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要录(出版书)》
作者:邹元初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自秦迄清历代皇帝的生平梗概、主要事迹、重大举措,评论其为君之道、成败得失,是非功过。
邹元初从事历史研究和编著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皇帝要录》、《中国宰相要录》、《中国古代将帅要录》、《中国奸臣要录》、《纵谈古今》、《史鉴》、《中华伟人》、《话说中华文化》、《话说治国之道》、《话说反腐败》、《话说中国》、《一路走来》。



初版说明
一、《中国皇帝要录》是在史事方面对中国历代皇帝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本书收录自秦迄清历代皇帝,按其朝代顺序编次。对每一皇帝均略述其生平梗概、主要事迹、重大举措,评论其为君之道、成败得失、是非功过,意在阐述历史经验教训。每一朝代均有一总的介绍。因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通史的某些基本内容。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历史典故和宫廷趣闻。
二、本书主要收录“二十五史”本纪中所记皇帝。
“二十五史”本纪所记皇帝共221人(北魏始自道武帝)。属下列情况者,本书未予收录。
1.死后追封为皇帝者;
2.北魏统一北方前,即公元439年前之北魏皇帝:
关于辽、金两代之皇帝,由于编著者对辽史、金史缺乏研究,故暂从略。
另外,本书增收了未列入“正史”本纪之王莽、刘玄(更始帝),以及三国时蜀、吴两国之皇帝。
根据上述情况,本书共收录自秦始皇至清宣统帝年间194位皇帝。
三、本书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二十五史”为主要材料来源。明清两代,还重点参考了《明史纪事本末》和《清代通史》。
我非史学工作者,知识有限,离休之后才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阅读史料,进行研究。历代皇帝乃最高统治者,因而写中国皇帝,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写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加之我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难以尽读,故错误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读者和历史学专家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有几十位同志曾以各种形式给我以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燕起副教授,他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阅和精心修改;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翟林东教授为本书作序;感谢符赞寅、李晨光二同志认真校对书稿。
邹元初
1989年3月

再版说明
《中国皇帝要录》出版后,得到不少读者的关心,虽然印了两次,仍不能满足需要;《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十多家新闻单位先后作了报导;迟浩田总参谋长还写了《读后感》,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但同时又使我感到不安:其一,担心文字和内容上有错,愧对读者;其二,尚缺辽、金两代之皇帝。同时,台湾百川书局也将此书在台湾用繁体字印刷发行,影响面进一步扩大,更使我不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急于增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也促使我抓紧增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岁月不等人,若不趁身体尚好之时完成它,我将遗憾终身。为此目的,我忍痛放下已经开始的另一书稿的编写工作,力求将一部更准确、更丰富、更系统的《中国皇帝要录》奉献给读者。
增订工作大致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以半年时间对初版全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核对,订正了一些错别字,以及个别时间和古地名注解上的某些不准确之处。在此基础上,我又用一年时间,增补了辽、金两代的18个皇帝。另外,根据一些读者的建议,增补了蒙古成吉思汗等4人和后金努尔哈赤。至此,“二十五史”本纪中所记皇帝,除死后追尊为皇帝者(8人)和北魏统一北方前之皇帝外,均已收录。同时,还增补了原书中一些皇帝的有关内容,其中增补较多者,有秦始皇和西汉之高帝、武帝等人。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朝灭亡,在神州大地上,曾有过68个皇(王)朝和384个帝王,其中皇帝334个。我之所以只收录217个,是根据“二十五史”确定的。
现増订工作已经结束,我如释重负。当然错误实在难以避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增订过程中,我仍得到了杨燕起、翟林东两位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邹元初
1991年1月

这是一本写人的书,但它所写的却非一般的人,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皇帝。因此,从内容到形式,这本书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付梓之际,编著者和出版者要我为本书写篇序,我就趁着这个机会讲讲有关皇帝研究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长,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起于何时的看法有种种不同的见解,但对其延续之长、历史之久,似无太多异议。
漫长的封建社会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皇帝,而当一个又一个封建皇帝不停地走向“君临天下”的宝座的时候,那未这个社会也就理所当然地在延长着自己的生命,因为皇帝毕竟是这个社会的政治上的最高代表。从秦始皇建帝号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帝宣布“退位”止(1912年),二千一百多年中,中国封建社会连同后来被称为半封建社会的那一段时间里,究竟产生了多少个皇帝?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也并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大致说来,其数当在二百个以上,这里就不去深考了。
我们所要着重思考的是:单个的皇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众多的皇帝,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这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
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政治上的最高代表,故其政治上的一切举措、作为,亦最能反映出封建政治的本质与特征。这就是封建等级政治和皇权的至高无上,即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专制主义集权。从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高踞于封建等级政治颠峰的皇权之种种世俗的形式,而且还可以看到它是怎样被世俗的人们赋予了一种“超世俗”的形式的。董仲舒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唐太宗曾撰《帝范》十二条以贻太子,认为:“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而是“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帝范序》)。这些都是在宣扬君权神授、皇帝受命于天,为皇权制造神秘的理论、缝制神圣的外衣。这种思想,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麻醉着、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有力地维持着封建皇权的统治。认识这一点,实为我们了解和批判封建政治的关键之一。
皇帝作为封建朝廷的最高代表、封建国家的象征,自谓为“握图御宇,长世字民”(唐高祖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不无夸大、粉饰之意;但其动静举止,确是徒往跟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对于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常常被历代史家冠以皇帝的名号,亦并非毫无道理。宋人袁枢在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的基础上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全书42卷239篇,其中不少篇目是以皇帝名号命题,如“高帝灭楚”、“武帝伐匈奴”、“成帝淫荒”、“光武中兴”、“明帝奢靡”、“宋文图恢复”、“废帝之氟六“炀帝亡隋”、“高祖兴唐”,“太宗平内难”,“宪宗平推蔡”。“武宗平泽潞”等等,都是有关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尽管非皇帝一人所能构成,但其作用与影响之大,当无疑义。至于历代“正史”中的本纪,虽以记皇帝为名,实则兼记一代军国大事,这叫做“纲纪庶品,网罗万物”(刘知几《史通•本纪》)。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历代皇帝的历史,也可以认为是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了解其发展的脉络和在每一进程中的诸多方面。
皇帝作为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们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之间,固然有许多共性,也有不少相异之处。睿智和愚蠢,明哲与昏庸,豁达与狭隘,伟大与渺小等等,都可以从他们当中找到突出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是非,往往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研究这一部分历史人物,不仅可以看清封建社会中皇帝们的种种面貌和旨趣,对他们作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还可以从恢廓的视野考察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前进与阻滞、兴盛与衰败之所由来,以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增益人们的历史智慧。诚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仅仅把皇帝作为单个的人来研究无疑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对他们作综合的研究,以获得深层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止是在于对所谓明君与昏君、治世之君与乱世之君的判断上,也不止是在于对所谓开国之君、中兴之君、亡国之君的共性与特点的探讨上,而是要进而寻求、探究其所以然的社会原因和主观因素,考察在封建制度下千百万人的皇帝意识是怎样直接和间接地把他们推上历史舞台,是怎样有形和无形地在塑造他们的形象,等等。
如此看来,研究中国历代皇帝的历史,乃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研究中,人们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历史启示。

在中国史学史上,对于皇帝事迹的记载与研究,历来为皇帝本人、大臣和史官们所重视,而后有一些非官方的史家也注意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这样认为:撰写与研究历朝皇帝的历史,是封建社会史学的很重要的方面。
西汉武帝时,就有了“禁中起居注”。起居注是关于皇帝言行的记录,后世由史官起居郎、起居舍人掌其事。汉代有女史,这种“禁中起居注”可能是由女史写成的。东汉明德马后撰有《明帝起居注》,成于宫中,可为其证。据《隋书•经籍志》起居注类著录,有两晋历朝起居注20余种,南朝宋人刘道会汇总撰为《晋起居注》 317卷;有《后魏起居注》336卷等,可见起居注撰述之盛。《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著录唐玄宗时期《开元起居注》竟达到3682卷之巨,如果记载无误,这恐怕是关于历代皇帝起居注撰述中部帙最大的了。不过这些起居注多已俠失,今存唐人温大雅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起居注了。
南朝以后,除起居注外,又有实录的撰写。实录是记录皇帝言行及当时大事的史书,自唐以下,历朝撰修不废,成为官修史书的主要部分。今存最早的实录是唐人韩愈等所撰的《顺宗实录》5卷,所谓“永贞革新”的许多史事就见于此书的记载。今存明、清两朝实录,部帙浩繁,《明实录》有2909余卷,《清实录》则多至,4400余卷。起居注、实录同历代“正史”一样,对皇帝都有不少曲笔、回护的地方,但史料丰富,是研究历代皇帝及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文献。
自司马迁《史记》以“本纪”记先秦帝王及秦汉皇帝起,历代“正史”因之,故皇帝生平、行事在“国史”与“正史”中乃处于最显赫的位置。用刘知几的话来说,就是:“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纪之为体……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纪》)。后来司马光著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在形式上是跟“正史”中的“本纪”很接近的。它于皇帝生平所叙不如“本纪”详尽,而对“有大事可书者”所叙则往往超过“本纪”。
以上,凡起居注、实录、历代“正史”、《资治通鉴》等,是记载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史书。在这些史书中,皇帝是史家记述的中心人物,这是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在史学上的反映,因而是不足为怪的。
除了这些主要的史书以外,在中国史学史上,也还有一些记述、研究和评论历代皇帝的著作。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这些著作大多已经侠亡,流传至今的只是凤毛麟角而已。不过,我们从历代“正史”的经籍志、艺文志和有关的目录书及文献学著作中,还是可以略见其大概的。如:皇甫谦《帝王世纪》、来奥《帝王本纪》、何茂材《续帝王世纪》、环济《帝王要略》(一作《帝王略要》)、杨晔《华夷帝王世纪》(一作《华夷帝王纪》)、诸葛忱《帝录》、卢元福《帝王编年录》、陶弘景《帝王年历》,虞世南《帝王略论》、褚无量《帝王纪舜录》、马总《通历》、张悟《帝系谱》、刘轲《帝王历数歌》等(以上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之编年类及杂史类)。又如:崔倜《帝王授受图》、牛检《帝王事迹相承图》、佚名《古今帝王记》、卫牧《帝王真伪记》、武密《帝王年代录》、郑伯邕《帝王年代图》及《帝王年代记》、韦光美《帝王年号图》、汪奇《古今帝王年号录》、朱绘《历代帝王年运铨要》等(以上据《宋史。艺文志》之别史类及编年类)。这一类的著作,在元、明、清三朝也还屡有所出,总的数量并不算少。但从这些书的名称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大多属于记述世纪、年代、年号,在撰述思想上似无太多价值。其中,也有少数著作是依据前史进行改撰而意在评论其功过得失的,如虞世南《帝王略论》、马总《通历》;有的著作能够兼记不同民族的帝王世纪,如杨晔《华夷帝王世纪》;有的著作显然是面向社会、为普及历史知识而写的,如刘轲多帝王历数歌》。这些书,都各有其可取之处。
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5卷与中唐马总所撰《通历》10卷,都有残本流传至今,是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记述和评论历代帝王的较早的专书。《帝王略论》起于三皇、五帝,下迄隋代。三代以上,有“略”无“论”;三代以下,有“略”有“论”,故书名谓之“略论”。略,是事略;论,是评论。作者意在论说治乱、贤愚,故于帝王中择其“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者“试论之”。此书残卷现存于敦煌文书伯2636号。然其所“论”,一部分佚文存于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卷二之“君德”篇中,一部分佚文则存于马总所撰《通历》之中。《通历》略仿《帝王略论》体例,于事略稍详,于评论则完全袭用后者,并略采“正史”论赞。《长短经》有《读画斋丛书》本传世,《通历》有湖南叶氏梦菉廔排印本及抄本流传。由于它们分别保存了一部分《帝王略论》的伕文,乃使其“论”的部分得成完壁,为今日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帝王略论》的“论”,是以问答形式写成,读来饶有其味。再者,凡所问(“公子曰”)所答(“先生曰”),又多采用比较的方法,意境纵横,使人浮想联翩。其所问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