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军队通过不同的旗帜金鼓来进行不同的战术动作。如《吴子》中所说，“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五通鼓分别代表了整兵、习阵、趋事、严辨、就行5个动作。“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旗帜向左，军队就要向左运动；旗帜向右，军队就要向右运动。听到鼓声就要行进，听到鸣金就要停止。这可以说是用击鼓旗帜指挥军队的最基础形式。在先秦时期，军阵主要是由车兵和步兵组成，对阵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两军摆好阵势后，冲锋，战斗，形式非常单一。因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16个字就可以指挥一场基本的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形式早已发生改变，战场的形势更为复杂，指挥要下达的将令也更为繁复。
为了应对复杂的战场形势，及时下达命令，军营之中就产生了相应的旗法、鼓法。例如唐代《通典》中的《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附》就记载了唐代军阵中的各种旌旗金鼓所对应的情况。首先来看旗帜方面：
(1)每队(唐代50人为一队)都配有一面旗帜，军队行动时，将军旗用于引队，军队休息时将军旗立于队前。军营中的大总管和副总管则立有10面以上的军旗，子总管则有旗4面以上，这些旗同样用于引军和立于帐侧作为指引，将领还另配有异色彩旗。在临阵之时，将士要能够辨别这些旗帜。
(2)唐代军队中仍然保留了五方旗，也就是以5种颜色来指代东南西北中五方的彩旗。士兵根据中军大将所立的五方旗来了解敌军来袭的方向。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传达，是因为在诸军相距甚远的情况下，无法靠声音传达命令，而依靠骑兵逐营传达命令又过于繁琐，依靠五方旗，则能迅速传达信息。以东方有敌来袭为例，大将在营帐举起象征东方的青色旗，位处东面的士兵立刻整装待发，旗帜向前挥舞，则军队迅速进攻：旗帜正立，则军队止步；旗帜放倒，则军队回撤。
旗帜虽然鲜明，但是在夜间却难以辨识，而且如果地形复杂，旗令也难以迅速传达，因此军中还要多置金鼓，唐军中金鼓号角的用法如下：
(1)唐代大将要置鼓40面，子总管置鼓10面，营给鼓1面，军鼓都要随军行动，军队下营时军鼓与军旗处于一处，当有敌军来袭时，即擂鼓报警，让诸军严加戒备。而在行军时，如果前军遭到敌军的袭击，要立刻击鼓，中军与后军听到鼓声之后要立刻前往救援；如果中军遭到敌军袭击，则立刻击鼓，前军听到鼓声后，立刻停止行进，后军则立刻前往救援；如果后军遭到袭击，同样要立刻击鼓，前军、中军立刻停止行进并抽调兵力救援。在前后中三军之中，中军的军鼓是最重要的，因为前后军相隔较远，鼓声难以传递，所以前后二军击鼓后，中军还要击鼓传响，使得鼓声能够传达全军。
(2)下营时诸军营都要备鼓1面，如果有敌军趁夜来袭，就击鼓报警。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旦有敌军袭营，被袭击的军营要立刻击鼓，其余军营也要击鼓回应，回应之后，没有被袭击的军营要立刻停止鼓声，而被袭击的军营要直到敌军被击退鼓声才能停止。如果是敌军夜袭，被袭击的军营在击鼓后要用尽办法抵御敌军，而其余诸营则不得擅动，只能各自防备，如果被袭击的军营抵御不住，要迅速报告中军，中军大总管再令中军兵力救援，其余诸军在军营前后布阵等待命令。可见，击鼓乃是唐军被袭营时的正确操作，那么除了击鼓外，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军士大声呼号“敌军来袭啦”的场景是否也会出现呢？在制度上，这是不被允许的。在夜晚，军营之中即使是巡夜之人也不得高声呼号，“人不得高声唱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掷军号以相应。”而当敌军来犯时，被袭之营只能击鼓迎敌，不得叫唤。除了军鼓，在应对夜袭时，还要准备铎和胡桃铃。在战争史上，不乏敌军假冒友军骗开城门(营门)的情况，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唐代军营，诸将要在早晨讨论当天的事宜，在黄昏商定当夜的事宜，尤其是军事暗号，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防止暗号外泄，被敌军利用，所以当夜的援军信号，是胡桃铃还是铎，声法如何，只有友军才知道。唐军大总管在率军救援时，与诸将士兵带上当夜约定的乐器，被犯之营听到声音，就知道援兵已至。
(3)除了金鼓，号角也作为信号的补充。如果军营数量众多，若是处在泥泞之地或是被山河阻隔，这时路狭难进，不出营会消耗军马等牲畜的体力，这就需要号角作为信号来引导军队出营。具体的办法是：吹角第一声，右虞候军(唐代“六花阵”分为中军、左军右军各有两军，也可分为左右前后四军，外加左右虞候军，共为七军)聚拢马匹；吹角第二声，给马匹安放驾具，右一军聚拢马匹；吹角第三声，右虞候军出发，右一军给马匹安放驾具，右二军聚拢马匹；吹角第四声，右一军出发，右二军给马匹安放驾具；以此类推，之后诸军听到角声后，依次聚拢马匹，安装驾具，出营行军。依照这一号角之法，七军就能有条不紊依次出营。
除了上述两点指挥作用外，旌旗军鼓还有两项功能。
第一是作为疑兵。正如上文所言，军旗是军队的象征， 帅旗就是大将的象征，那么如果大将想要金蝉脱壳、分身行动呢？在《三国演义》中，张飞与张邰对阵于宕渠，张飞假意终日饮酒，且令军士大开旗鼓而饮，引得张邰前来袭营，张邰观看到“张飞”仍在帐中饮酒，便直杀入中军，却没想到是个假人，而张飞则与魏延、雷铜趁机夺取了张邰的军寨。在演义中，张飞用的是假人，但是在历史中，要执行类似的计策，更多的是使用旌旗。根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军伐齐，齐灵公登上巫山观察晋军，晋军派司马探查克服山林河泽的险阻， 即使是军队未达到的地方，也要树立旗帜并且稀疏地布置军阵. 让战车左边坐上真人而右边放上假人，以大旗为前导，而在战车后面拖上木柴跟随，以此虚张声势，齐灵公看到后，害怕晋军人多，就赶紧逃离了。历代都有将领善于使用此法作为疑兵之计。同理，军鼓也是军队的象征，不过用军鼓作为疑兵比用军旗难度更高，毕竟旌旗可以虚设，军鼓是必须要“人”来击锤的。当然，这也难不倒机智的将领，南宋名将毕再遇就有“悬羊击鼓”的妙计。开禧二年(1206年),宋军与金军交战，战事逐渐不利，宋军寡不敌众，毕再遇审时度势，决定撤退，但是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安全撤退并不是易事，毕再遇于是在军营中树立旗帜，同时寻来很多羊，将羊半吊在空中，其下放置战鼓，让羊的前蹄正好在鼓面之上。羊被吊着，自然难受，拼命挥舞前蹄，正好击打在鼓面之上，形成众军插鼓的假象，宋军则悄悄撤退。金军不知晓其中的奥秘，以为宋军仍在营中。等到悬羊力气用尽，鼓声渐弱，金军才进攻宋军营帐，却发现宋军早已撤走，只有群羊被吊在鼓上。
第二是助威。旌旗，除了在军队中作为指挥之用，也是仪仗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帝王出行还是检阅军队，都要配备大量的旗帜作为仪仗，以展示天子的声威。同时古人注重祭祀的仪式，旌旗在祭祀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助威更是金鼓这类乐器的本职了，尤其是在举行庆典之时。宋代《虎钤经》记载：“夫军中作乐，所以激扬壮气，和其心，恼其忧而已。故其乐，但清厉峭拔，雄壮之音，至于弹弦鼓簧，柔靡之音，使人悲感怨怼者，皆不可取焉。”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旌旗军鼓，古代将领才能将军令传达至士兵中，才能有效指挥军阵根据不同的命令采取行动。
2.这不是十二生肖
——军旗一览
旌旗的材质逐渐由兽尾、茅草变成了布帛，简化的是材质，但复杂的是旗中的图案与旗帜的形制。例如，旄，指的是竿头上饰有牦牛尾的旗帜：旌，指的是用羽毛装饰的旗子……在汉代《释名》中，出现了对于各种旗帜所代表的含义的解释：
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龙为旂，旂，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诸侯所建也；通帛为旃，旃，战也，战战恭已而已通，以赤色为之，所建象无事也；熊虎为旗，旗，期也，言与众期，军将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鸟隼为旟，旟，誉也，军吏所建，急疾趋事则有称誉也；杂帛为荡，以杂色缀其边为燕尾，将帅所建；龟蛇为旐，旐，兆也，龟知气兆之吉凶，建之于后，察度事宜之形兆也；全羽为旞，旞，犹滑也，顺滑之貌也；析羽为旌，旌，精也，有精光也。
《释名》中列出了9种旗帜，分别是绘有日月的天子常旗；绘有双龙相交的诸侯之旗，也就是旂；赤色曲柄，象征战旗的旃；绘有熊虎，军将所用的军旗：绘有鸟隼，军吏所用的旟；装饰有杂帛，将帅所用的筋；绘有龟蛇，用于占卜的旐；全用羽毛的被称为旞，用羽毛作为装饰的则是旌。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用不同的图案、材质来代表不同意义的旗帜，其中与军事相关的有天子之旗、诸侯之旗、将帅之旗、军将之旗、军吏之旗和占卜之旗。所以，可以想见，古代军队出征旌旗招展的场面，绝不是几个标有主帅姓氏的旗帜加上几面杂色旗就能展现的。而在旗帜上绘制图案，并不是汉代才出现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在《周礼》等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释名》中的旂、旃、旟、𣃦、旐、旞、旌，不过先秦时期的旃、旟、𣃦、旐等旗帜，与汉代的象征还是有所不同的，旃在先秦时期象征孤卿、旟在先秦时期象征百官、𣃦在先秦时期象征大夫、旐在先秦时期象征郊野官员。而在先秦时期，常旗、旂、旟、旗、旐就已经具备了后世常用的五行五色旗帜的特点：天子常旗，象征中央黄旗；旂绘有龙，象征东方青龙；旟绘有鸟隼，象征南方朱雀；旗绘有熊虎，象征西方白虎；旐绘有龟蛇，象征北方玄武。而在《吴子》之中，就直接记录了“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的内容，描写的就是用五方旗中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来指挥战事的内容。而随着文献记录的不断丰富，年代越是靠近当代，遗存的文献也就越多，留下的关于旌旗形制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尤其是从唐代以来的兵书中留存了大量的军旗内容，为我们了解古代军旗的形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首先来看唐代《通典》中对于军阵中军旗的记载。唐代一军之中，军旗和鼓角，均是有专人负责：除了大将1人，副将2人，判官2人，典军4人，总管4人外，还有子将8人，这子将8人是专门负责安排行军布阵，同时也要管理军阵中的旌旗金鼓之法。此外还专有执鼓12人，吹角12人。而这些将佐负责的旗鼓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来看旗，《通典》中唐军军营中的旗帜有“纛”“军门旗”“五方旗”“队旗”“认旗”“阵将门旗”六种。“纛”,也就是帅旗，大将有纛六面，放置在中营之中，行军时作为军队的引导。“军门旗”,有两面，红色，长达8幅(2尺2寸为1幅),行军时位于军队的前列。“五方旗”,也就是东南西北中五方旗帜，为青红皂白黄5色，五方旗与森一样，位居中营，行军时位于帅旗之后，下营时也安置在帅旗之后，根据五方安置，也就是东方青旗放在东面，以此类推。“队旗”250面，是各军战队之旗，色彩以及禽兽图案与其本阵相同，此外，还有认旗250面，“认旗”军中作为标志、信号的旗帜，旗上有不同的标记，以便士兵辨认。唐军的认旗长度为“五幅”,因此又被称为“五幅认旗”,认旗与队旗不同，其色彩及禽兽图案也与本阵不同，让军中各队各自认识，行军时居于队后，以免各队士卒错乱。而最后一种“阵将门旗”,颜色可以是红色之外的颜色，否则会与红色的军门旗相混。除了6种旗帜外，还有门枪两根，以豹尾为刃套，军队出行时，跟随在军门旗之后，下营时放置在帐门前左右。
再来看鼓，军中有严警鼓12面，放置在营前，呈左右行队列，各6面，在6面帅旗之后，还有将鼓125面，作为疑兵之用。除了鼓，还有角12具，放置在鼓左右，各列6具，用来代替金。
《通典》中还保留了隋代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征高句丽时军阵的军旗。根据《通典》的记载，隋军每军有骑兵共40队，百人为1队，有纛，10队为1团，共有4团。第一团为狻猊旗，第二团为貔貅旗，第三团为辟邪旗，第四团为六駮旗。狻猊，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子；貔貅，也是神兽的一种，象征吉祥，也是军队的象征；辟邪，常常与貔貅混为一谈，不过二者的角数有所分别；六駮，也是神兽的一种，据《尔雅》记载其“如马，倨牙，食虎豹”。骑兵用的是神兽，步兵则用的是猛禽。步兵共有80队，同样分为4团，旗帜用的是荡幡，即布幅下垂的军旗。第一团每队以青隼荡幡为队旗，第二团每队以黄隼荡幡为队旗，第三团每队以苍隼荡幡为队旗，第四团每队以乌隼荡幡为队旗。这4种神兽团旗和四种猛禽荡幡，按照功能看，应该属于“队旗”,而除了这神兽团旗和猛禽荡幡外，军中还有蹲兽旗、腾豹旗，立起它们代表完成了相应的动作，这2面旗属于“认 ”。军中还有一种白兽幡，专门给受降使者用。除了军旗，隋军的金鼓种类也很丰富，有包括前部的大鼓、小鼓、鬟鼓、长鸣角、中鸣角、棢鼓、金钲，后部的铙吹、饶、歌箫、笳、节鼓、筚篥、横笛和大角。隋军的旌旗金鼓不可谓不丰富，只是可惜，隋军的征高句丽反而为隋炀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到了宋代，留下来的文献更为丰富，《武经总要》中有丰富的旗法内容，但是介绍的旗帜却很少，只有“旗之色本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篦，下注旌谓之纛，旗头旗脚或三或二。”并给出了“带甲神旗”与“五光杂色旗”两种样式。
《武经总要》两面帅旗的图片，可以说是对《释名》中“杂帛为𣃦,以杂色缀其边为燕尾，将帅所建”的生动解释，两面旗帜都缀有不同旗帜颜色的装饰物。不过可惜的是，《武经总要》侧重的是旗法教令，记载的旌旗图片并不多，对于旗帜种类的描述也不如《通典》丰富。但在南宋的《玉海》中，旌旗的种类就更加丰富了。《玉海》是南宋王应麟所编撰的类书，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尤其是宋代的兵阵种类非常丰富，其中就有军阵中的旌旗形制，
先来看看北宋时期的“元丰飞虎立成阵图”。这一阵法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大臣赵高向神宗建言的阅兵军阵。赵岛是具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文臣，其在经营西北期间，曾遣将击败西夏军队。赵高建言的这个“飞虎立成阵”,是以12500人为阵，阵中的帅旗不是“带甲神旗”和“五光杂色旗”,而是“龟旗”。为什么要以龟为大将旗帜的图案呢？因为龟乃是“龙凤龟麟”四灵之一，古人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器具，龟有“先知之能”,赵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龟作为大将的旗帜。除了大将旗，阵中还沿袭八阵法的旗号来分配八队旗，分别是“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其中“龙、虎、鸟、蛇”实际就是五方之中象征东西南北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不过在这一阵形中，倒不是根据四方排列，而是“天地则状其方圆，风云则状其飞扬，龙虎则状其猛厉，鸟蛇则状其翔盘之势”,选取的是图形的特性，算是一种美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