情况。”
“这很难解释清楚。”
“不是向我解释,小伙子,不是向我解释。”
有一天,她说:“明天我得去参加招聘面试。”
“你想去吗?”
“你想叫我去吗?”
“这毫无意义。你连主意都还没有拿定。”
“如果他们接受我,对我有好处。只要知道我被接受就够了。”
她换了个话题。我本来是可以不让她改变话题的,但我没有这样做。
就在第二天,我也收到了一封有关招聘面试的信件。艾莉森参加了面试,她认为自己表现不错。三天之后,她收到一封信,说她已被录用,十天后开始参加培训。
我自己的考试,是由一些温文尔雅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主持进行的。艾莉森在考场外面等我,我们一起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像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场面尴尬。她脸色苍白,充满倦意,两颊略显肿胀。我问她,我不在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
“写一封信。”
“给他们的?”
“是的。”
“说什么?”
“你想我会说什么?”
“说你接受这个职位。”
令人难受的静默。我知道她要我说什么,但是我不能说。我的感觉像是一个梦游者在屋顶上走到女儿墙尽头时突然醒过来。我还没有准备要结婚,过安定日子。我和她心理上还不够贴近,我们之间还横着某种东西,我无法界定,模模糊糊,颇为可怕,而这模糊可怕的东西来自她,不是来自我。
“有些航班是经过雅典的。如果你在希腊,我们还可以见面。至少,你可能会在伦敦。”
我们开始盘算,如果我得不到希腊的职位,我们要怎样生活。
可是我得到了。来了一封信,说我的名字已经被选中,就要转给雅典的学校董事会。这“实际上只是形式而已”。他们要我在十月初到达希腊。
我爬上楼,回到家里,立即把信拿给艾莉森看,我在一旁看她读信。我想看到她会因为我要远行而感到惋惜,可是我看不到这种迹象。她吻我。
“我告诉过你。”
“我知道。”
“好好庆祝一下,咱们到乡间去。”
我听由她安排。她不肯认真对待此事。我太懦弱,不敢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内心会因为她不认真对待此事而受到伤害。我们出了门,去了乡村,回来后看了一场电影,后来又到苏活区去跳舞。然而,她还是不肯认真对待此事。但是,深夜做完爱之后,我们睡不着,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了。
“艾莉森,明天我该怎么办呢?”
“你会接受的。”
“你要我接受吗?”
“不要再纠缠不休。”
我们仰卧着,我可以看见她眼睛是睁开的。外面,一根灯柱前的小树叶随风晃动着,把摇曳不定的影子投在了我们的天花板上。
“如果我说出我对你的感受,你会……”
“我知道你的感受。”
这就是她的反应:充满指责的沉默。
我伸出手去摸她裸露的肚子。她推开我的手,但是拉住了它。“说什么你的感受,我的感受,这有什么好处。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感受。你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我是一个女人。”
我吃了一惊,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回答。
“如果我要你和我结婚,你会同意吗?”
“你不能用这种口气说话。”
“如果我认为你真的需要我,或者说想要我,我明天就和你结婚。”
“哦,尼古,尼古。”雨打在窗玻璃上。她拉着我的手在我们两人之间的床上轻轻地敲着。长时间的静默。
“无论如何我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她没有回答。又是静默。她终于说话了。
“皮特下星期回到伦敦来。”
“他来干什么?”
“别操心。他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知道?”
“我给他写过信。”
“他回信了吗?”
她低声说:“没有附带条件。”
“你想回到他身边去吗?”
她翻过身,用胳膊肘支着下巴,把我的头也转过来,这样,我们的脸就挨得很近了。
“要求我跟你结婚吧。”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不。”她把脸转向一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这件事情了结了。我就要去做空中小姐了,你要去希腊。你自由了。”
“你也自由了。”
“如果这能让你更快乐些——我自由了。”
大雨突然瓢泼而至,横扫树梢,打在窗户上,打在屋顶上,像春雨,但不合季节。卧室的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没有讲出来的话、未曾系统阐述的内疚和不祥的沉默,就像一座大桥坍塌之前的瞬间。我们躺在一起,毫不动情,像是一座由床化成的坟墓上的两幅肖像,都非常害怕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最后,她开口了,竭力保持声音的正常,可是听起来却是刺耳的。
“我不想伤害你。我越……想要你,就越是会伤害你。我不希望你伤害我,而你越是不要我,就越是会伤害我。”她下床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说:“我们就这样定了吗?”
“我想是的。”
我们再没说话。她很快就睡着了,在我看来实在快得出奇。
第二天早上,她因为已经作出了决断而显得非常快乐。我给英国文化委员会打了电话。我去接受斯潘塞——黑格小姐的祝贺,并听她作简要情况介绍。同时,我还第二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带她出去吃午饭。


第5章
有一个情况是艾莉森不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九月晚些时候,我一直瞒着她,暗中和另一个女人来往,这女人就是希腊。即使我未能通过董事会的考试,我也会到希腊去。在学校里我从未学过希腊文。我对现代希腊的了解,仅限于知道拜伦死在迈索隆吉翁。但是那天早上,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只要能想到希腊就够了。就像是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想出了绝妙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呢?听起来多诱人啊:“我就要到希腊去了。”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到过希腊,因为被称为新米提亚人[8]
的旅游者其时远未大批涌入。有关希腊的书,凡能找到的,我都找来看。我对希腊实在了解太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读呀读呀,觉得自己像个中世纪的国王。我虽尚未亲临其境,但是已爱上了书中描绘的美景。
我出发时,想摆脱英国的想法似乎已退居第二位了。只有跟我去希腊有关时,我才想起艾利森。当我爱她时,我想象和她一起到了希腊;当我不爱她时,我独自一人在那里,她没有那份福气。
我收到学校董事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证实了对我的聘用,接着又寄来一份合同让我签字,我的新校长还寄来了一封礼节性信件,英文写得一塌糊涂。斯潘塞——黑格小姐提供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在诺森伯兰郡的地址,前年他在该校任过教。他不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聘用的,因此她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复。再过十天,我就得动身了。
艾莉森的处境变得很困难。我必须退掉罗素广场那一套房子。我们花了三天时间为她寻找住处,结果令人失望。最后,我们在贝克街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一个大单间。搬家,收拾东西,搞得我们两个人心烦意乱。我要到十月二日才走,可是艾莉森已经开始工作,必须很早起床,生活必须规律化,这叫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有两次吵得很凶。第一次是她挑起并激化的,发展成对男人,尤其是对我劈头盖脸的激烈谩骂。我成了势利小人,花花公子,一文不值的唐璜,等等。第二天吃早饭时,她冷若冰霜,一声不吭。晚上我去接她,她不在。我等了一小时,回家了。她也不在家里。我打电话去问,回答说空中小姐实习生没有人被留下来。我等着,越等越生气。十一点她回来了。她径直走向浴室,脱去外衣,倒出她睡前必喝的牛奶,一言不发。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她站在厨房旮旯的炉子旁。是她坚持要租便宜的房间。我讨厌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里,讨厌共用浴室,讲话只能低声细气。
“我知道你到哪里去了。”
“我对此不感兴趣。”
“你去找皮特。”
“对,我就是去找皮特。”她满脸怒气地看了我一眼,“怎么样?”
“你可以等到星期四才去嘛。”
“为什么要等?”
我发火了。我把记得起来的能损她的事情全都抖落出来了。她一声不吭,脱去衣服上了床,脸朝墙躺了下来。她开始哭。我如释千斤重负,不断提醒自己,该早日摆脱这一切了。这不是说我就相信自己骂她的那些话,但是我恨她惹我生气骂她。末了,我坐在她身边,看着眼泪从她肿胀的眼睛里滴下来。
“我等了你好几个小时。”
“我去看电影。我没有见过皮特。”
“为什么要撒谎呢?”
“因为你不相信我,好像我真会那样。”
“这样结束真是糟糕。”
“要是我有足够的勇气,今天晚上我已经自杀了,往火车底下钻。我站在那里,想过要这样做。”
“我去给你倒杯威士忌。”我转身端来一杯递给她。
“我求上帝让你跟别的女人同住。还有别的空中小姐她……”
“我再也不会与别的女人同住了。”
“你要回到皮特身边去吗?”
她愤怒地瞪了我一眼。
“你想告诉我不应该这样做吗?”
“不。”
她又躺下,眼睛盯着墙壁。她第一次露出了隐约的微笑。威士忌开始起作用了。“这就像贺加斯[9]
的画。时髦婚姻。五个星期以后。”
“我们又和好了?”
“我们不可能再和好了。”
“要不是为你,我今晚早就离去了。”
“要不是为你,我今晚不会回来。”
她伸出拿着酒杯的手,要我给她再斟威士忌。我吻了吻她的手腕,转身去取酒瓶。
“你知道我今天在想什么吗?”她在房间另一头对我说。
“不知道。”
“如果我自杀,你会感到高兴。这样你就可以到处说,她是为了我才自杀的。我想,光为这一点,我就永远不会自杀。绝不让你这种可恶的混蛋占便宜。”
“这不公平。”
“后来,我又想,我还是可以自杀,只要先写张纸条,把为什么要死解释清楚。”她审视着我,怒气仍未平息,“在我的手袋里找一找。速记本。”我取出速记本。“看背面。”
有两页纸涂满了她潦草的大字。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读。”
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这一生多数时间都不想活。我唯一感到快乐的地方是在这里学习,努力想一些事情,或是看书,或是看电影,或是睡觉。只有当我忘记自己的存在时,我才感到快乐。只有我的眼睛、耳朵或皮肤存在的时候,我才感到快乐。自从打胎以来,这两三年我不记得有过快乐的时光。我能记得起来的是,有时候我强迫自己显出快乐的样子,这样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时,就可以跟自己开一下玩笑:我的确是快乐的。
还有两个句子被重重地涂掉了。我抬头望着她灰色的眼睛。
“这不可能是你的真实思想。”
“这是今天我喝咖啡时写的。如果我懂得在酒吧里怎样悄无声息地自杀,我早就已经不在了。”
“这是……哦,歇斯底里。”
“我就是歇斯底里。”她简直是在叫喊。
“而且是在做戏。这纸条你是写给我看的。”
长时间的静默。她闭着眼睛。
“不光是给你看的。”
她又哭了,但这一回是在我怀里。我试图与她理论。我给她种种许诺:我将推迟去希腊的行期,我将拒绝这份工作……许诺足有一百个,都是说说而已,不算数的。她也知道我说的不算数,但最后把它当成是安抚她的话。
早上,我劝她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她于是请了假,我们到乡下去玩了一天。
第二天早晨,即我出发前第三天的早晨,收到一张明信片,诺森伯兰郡的邮戳。是曾在弗雷泽斯任过教的米特福德寄来的。他说他要来伦敦几天,问我想不想见他。
星期三,我打电话到陆海军俱乐部给他,请他出来喝酒。他比我大两三岁,皮肤黝黑,头狭长,蓝眼睛炯炯有神。他蓄着年轻军官的黑胡须,不停地捋着。穿一件深蓝色便衣,系军用领带。他一露出便服,我们之间几乎立即打起了一场炫耀与反炫耀的游击战。德国占领期间,他曾在希腊境内空降。他能熟练地说出当时出名的各国雇佣兵的教名。他曾竭力养成时髦的亲希腊人的品性,集绅士、学者、恶棍三者于一身,但是他讲起话来口音不地道,蒙哥马利式的预备学校学生的拘谨依稀可辨。离开战场,他显得武断、褊狭、迷惘。我借助午后金酒的酒力,坚持与他抗衡。我告诉他,我打过的仗是整整两年时刻盼望退伍。这实在荒唐。我想从他身上得到的是信息,不是憎恶。因此,最后我老实跟他说,我是一个正规军官的儿子,然后问他有关希腊小岛的情况。
我们是在一家酒吧见的面。他用下巴指向吧台上的食品柜。“这就是小岛。”他用香烟指了一下,“当地人都这么叫。”他用了一个希腊词,“形状就像馅饼,伙计。中间隆起。你的学校和村庄就在这个角落。北边的其余部分和整个南边一片荒芜。那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学校呢?”
“是全希腊最好的,可以这样说。”
“纪律如何?”他用空手道的架势做了个僵硬的手势。
“教学上有什么问题吗?”
“老一套。”他对着吧台后面的镜子整理了一下胡须,提到两三本书的名字。
我问他有关校外生活的情况。
“压根儿没有。小岛很漂亮,如果你喜欢此类东西的话。鸟和蜜蜂到处飞舞。”
“村庄的情况怎样呢?”
他阴郁一笑。“伙计,你的希腊村庄可不像英国的村庄。从社交上说,那是绝对乱七八糟。教师们的妻子。五六个官员。来访的单亲父母。”他抻了一下脖子,像是衬衫的领子太紧了。那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可以使他感到自己更富权威性。“有几幢别墅,但是一年里有十个月全都用木板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