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之盟后，有人建议：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大臣魏徵主张：“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世民接受魏徵意见，立足国内，励志图强，仅仅四年，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夜不闭户，行不带粮，是中国封建社会之鼎盛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其成功之基本原因：
一、顺乎民心
世民目睹隋朝迅速灭亡，深知“水所（意为可）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并对隋之灭亡深刻总结，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前车之鉴，使其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
世民既知民心之重要，亦知民之疾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对民有同情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畿内有蝗，拾取数枚，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对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
在位期间，还采取很多具体措施，以顺民心。
一是，轻徭役，薄赋税，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为达此目的，倡节俭之风。即位之初，明确指出：“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早在攻入洛阳之时，见隋宫殿，即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遣之。即位后，先后简出宫女三千余人；针对高祖童孺皆为王之弊端，曰：“岂可劳百姓养自己之宗族乎。”遂降宗室郡王为县公；又语罢贡献。新罗国献美女二人，林邑国献五色鹦鹉，令使者带回。十一年（公元637年），恐子孙从俗奢靡，乃预作陵墓，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在位期间，整划州县，精简机构，减少官员，节约开支。
即位不久，突厥寇边，朝臣请修古长城。世民不许，曰：“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后又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
二是，宽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世民犹嫌其惨，遂改为役流。十一年（公元637年），令房玄龄修定律令。变重为轻，仅死刑，就去其大半，天下称之。
量刑慎重。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对死囚尤慎重，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复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复视。由是全活甚众，冤案较少。还亲自查阅死刑案件。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在查阅死刑案件时，见应死者，悯之，乃令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人归家，来年秋至长安就死。翌年九月，无人督帅，皆如期至长安，无一亡匿，皆赦之。
二、选贤任能
选贤任能，是其成功之根本条件。
隋文帝杨坚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李世民则广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尤重视人才，曰：“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早在进军长安时，广收豪俊，引房玄龄为谋士。十九年（公元645年），得龙门人薛仁贵，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且择人慎重，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其用人总原则：“唯才是举”、“不私于党”。
不拘一格。魏徵才华出众，性刚直，为建成之心腹，是企图谋害世民之罪魁。玄武门之变后，世民当众宣布其罪行，又即予以重用。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欲用为宰相。因外戚掌权，历为所忌，结局大都不好，因而皇后固请曰：“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无忌亦辞，曰：“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世民曰：“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世民之叔父）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世民令百官陈得失。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所言该中当世要害；何系武官，不通经学，世民因而怪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世民即召见之，及与语，确不凡，大悦，遂拜其为监察御史（后官至中书令）；并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马周在任期间，曾多次上书，请以隋为鉴，薄徭赋，倡节俭，不实行世封制，建议在长安城中施行街鼓（城坊警夜之鼓）制度，均为世民所赞赏。
秦府旧人因未升官而不满。世民言于房玄龄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
用其所长。李世民针对上令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之论调。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后又强调：“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在所搜集之人才中，既有智多谋之房玄龄，又有当机立断之杜如晦，还有以谏争为任之魏徵，嫉恶好善之王珪，文武兼备之李靖，处繁治剧之戴冑。
用人不疑。有人建议，以阳怒之法，测臣之直、佞。世民拒之，曰：“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
光禄大夫萧瑀，性刚直，违众孤立，但得到世民支持，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十九年（公元645年），世民出征之日，有人告留守京师之房玄龄。世民令立斩告密者，并告玄龄，“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亲贤臣，远小人。常书督都和刺史之名于屏风，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坐卧观之，以备升降之用。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詹事李世勣得暴病，偏方云：“须灰可疗”，即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世民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弓矢，世民亲为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对细微处亦甚注意。七年（公元633年），宴请群臣及四夷酋长于玄武门，表演歌颂李世民功德之“七德舞”。太常卿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朝廷许多人原在刘武周等人部下，世民不许，曰：“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十七年（公元643年），命画二十四功臣相于长安凌烟阁。
对佞臣和谄谀之徒，头脑清醒，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谀谄，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
世民曾止于一树下，爱之，殿中监宇文士及乘机誉之不己。世民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十九年（公元645年），世民辽东归来，过易州境，司马陈元涛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菜而进之。世民恶其谄，免其官。
三、纳谏如流
有自知之明。即位初，曾谓人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又鉴于隋之群臣恐惧，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之弊病，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将官吏言事之上书，皆粘之屋壁，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
历代“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但世民鼓励谏诤，常予重奖。魏徵是有名谏臣，敢于犯颜直谏。二年（公元628年），世民本欲幸南山，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徵问：“何也？”世民笑曰：“畏卿嗔。”一次，世民得一佳鹞，自臂之，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不止，鹞竟死怀中。六年（公元632年），世民被魏徵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声言要杀魏徵，曰：“魏徵每廷辱我。”皇后贺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世民转怒为喜。后魏徵亦曰：“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病，世民遣使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后与太子同至其第探视。魏徵死，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自登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世民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由于此，诸贤臣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亦能力争，不为面从。司马光曰：“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贞观时期，君臣水乳交融，亲如一体，开一代新风。
四、重在安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论止盗，有请以重法禁之。世民不许，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十二月，益都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不许，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
对待邻国，态度谨慎，不轻易发动战争，其原则：“必待有罪，然后讨之。”战争之后，又辅以安抚。
突厥数背盟而犯唐边境，蹂稼穑，掠子女，夺财物。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俘颉利可汗，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降唐者十余万人，漠南之地悉平。四月，妥善安置降民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风俗；派人掩埋突厥和汉人之尸骨；提拔其贵族至朝廷为官；任命颉利为右卫大将军，赏赐大量田宅。八年（公元634年），颉利死，命从其俗，焚尸葬之。
突厥既亡，北方各族君长至长安，请尊李世民为“天可汗”。突厥问题之妥善处理影响极大，各族纷纷要求内附。道路不绝，每年元正朝贺，常至数百千人。同年十一月，吐蕃（今西藏）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请婚。世民请使者冯德遐前往慰抚。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世民许以宗女文成公主。次年正月，命礼部尚书李道宗送文成公主于吐蕃。
唐朝建立之后，吐谷浑屡犯唐边境，又执唐使者，世民遣使劝说，十返无效。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大败吐谷浑，可汗伏允被其左右所杀。高昌王曲文泰屡阻绝西域朝贡，又击焉耆、伊吾。世民致书，示以祸福，希其悔过，文泰不听。十四年（640年）八月，唐军临碛口（在今新疆哈密县东南），文泰忧惧不知所为，发病卒，子智盛立，开门投降，唐乃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在今吐鲁番西）。于是唐之疆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州358，县1511），东西九五一〇里，南北一〇九一八里。
李世民之民族政策取得很大成功。在其去世时，四夷在长安之数百人皆恸哭，或剪发，或划面，或割耳，流血洒地，或请杀身殉葬。吐蕃松赞干布致书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讨除之。
五、赏罚严明
平洛阳后，贵妃私从世民求宝货，不与；为亲属求官，不许。张婕妤持高祖手敕，为其父求封田，亦不许。导致诸妃嫔争誉建成而短世民，险些被杀。
即位之后遵循“国家纲纪，唯赏与罚”和“不亲故人”之原则，正确处理赏与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淮安王李神通争功，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世民曰：“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众皆悦服。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解职，自陈曾在秦王幕府。世民谓其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令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可敢违！”相寿流涕而去。
九年（公元635年），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后军期，又诬告李靖谋反，被徙边。说情者言：“甑生，秦府功臣，宽其罪。”世民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
其第五子齐王李祐，轻躁，亲近群小，世民数以书切责之。祐不满，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举兵反，被赐死。太子李承乾，喜声色，好狩猎，又善于伪装；其弟汉王李元昌，所为多不法，亦数责之。同年四月，太子与元昌谋反，事泄，太子被废，元昌被赐自尽于家。
求实，是其特点之一。曾谓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欲自观国史。玄龄刪之，对玄武门之变，语多微隐。世民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典文章，不许，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
不好祥瑞。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树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世民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贤！”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李世民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代名将与书法家。
自幼就读兵书，演习弓马；十六岁从军，以疑兵之计，救隋炀帝于雁门；晋阳起兵，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之战略口号；在战斗中，常以奇兵取胜，或闭垒以待，以挫其锋，或冲其心腹，断其粮道，或各个击破，或乘胜追击。因而，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年二十四而定天下，是创建唐朝之大功臣。
作战勇敢。身经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屡处危境而泰然自若。
关心士兵。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治疗，士卒莫不感动。十九年（公元645年），将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因而百姓踊跃从军，募十得百，募百得千，甚至有自愿以私装从军者，未被募者，郁郁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