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三部骑兵参照第一部骑兵演练。三部骑兵演练结束后，鼓声停止。
第三步为“花六”,乃是在3变的基础上，将三部变为6部。第四步阵形与第三步一样，同为6部骑兵。第五步则是在6部基础上再变为12部。虽然阵形变化，但是演练的顺序则与第二步一样，均是听鼓声，出发，射3箭，大呼3声，挺枪3次，鼓停人还。
《武经总要》中的旗鼓操演，目的是让将士掌握基本的阵形，不过从《武经总要》的阵形训练来看，其形式大于内容，缺少接近实战的训练，就算北宋军队真的能严格执行书中所记载的演练方法，其战斗力也难以匹敌当时的对手辽军，何况北宋军中能严格进行训练的部队并不算多，加上指挥混乱，北宋军阵的战斗力难以尽如人意。军阵，是战争的艺术，这一艺术还是要从战争实践中来，到战争实践中去。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历朝历代的军阵都有些什么特色吧。
㊂人马奔驰，战车交锋
——先秦时期兵阵的起源
1.是炎黄二帝，还是大雁鱼群
——兵阵起源的传说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层累构造的中国古史”,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才有三皇，“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则始于汉代。国史的起源是这样，阵法的起源也不能免俗。
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家在总结阵法时，连正式的阵名都很少出现，更不要提阵法的发明人了。但是到了后世，古人却给阵法“安排”了一个身份高贵的发明人，他就是黄帝的大臣——风后。
在《史记》中有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的记载，可见风后在西汉时还只是传说中黄帝的大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在风后身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东汉经学大师认为风后是黄帝的“三公”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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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公”最早见于儒家经典对周代官爵的描述。
一。到了三国时期，风后就已经成为了军事家：托名诸葛亮所写的《八阵本始》中说道：“《风后握奇经》曰：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或总称之。”显然，风后不仅是军事家，更有了军事著作。在将风后塑造为阵法创始人后，古人还不过瘾，觉得八阵这么神奇的阵法怎么能由凡人发明呢？一定是神仙传下来的。于是在宋代《太平御览》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作战，九战九败，黄帝回到泰山，三日三夜后泰山上起了冥雾，出现了一个人头鸟身的女子。黄帝拜服在地，女子说道，我是天上的玄女，你有什么愿望吗？黄帝说，我想百战百胜，于是黄帝得到了玄女传授的阵法。黄帝又将阵法传给了风后。事实上，真实的阵法起源没有这么传奇，而是朴实、实用得多。
在大自然中，尽管存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动物中的“弱者”,往往会形成群体来对抗捕食者，中国春秋时期就有牛群结阵以抗虎的记载，牛群在遇到老虎时，会围成一个圆圈，头向外，把牛角对着敌人，让老虎找不到突破点。猴子则会在休息时派出哨兵，余者则群居一处。而肉食动物也在捕猎中运用阵形，狼、狮子等群体捕猎的猛兽，往往会兵分两路，一方面会派出成员在正面惊吓猎物，另一方面则布下包围图，等待猎物。原始人类在体力方面远不如这些猛兽，但是他们通过观察动物，以阵形协作捕猎，又以阵形对抗猛兽，从而提高了族群的生存能力。而最早出现的阵法，也多以动物来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雁行之阵”。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大雁飞行的阵形，也就是“人”字形。《诗经》中就有《鸿雁》一篇，同样在《诗经•国风•郑风•大叔于田》中，将驾车的4匹马中位于中间的两匹“服马”与边上的两匹“骖马”之间的排列称作“雁行”。而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墨子更是声称距其一千多年前的商汤伐夏就是用的“雁行之阵”。据《墨子•明鬼》记载：“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众。”这里说的就是商汤将战车布成雁行之阵，进攻夏军的事。墨子距离商汤年代久远。商汤伐夏未必用的就是“雁行之阵”,但也可以看出.在墨子的时代.“雁行之阵”已经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阵法。而且雁行阵的生命力非常强，从先秦到近代，在历代战争中都有雁行阵的身影。
那么,为什么古人要选择“人”字形的“雁行阵”呢？古代兵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孙膑兵法》：“雁行之阵者，所以接射也。”《武经总要》：“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综合起来，就是雁行之阵有利于集中射击，而且具备左右兼备、利于掩护周旋的特点。这在先秦时代以车战为主的战斗中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先秦时期的车战，是以战车为主、步兵为辅的战斗形式，在商周时期，多采取战车在前，步兵在后的队列形式。将军队排成雁行之阵后，战车在前呈“人”字形排列，每辆战车的前进、周转、射击都不会受到前车的影响，不仅能保证冲击力(人字形保证了冲击的锋锐),同时在接战时，战车上的射手视野开阔，可以充分发挥战车的威力，在此基础上，“雁行阵”的前后左右都能相互支援掩护，在以正面冲击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商周时期，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到了后代，骑兵取代了战车，坦克取代了骑兵，“雁行阵”因为其便于射击、机动灵活的特点，始终活跃在战场之上。
在战场上，从来没有无敌的阵形，有的是相生相克，“雁行阵”风行之时，另一种“仿生”阵形也应运而生。
公元前707年，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为了恢复周王室的威严，与当时强势的诸侯——郑国君主郑庄公交恶，双方会战于儒葛。周王室联军分为三个部分，周桓王亲率周军主力中军，居中指挥，左军及陈军由时任周公指挥，右军及蔡、卫军由时任虢公指挥。郑军方面，郑庄公听取大夫子元的建议，将军队一分为三，先攻击周军两翼，再合击周军中军。 郑军采用的阵形是，左右两侧分别是由大夫祭足率领的左翼矩阵，即方形军阵，攻击周军右翼，大夫曼伯率领的右翼矩阵，攻周军左翼。中军由郑庄公亲自率领，但是中军的阵形，却不是与左军右军一致的方阵，而是历史上著名的“鱼丽之阵”。最终，郑军击败了周军。在周郑繡葛之战之后，周天子威信尽失，一蹶不振。
那么,什么是“鱼丽之阵”呢？鱼不用解释，关键在于“丽”字，“丽”字在这里应作旅行的意思，《诗经》中有《小雅•鱼丽》一篇，鱼丽之阵，实际就是类似于鱼群游动的密集之阵。在“鱼丽之阵”之前，车战的阵形主要是以战车居前，步卒居后的形式，以“雁行之阵”冲锋。而“鱼丽之阵”则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是指战车的队列，伍是指步卒的队列，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战车列阵在前，步卒列阵在后，同时步卒还要填补战车之间的空袭，也就是要紧密地布置在战车的两翼，使得车兵和步兵能够紧密配合，从而击破当时占主流的雁行阵。
除了“鱼丽之阵”,郑军在绪葛之战中采用的是两种阵法结合，即中间的“鱼丽之阵”和两侧的矩阵，郑军对阵法的运用也更为灵活，没有选择单纯的冲锋，而是选择了两翼突破、合围周军中军的战法。
2.我是贵族，我得坐车
——商周车阵的出现
尽管阵形阵法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今天的“阵”字却不是先秦时期就有的，在先秦时期，“阵”就是“陈”,后世为了区分，在“陈”的基础上造出了“阵”字，用来专门表示兵阵。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阵”与车的密切关系，最早的阵法正是由战车组成的。先秦时期以车为主的战争，使得兵阵离不开车。
在古装电视剧中，马车很常见，拦一辆马车就和今天拦一辆出租车一样方便。实际上在古代马车一直非常昂贵，平常人家是用不起马车的。 那么为什么商周时期的战争要以车战为主要形式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商周时期参加战争的多为贵族子弟，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显示贵族的风度，才要进行车战。这显然是想当然了，须知，战争的形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商周时期使用车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为什么用昂贵的战车进行战争反而是水平低下的表现呢？这还要从车战的基本形式来看：
首先，商周时期因为冶炼技术的局限，兵器的产量有限。根据考古发现，商周时期的兵器以青铜器为主，我们今天称这种铜铅锡合金为青铜，是因为当我们发现它时，它经过上千年的氧化，呈现青绿色，实际上，青铜在刚出炉时，是呈现金黄色的，成色好的背铜有“美金”之誉。《国语•齐语》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断，试诸壤土”,武器由青铜制造，产量不及后世的铁制兵器。因为产量低下，所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只有少数士兵能够使用青铜制造的兵器。等到铁器普及，制作兵器的成本大大减少，军队的规模也就随之上升。当然，兵器简单、产量有限只是一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生产力落后，军队缺少训练的时间，常备军的规模十分有限。在这种条件下，不用训练大量步兵的车战就是最优选择，
车战的核心就是战车，先秦时期的战车以乘为基本单位，一乘既指一辆战车，也是指这辆兵车附属的车兵与步卒。从目前考古的情况看，商代战车一般由两匹马拉动，车上配有甲士两名，一为御手，另一名则负责作战；周代则以4匹马为多，车上所载的甲士一般为3名，这3名甲士基本上是由贵族子弟担任，唯有贵族子弟才能在当时负担起车战的装备与训练。战车上的3名甲士，一为御手，负责车辆的驾驶；一为车左，又名甲首，负责指挥，一般持弓：一为车右，一般持戈矛盾牌。车兵的要求很高，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在《六韬》中记载了选拔车兵的标准：车兵年龄要在40岁以下，身高要在7尺5寸以上，快跑时能追得上奔马，在战车驰骋时能跃身上车，与敌周旋，甲首臂力能拉满8石的弩，熟练地向前后左右射箭。
车兵作战时在保证战车的战斗力的同时，还要保证与协同作战的战车与步卒的协调，无论是1车2马还是1车4马，作战时御手要保证车辆的速度、方向与稳定性，从而与步兵相互配合。著名的“羊斟以私败国”说的就是宋国的华元没有给他的御手羊斟吃肉让羊斟怀恨在心，在宋军与郑军交战时，羊斟直接驾车冲向郑军，导致华元被俘虏，宋军战败的故事。御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在御手控制车辆的同时，甲首要在行进中射中目标，车右要使用长兵器杀伤敌军，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兵种，
战车的威力是非常可观的，根据《战国策》的记载，齐国的战车有“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之誉。而根据《六韬》的记载，在平地战斗时，一辆战车相当于10名骑兵、80名步兵，百辆战车能发挥近万人的战斗力。在险阻之地时，只要运用得当，一辆战车也能发挥相当于6名骑兵，40名步兵的战斗力。
商周时期的兵士分为三档，第一档是战车上的3名甲士，第二档是车下的甲士，第三档是徒兵。商周时期，每乘战车配备有甲士10人，除了3名车上的甲士外，车下还有7名甲士，这在史籍中被广泛记载，如《史记》描述商汤周武王“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此外，还有附属于车的徒兵，这些徒兵地位较甲士低，多由平民和奴隶充任。军队在战斗时，只有车兵、徒步甲士与步卒达到协同一致才能发挥出战斗力。
在这种条件下，车战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简单的战斗形式，也就是冲锋，战车在前，凭借冲击力冲击敌军，同时车左持弓射击，徒步甲士与步卒在后推进，两军一经交锋，阵形即乱，因为战车并不是很灵活，战阵在交战后难以重新排列，因此这一次冲锋就可以决定战斗的胜负，这就要求车阵的结构一定要稳定，结构越稳定，冲击力越强的一方，取胜机会越大。因此，这一时期的战斗时间显得非常短。由此也引发出一起历史谜案，那就是牧野之战的规模。
周革商命的牧野之战，在历史上一直是正义之师讨伐残暴昏君的典型，但是关于牧野之战的规模，却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牧野之战是一场惨烈的决战，《尚书•武成》以“血流漂杵”形容此战。另一方面，向来以周代为楷模的儒家认为，牧野之战是一场“仁”战，面对周武王率领的仁义之师，商军尤其是其中的徒兵倒戈相向，周军兵不血刃打败了商军，完成了鼎革。孟子针对“血流漂杵”的说法，甚至提出了著名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按照史料出现的时间，显然是“血流漂杵”的说法更早，从常识上判断，打仗不是过家家，不是简单的有道无道能够决定胜负的，不可能正义之师一到，敌军就土崩瓦解了。那么,牧野之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关于两军的布阵，《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为“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就是说周军以350乘兵车布阵于牧野；而商军这边也是严阵以待。“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显然这不是凭正义的大旗就能击败的。在这种形势下，周武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显然，这就是以车阵冲锋的形式进攻商军。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倒戈的记载呢？如果了解车战形式的话，这是很好理解的。车战除了用于冲锋的战车外，还有跟随战车的徒兵。尽管商军布阵如林，军容严整，但是经过周军战车的冲击后，阵形混乱，平时地位低下的徒兵这个时候便倒戈相向。真正印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献没有直接记载周武王所采取的阵形，但从《诗经》“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骠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的记载来看，很有可能采取了“人”字形的冲锋阵形，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雁行之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