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古代像李世民一样的军事家虽然很多，但是他们传下的阵法却寥寥无几，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阵法还是破阵之法，往往是“存乎一心”的，是将领的军事经验与军事天赋的结合，这些经验难以靠文字复制。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兵灾战乱又毁去了大量的古籍，尤其是雕版印刷出现之前，记载阵法形制的阵图只能依靠手绘，唐代之前的阵图，几乎没有流传下来。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等先秦兵书均附有阵图，但是未能流传下来，希望有一天这些阵图会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3.斗转星移，变化无穷
——变阵的奥秘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军阵也一样。通过训练后，士兵能够根据将领的指令，习得“离合聚散之法，坐作进退之令”,即进行列队、进攻、后退等基本动作后，就能排列为基本的阵形，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要想克敌制胜，还需要掌握军阵的制胜诀窍——变阵。
明代何良臣所作《阵纪》,对阵的变化有一段描述：“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故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 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治乱而因之，可也。”从中可以看出变阵的两大因素：地形和敌情，
兵家一直非常重视地形。《孙子兵法》对于地形的重要性多有论述，如《地形篇》中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随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九地篇》中的“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孙子兵法》对于地形的论述，一是强调了地形的重要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至理名言，“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同样是制胜法宝。而在《九地篇》中，则将战地情况分为9种：散地，可以理解为主场，在己方势力范围内：轻地，指的是略微进入敌境之地；争地，则指的是占之就可以取得先机的地形，如战场的制高点，峡谷的出入口，就是争地：交地，指的是敌我双方皆可来往的地形；衢地，是指与敌我之外势力接壤之地，得之就可以联结诸侯，取得支援；重地、相对于轻地，是指深入敌境之地；这6种地形，实际是从战略层面论述的、最后3种地形则是从战术层面论述的：圮地，是指山林、险阻、沼泽等道路难行的地区：围地，入口狭隘，道路迂远，敌军能以少胜多的地区：死地，是指不战则死的凶险地形。如韩信背水一战时，退无可退，不奋战则死的形势，韩信利用这种地形激发汉军斗志，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9种地形有些是战略层面，有的则是战术层面，有的则兼而有之。善于用兵的将领能够根据地形布置不同的阵形。例如戚继光的“鸳鸯阵”,在东南沿海应战倭寇时，阵形配备的是狼筅、长枪、盾牌和短刀，而在北方应战游牧民族时，阵形配备是则是鸟铳、镋钯、长枪、盾牌，这都是根据地形做出的改变。
能够根据地形部署不同的阵法，是优秀将领的必备技能，但是阵形的变化并不只是根据地形的变化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思虑缜密，巧妙安排兵力，从而应对各种情况。即使是最基本的方阵，也具备诸多变化。
明代兵书《武编》曾云：“方阵者，变阵之始终也。”方阵是古代兵阵中最基本的阵形，乍看之下，方阵是最简单的阵形之一，只需要纵横排列整齐就可以，实际上方阵因为整齐划一，也是最容易变化的。方阵可以分为阵表和阵里两部分，阵表多为弓弩部队，压住阵脚的同时也能最先接敌，发挥射击兵器的优势，阵里多为骑兵等机动部队，可以根据战况出奇制胜，这实际上就是将正阵与奇阵合二为一。我们还是以“四门斗底阵”为例，来看看方阵是如何变化的。
“四门斗底阵”,传说为唐代名将李靖所作。自宋代以来，这一阵法就屡屡见于兵书之中，在《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小说中也是常客。
据明代《武备志》分析，李靖的“四门斗底阵”应是来源于隋文帝杨坚时期的行营之法。隋炀帝大业年间隋军征辽时，每军一万两千人，以百人为队，骑兵四十队，步兵八十队，行营之时，一军分为四团，分别从军营的东南西北四门出发，四团出营门后，分为两列，各自护卫辎重而行。李靖沿袭了这种方法。在北宋，“四门斗底阵”为北宋军中大阵的形制之一。其变化之处则在于通过四门的开闭，使用骑兵。宋代“四门斗底阵”的阵表是拒马、盾牌手、标枪手与刀枪手，之后是弓弩手，这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骑兵。居中的则是骑兵，临战之时，阵表开启四门，骑兵可以视情况出击。“四门斗底阵”的变化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能在正确的时机使用兵种。而太平天国的“螃蟹阵”,则是完美演绎了因敌而变的变阵思想。
螃蟹阵，是清军为太平军的阵形所命的名，而记载这一阵法的书籍，则名为《贼情汇纂》,从书名中也不难想象，清军不会给太平军的阵法想出什么好名字。一如冷战时期，北约给自己的战斗机取名为“佩刀”“鬼怪”“鹰”“隼”,而给苏联战机的代号则是“柴捆”“农夫”"鱼窝”。我们现在也只能根据清军的命名方式来介绍它了。由此可见取名的重要性，自己不命名的话，只能让敌人来命名了，历史上游牧民族来去如风，骠勇善战，但是流传下来的阵法却寥寥无几，也是因为阵法的记录和命名更多是由农耕文明记载的关系。不过“螃蟹阵”虽然名字不好听，变化却委实多端。
“螃蟹阵”最基本的形式为三队平列，临战时，清军分为几队，“螃蟹阵”就变为几队，其有两队、四队、五队、偏左、偏右、大螃蟹包小螃蟹6种变化，既有简单的应对之法，也有诱敌包抄之法，战法丰富，让清军印象深刻。
而除了战时的变阵外，历代在进行阅兵时，也热衷以变阵的形式展现军队的风采。最常见的就是方、圆、曲、直、锐五阵相互变化。如《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五阵之法”：
五阵之法，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二鼓举朱旗，则为锐阵；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阵之竦密，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一列，一队凡十列，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逸，退无伏走，五阵乃理。
除了战时阵形的变化，军队在下营、行军、作战时进行的变化，也属于变阵的范围之类。
所谓阵营，阵与营是一体的，军队休息时居住在营地之内，出营后呈行军队形，军队的下营、出营、行军、布阵，实际上是作战系统的不同步骤而已，在整个过程中，军队都是按照队列来行进的。
电视剧中军营，外围是木制的塔楼、拒马、围墙，内部则是错落分布的营帐，总体而言，这种表现是正确的，只是古代的营垒要比电视剧中复杂得多。首先，下营之地，要让心腹之人和向导前去仔细勘察，定下营地的选址之后，让军队分别立定，然后才开拔移营。在大军到达营地之前，还要再派侦察骑兵持五色令旗前行侦查，令旗代表不同的境地，遇到情况即举令旗为号。如果途中有河流湖泊深山老林，则还要派遣精锐骁骑搜索行军路途所经数里范围内情况，并且登高望远，派精兵在险要之地防御，之后再令辎重与老弱年少之兵在步兵之后行动，谨防敌军的袭击。行军要以队列行进，“险地狭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下营之后，就要划定营地范围，防止士兵胡乱行走，“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六於,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西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族竖午地，白兽於竖酉地，玄武於竖子地，青龙族竖卯地，招摇於竖中央，其樵采牧饮不得出表外”。下营行军的措施，可谓“一如临阵法”。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的形态也要经过几次变动。以李靖的“六花阵”为例，在下营时，中军大帐位居中央，周边部署六军，行军时则鱼贯而行，也就是列成纵队行进，到达战场后再根据形势布阵。而北宋的中军大阵也有“四门斗底阵”(方阵)和“常山蛇阵”(长阵)两种形态，应是行军与临敌阵形的切换。
变化多端的特性，让军阵有了应对多种情况的能力，那么,如何才能让士兵顺利变阵呢？
㊁旌旗锣鼓任君驱驰
——战阵中的指挥系统
1.旌旗招展，锣鼓齐鸣
——军阵的通讯系统
军阵变化多端，能将军队的威力充分发挥，但是、要让新征入伍的士兵能够排列成军阵，并进行阵形的变换，并不是一件易事。要想实现这一点，就要让士兵能够根据将领的命令进行动作。在现代军队中，指挥官可以通过网络、电话向士兵下达指令，但是在古代，命令则是通过旌旗与金鼓，即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传达来进行。在影视作品中，军阵之中，有为数众多的旌旗，以及军鼓、号角等乐器。这些，不是影视作品的杜撰，而是真实存在于古代战争中，只不过，古代战争中的旌旗金鼓，远比影视作品中的要复杂。
将旌旗和金鼓用作军队的指挥可谓历史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鼓”字和“旗”字，在成语中，有“旗鼓相当”“偃旗息鼓”原意为双方军队实力不相上下和秘密行军，可见旗鼓在古代军队中的普遍应用。在殷墟之中，就出土了商代的铜鼓和木鼓遗存，鼓声雄壮，用于进军时以壮声威。金，则指的是饶、钲等金属制成的打击乐器，金的声音尖锐，在军中被用来传递停军的信息，故有成语“鸣金收兵”。除了饶和钲，在唐宋以后，锣也成为了“金”的一种。除了金鼓，战阵中常见的乐器还有号角。号角一般用动物的角制成，如牛角，也有用竹木等材质仿造动物角制作的。号角吹奏起来，声音高亢，声闻数里，古人多用号角来发出警报，也可通过不同的角声来发出不同的指令，用以指挥军队。
早期的旗帜则并不一定是用布匹制作的，而是使用茅草、兽尾等物品。成语“名列前茅”的“前茅”指的就是楚国前锋军队的旗帜。出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楚国进攻郑国，郑国向晋国求援，在晋国摇动兵还未到达时，楚军已经征服郑国，并准备撤兵回师。晋军统师荀林父召开军事会议，大将士会认为楚军“前茅虑无，中权，后劲”。也就是前锋戒备森严，中军领导力强，后军实力充足，不应该盲目进攻。荀林父认同了士会的意见，但是其副将先毂不以为然，擅自带领兵马追招击楚军，结果被击败。这里，前茅代表的是前军，因为楚军就是以茅为旗。除了茅草，古人也将兽尾绑在长杆上，作为旗帜，其效果，可以参考今天旅行团领队手中挂着饰品的长杆。旌旗金鼓，共同构成了古代军队的指挥系统，以北齐的“讲武演阵”为例，“将帅先教士目，使习见旌旗指麾之踪，发起之意，旗卧则跪；次教士耳，使习听金鼓动止之节，声鼓则进，鸣金则止”。
先秦的军事家已经非常重视旗鼓的作用，《孙子兵法》：“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孙武认为，在军队之中，相互之间难以被听见，难以被看见，因此要用旌旗金鼓作为指挥信号来统一军队的行动。与孙武齐名的吴起在《吴子》中则记载了旗鼓的用法：“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武侯曰：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起对曰：凡战之濂，昼以旌旗施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从中可以得出的信息有二：
首先，旗鼓要由军队中的勇士来掌握。这是为何呢？在近现代的战争中，负责通信的士兵，最重要的是懂得技术，因为运行设备需要技术，而在古代，掌握旗鼓的士兵，首先要能使用旗鼓，而这确实是只有勇者才能实现的，因为古代的旗鼓，尤其是旗，并非是轻巧的。在《水浒传》中，“险道神”郁保四身高一丈，腰阔数围，当道一站，万夫莫开。而在梁山军中，他的职责并不是领兵作战，而是在中军守护“替天行道”杏黄旗。在古代，象征全军的大旗被称为“大露”“牙旗”“帅旗”,是主帅乃至全军的象征。全军都能望见的这面大旗，其高度、重量自然不会低，只有强壮的士兵才能把握住它。同时，因为大旗是军队的标识，大旗在哪里，就代表主帅在哪里，大旗不倒，就意味着主帅仍然在，相反，如果旗倒了，就代表主帅阵亡或者全军崩溃，故有“斩将夺旗”一词。在信息并不通畅的古代战场上，士兵只能通过大旗是否树立来判断战场的情况，因此，执掌大旗的将士必须具备勇气，能够在战事不利时坚守大旗。再来看鼓。根据《周礼》的记载，在周代，就已经有专门负责击鼓的“鼓人”,而军队用的鼓，被称为“轰鼓”,根据《说文》的记载，这种鼓长8尺，鼓面直径达4尺，体积同样很大，需要壮士才能捶击。军鼓的声响，震动天地，在《六韬》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凡用兵之大数，将甲士万人，法用武卫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为翼，一车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车轮，车上立旗鼓，兵法谓之震骇，陷坚陈，败强敌。”由此可见战鼓的声威。从先秦到晚清，壮勇者执掌旗鼓的状况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