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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生。高祖第五子，母薄氏。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为代王，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死。九月，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欲为乱，以危汉室。齐王刘襄（高帝长孙）首先起兵反诸吕。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智夺吕氏军权，并与朱虚侯刘章共同谋划，一举消灭吕氏。群臣以“代王方今高帝现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议立为带，密使人召刘恒至长安。恒至，丞相陈平等拜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帝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刘恒再三推让之后，遂即天子位。
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一日，死于长安未央宫。在位二十四年，死时四十六岁。葬于霸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庙号太宗，谥曰孝文皇帝。
刘恒在位期间，继续执行汉初之休养生息政策，免收全国田赋十二年，提倡农耕，加速农业发展；解放奴婢，免官奴为庶人；废“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之连坐法，去“诽谤、妖言之罪”，除肉刑。为了防止功臣、皇族操纵朝政，遣列侯就国；虽匈奴犯边境，杀人民，抢掠牲畜，但由于国力、军力限制，仍采取和亲政策，以求边境之安宁。从此，生产不断发展，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是我国历史上以勤俭节约著称之皇帝。亲耕籍田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所幸慎夫人，衣着朴素，帷帐无文绣。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拒不接受，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在位二十四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死前遗诏，提出“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要求丧事从简，“出临三日，皆释服”；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山为藏，不复起坟。
注意使用人才。曾提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谏者”。“不能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将军周亚夫、刘礼、徐厉分别屯军细柳（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霸上（在今西安市东）、棘门（在今咸阳市东北），以防匈奴。恒前往劳军，先至霸上、棘门，直入营区，无所阻拦；继而至细柳，军士戒备森严，被阻不得入，虽说明天子至，仍不许。恒无奈，乃令使者持节诏周亚夫。亚夫乃传令开营门，请以军礼见。既入，恒只能按辔徐行。群臣皆惊。劳军毕，出营门，恒曰：“此真将军矣！”并谓“霸上、棘门军若儿戏”。旋拜亚夫为中尉。
但偏袒亲属是其一短。淮南王刘长（高帝第三子），骄横不法，以铁椎击辟阳侯审食其，又令从者刭之。恒念其为最亲，不予惩治。大臣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不听。后长自作法令，逐朝廷所置官吏而请自置之，恒违心从之。前六年（公元前174年），长谋反于谷口（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令人联络闽越、匈奴。事觉，恒又不忍诛。将军薄昭（恒舅）杀朝廷使者，恒亦不忍诛。
景帝刘启
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生。文帝第三子，母窦猗房。文帝在代地（地在今河北蔚县一带）所生三子皆早死，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以现子刘启居长，又纯厚慈仁，遂立为太子。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即皇帝位。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二十七日，死于长安未央宫。在位十七年，死时四十八岁。二月，葬于阳陵（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谥曰孝景皇帝。
在位期间，主要是削诸侯封地，平定七国叛乱，巩固中央集权，勤俭治国，发展生产。
高帝在消灭异姓王之后，为巩固刘氏政权，乃分封同姓王。时诸王年幼，封地权力小，初始阶段，尚未能构成对汉皇朝之威胁。经过几十年之休养生息，诸王国皆甚富强，因而均怀有独立之志。文帝时，太傅贾谊、太子家令晁错曾相继上策削藩，文帝宽，不忍罚。及刘启即位，晁错又上书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刘启采纳这一建议，借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之过失，各削其部分封地。朝廷又议削吴。
吴王刘濞早怀不满。启为太子时，吴太子刘贤入朝，同启饮、博；贤与启争博道，不恭，启杀之。当贤遗体至吴，吴王怒曰：“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至长安。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疾不朝。京师验之，非病，实为子故。吴王恐，始有反谋：及闻朝廷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乃联合楚王、赵王（还遣使北联匈奴）、胶西王及胶东王刘雄渠、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于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素与晁错不和之吴相袁盎向刘启建议：“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刘启惧七国之强大，乃斩错于东市，遣袁盎等人至吴。吴王不肯罢兵；拘留袁盎，自称东帝，继续反叛。启以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令将军栾布击齐，使大将军窦婴屯莱阳，监齐，赵兵。汉军在周亚夫、栾布、郦寄指挥下，迅速击败叛军，斩首十万余级。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被迫自杀，追斩吴王于东越丹徒。匈奴闻吴、楚败，不肯入边。凡三月，吴、楚反叛皆破灭。
刘启对匈奴仍取和亲政策。在位期间，三与和亲。前五年（公元前152年），乃遣真公主嫁匈奴单于，故边境尚无大患。
刘启承文帝节俭之风，继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之政策，减少赋税（田赋三十税一），重农抑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减轻刑罚。但在叛军压力下，听信袁盎谗言，诛杀晁错是一大失策。
汉朝，自高帝以来，历经六十年之治理，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亦较繁荣。仓库堆满粮食至于腐烂，京师之钱累巨万而不可计，居官者世代相传以为姓号，史称“文景之治”。然统治阶级奢侈之风盛行；民间豪强，兼并土地，武断乡里。
武帝刘彻
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平旦时生。景帝第十子，母王娡。前四年（公元前153年），封胶东王。前七年（公元前150年）四月，立为皇太子。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即皇帝位，时年十六岁。翌年，定年号为建元，帝王年号自此始。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秦历为夏正，以正月为岁首。
刘彻即位后，政治上仍秉承景帝之政策，继续削弱王国势力，打击地方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颁行“推恩令”，始分藩国。
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主张，设立太学，培养选拔人才。此后，儒学乃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正统思想。
经济上：一、打击富商大贾，增加朝廷收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将煮盐、冶铁收归官营，任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统掌盐铁。二、将铸钱权统一于中央。高帝曾令民间自铸，其后酿成豪强对抗朝廷之手段。为打击这股势力，汉朝廷从公元前193年起，以币制改革同豪强作过九次斗争。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才取得胜利，销毁各种铜钱，铸造统一之五铢钱。三、官办商业。以京师为中心，建立全国商业网口沟通经济联系；设平准官和均输官，直接经管运输和留易，稳定物价。四、大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卒数万修堵黄河瓠子大决口，并亲临河上，令随行官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二十余年未能修复之大决口，终被填塞。
然刘彻一生仍主要从事于对匈战争及大规模扩展领土之事业。
匈奴乃游牧民族，好战，常犯边境，烧杀掠夺，实为西汉皇朝之一大祸害。高帝曾企图解决它，不但未能如愿，反遭平城之辱，于是被迫采取和亲之策。此后汉朝廷仍沿用这一策略，以求边境之暂时安宁，但匈奴仍不断入侵，陇西、上谷、云中、辽东之地，深受其害。
刘彻即位之日，正是汉朝廷国力雄厚之时，乃奋然跃起，为雪累世之耻，重建始皇大帝国雄图，决心大举讨伐匈奴。
时，匈奴正值军臣单于（冒顿之孙）当权，国力强盛，其国境东达辽河，西至今苏联中亚西亚，实为古代世界最大之游牧帝国。两强相遇，战争非常艰巨，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
战争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时，马邑（今山西朔县）土豪聂壹献计，请诱击匈奴。大行王恢力主此议，而御使大夫韩安国以匈奴至如疾风，去如收电，反对开战。彻曰：“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遂从恢议，以三十万大军埋伏于马邑山谷中，欲诱匈奴至而灭之。
六月，匈奴十万骑入武州塞（在今左云县东），及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牲畜布野而无牧者，单于始疑之；及被俘汉雁门尉史为活命而泄汉军机之后，单于乃急引兵还。汉军诱击之战遂告失败。从此，匈奴屡犯汉边塞，烧杀抢掠。
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入侵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县南），杀掠吏民。彻分兵四路，从上谷至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一线向匈奴发起进攻；结果，车骑将军卫青略获小胜，轻骑将军公孙贺一无所获，骑将军公孙敖亡卒七千，骁骑将军李广全军覆没，只身被俘逃归。
从此，战争进入更加酷烈之阶段。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起，双方为争夺阴山、祁连山（均为匈奴繁衍生息之地）两大战略地区，在东起辽河，西至酒泉，长达数千里之地段上，进行长达十年之生死大搏斗，大战凡七次。由于卫青、霍去病等人英勇善战，结果，汉胜匈败，匈奴远遁漠北。汉尽有阴山、祁连山地区，但国力消耗巨大，无力再从事大规模战争，双方进入不战不和状态。彻一方面派兵五六万，采取蚕食政策，向北扩展；一方面在新占据之部分地区（今内蒙古、宁夏及甘肃北部地区），积极从事开发。
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双方休战已历八年，再战已经成熟。十月，彻分兵两路，目的是扫荡河西走廊之匈奴。由于匈奴采取游击战，因而两路汉军出征数千里，均未遇见匈奴，乃还。之后，彻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迁民以实之。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彻率军十八万，自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经上郡（治所在今绥德县东南）、西河（今名榆林河）、五原（属今内蒙古自治区），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在今呼和浩特市西），继至朔方（治所在今杭锦旗北），临北河（今乌加河），武装示威于边境上。并遣使告乌维单于（公元前114年继位）：能战则战，不能战，即南面称臣于汉。单于怒，拘汉使者，但又畏汉，数遣使至长安，好言以求亲。彻要求以其太子入质为和亲条件，单于以无先例而拒之。
六年（公元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其子乌师卢立。是岁，天灾，牲畜多死；而乌师卢又好杀伐，国人益不安。其左大都尉见此情景，乃欲杀乌师卢降汉，并遣人告汉：来兵即发。彻从其请，令将军赵破奴率军二万应之。汉军至浚稽山（在今蒙古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之间），约左大都尉，事成至浚稽山。左大都尉欲发而事泄，单于诛之，赵破奴亦全军覆没。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乌师卢死，其叔父呴犁湖继之。次年，呴犁湖死，其弟且鞮侯为单于。且鞮侯初立，恐汉来袭，遂请和。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彻遣中郎将苏武、副中郎将张胜送留汉之匈奴使者归，又厚赂且鞮侯单于，报其请和之善意。
苏武、张胜既至，而胜听信汉投降匈奴者之言，自作主张，谋劫且鞮侯母阏氏。事泄，苏武等被拘（苏武被放逐到今贝加尔湖，从事牧羊，为时十九年），于是汉匈之战又起。
二年（公元前99年）五月，彻分兵三路进击匈奴，其战略目标是天山（横贯于今新疆中部）。九月，骑都尉李陵（李广之孙）率五千人后行，侦察敌情，至浚稽山，被匈奴三万骑所围。李陵孤军奋战九天，未从事先约定之受降城归而逃至居延，遂失所援，矢尽粮绝，士卒多死，遂骗余卒曰自己“不死非壮士”，令其四散，尽斩旌旗，埋珍宝，独自投降匈奴，单于以己女妻之，封右校王。其他三路中之二路无功而还，贰师将军李广利之一路，死伤十之六七，斩杀匈奴亦大略相当。
李陵之败降，彻十分气怒。群臣皆归罪于陵，独太史令司马迁以“仆观仆以为（我看我认为）”之脑补为理由为陵说情，并沮贰师。彻谓迁以不实之辞，为陵游说，遂以诬罔罪定迁死刑，因汉景帝有令，死罪欲腐者许之，迁遂自求腐刑求生。
四年（公元前97年）正月，彻发四路兵，共二十一万。与匈奴战于余吾水（今蒙古境鄂尔浑河），连斗十余日，一无所得，遂还。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正月，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杀汉两都尉。三月，彻以十四万之众，分三路进行反击：李广利军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出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县），重合侯马通出酒泉。商丘成军虽击败叛贼李陵所率领之匈奴军，但李广利被匈奴击败于燕然山（今蒙古境之杭爱山），全军（七万）覆没，广利被俘，投降。马通军一无所获。
在汉匈战争中，彻为孤立匈奴，断匈右臂，早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即派张骞（今陕西城固县人，时官为郎）出使西域（指玉门以西广大地区。时西域有三十六小国）。骞率百余人，从长安出发，出陇西（今甘肃临洮县），途中被匈奴俘获，拘禁十年。后乘机逃脱，至大月氏（在今阿姆河上游地区）；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为敌，骞留岁余，乃返；至南山（今祁连山），复为匈奴所得：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骞乘机逃归。骞出使西域十三载，备尝艰辛，唯二人（骞与甘父）生还。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彻令骞再度出使西域。骞至乌孙（在今苏联境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分遣副使分赴大宛（在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令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阒（今新疆和田县一带）及诸旁国，于是西域始通于汉。
上述出使，虽未完全达到断匈奴右臂之目的，但有利于沟通各国经济文化往来。
彻在军事打击匈奴之时，还大量移民于收复之地，以固边防。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筑朔方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移民屯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移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于陇西等地。
刘彻与匈奴作战凡四十余年，大战十五次，给匈奴以重打击，但自身亦遭受巨大损失。匈奴无力再战，刘彻亦厌战，故汉匈之间遂形成相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