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之所以创设这样一个阵法，是因为在古代，受谶纬思想的影响，一些兵书中的兵阵确实与《易经》《河图》《洛书》有所关联。所谓《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代传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河，伏羲氏便取法其身上的花纹而画八卦。夏禹时有大神龟出于洛，禹便依据龟背上的文字而作《洪范》九畴。《河图》《洛书》都是由数字组成，与九宫八卦联系密切，在1977年，安徽阜阳汝阴侯墓出土了太乙九宫占盘，说明汉代这一思想就已经出现。历代方士把《河图》《洛书》作为多种方术的重要理论依据。一些具有阴阳家思想的军事理论家，就把他们引入到了兵阵之中。
这些兵阵往往不是在实战中总结和创制的，而是军事理论家们在著写兵书时“推演”和发明的。如在明代茅元仪《武备志》的《阵练制》中，就记载了大量与《周易》八卦、《河图》、《洛书》的阵形，例如“乘之阵方为四层配合伏羲方卦图”“乘之分八阵配合河图数图三图共记”。实际上《武备志》中同样记载了大量实战阵法，之所以要记载这些，恐怕还是因为继承于唐宋时期的兵阵记述体系：在唐代，因为《太白阴经》等掺杂阴阳家思想的兵书流行开来，很多兵书在记载阵法时，往往是兼收并蓄，一方面记载实战阵法；另一方面，把种种具备阴阳家色彩的兵阵也记录下来，茅元仪自然也无法免俗。
除了固有的厌胜与阴阳思想之外，小说中出现这些“仙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情节的推动，例如，“诛仙阵”是因为金仙级别的阐教弟子与截教弟子的冲突足够了，需要一个关卡来引出通天教主与原始天尊、老子这三教首脑之间的对决。而《杨家将演义》中的“天门阵”,也引出了杨宗保与穆桂英的故事。
小说中的阵法再精彩，也是来自于对实战阵法的加工，那么,去除重重迷雾后，中国古代兵阵的庐山真面目到底如何呢？且听下文分解。
2.不动如山，难知如阴
——军阵是什么？
所谓阵，实际上就是指作战时的兵力部署和战斗队形。在古代战争中，像《三国演义》等小说中两军大将阵前对战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史书的记载“偏差”,能在战争史中留下姓名的往往都是将领，而千千万万普通士兵的功绩通常是一笔带过，但这并不是战争的全貌。战争，是以集体兵力的运用来进行的。运用集体兵力，就要布置阵形，也就是要把士兵根据一定的编制、形状进行排列。在《周礼》中，就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的记载，可见将士兵进行编制的历史非常悠久，而明代人在这些记载的基础上绘制了“五人为伍图”“二十五人为两图”“百人为卒图”“五百人为旅图”“二千五百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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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备志》中的“五人为伍图” 明代《武备志》中的“二十五人为两图”
师图”“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图”。
布阵，是“用众之法”的艺术，乃是将领行军作战的必备技能。正如《孙子兵法•军争篇》所云：“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阵形成之后，能够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因此孙武才有了“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的论断。那么,军阵是如何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的呢？
首先，是凝聚战斗力，这也是布置兵阵的直接目的。两军之间的战争，不是侠客之间的比武，而是百千万人之间的生死较量，要想取得胜利，首先要激发己方士兵的勇气，同时协调士兵的行动。而这必须要通过编队，也就是布阵才能完成。我们不用以古代的战事为例，在我们身边，只要经历过运动会的入场仪式就明白，只有将运动员们排成阵形，才能让他们无论是进场还是呼喊口号时保持整齐一致，军阵的原理与此相同。同时，结成军阵，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真实的古战场，绝不是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一具具完整的尸体口吐鲜血倒在战场上，冷兵器虽然威力不如现代战争的机枪大炮，但是将人拦腰斩断同样是可以做到的，真实的战场是非常血腥的，恐怕四处都是断肢，血流漂杵更不是虚言。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士兵难免会产生畏惧的情绪，战场之上，常常有士气崩溃而逃散者，这就是所谓的“怯者”；与此同时，在古代的军功制度下，在战场上斩杀敌军，获得军功是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渠道，因此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勇猛之士也为数不少，这是“勇者”。怯者易溃散，勇者则易为敌军所诱，而军阵就是要让怯者和勇者能够协调行动，“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在处于劣势时不会怯懦退缩以至于军心溃散，在占据优势时不会贪功冒进以至于队伍散乱，从而达到万众一心、行动统一的目的。
凝聚了军心，就能达到不动如山的境界。在古代战场上，己方军阵往往会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例如西晋马隆平定凉州时，只有三千军队，而叛军骑兵则达数万。西汉李陵率五千荆楚勇士出征，面对的也是数万匈奴骑兵。这个时候要发挥军阵的力量，首先就要做到不动如山，士兵必须要无所畏惧，坚守阵地，而不是在重兵压境之下溃散奔逃。而要实现这点，靠的是严明的纪律。《史记》中有孙武杀吴王宠姬以明军纪的故事。吴王阖闾看完了孙武的兵法之后，想让孙武拿180名宫中美女演练一番。孙子将吴王的美女分为两队，以吴王宠姬为队长。宫中美女自然是难听号令了，“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见要杀自己的宠姬，连忙阻止。孙子解释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于是这些宫女就能够听取命令。孙武以此法练军，吴国终于有了争霸的实力。只有军纪严明的军队，才能发挥战斗力。历代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军纪，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束伍法”。早在先秦时期，《尉缭子》中就有“束伍令”的记载，这是一种军功制度，将五人编为一队，名为伍，这五个人从此功过相连，有功同赏，有过同罚，而且，若是己方将领阵亡而没有斩杀敌军将领的，同样也要获罪，实际上就是一种连坐制度，同时“束伍令”也规定上级有权力处死下级。这种办法虽然看起来有些残忍，但是能有效防止临阵脱逃，从而发挥军阵的战斗力。因此南宋吴璘创制“叠阵”,明代戚继光创制“鸳鸯阵”,乃至清代左宗棠平定西域时都采用了“束伍法”来保证军队的凝聚力，并都取得了优良的效果。
其次，是专业分工，战争双方比拼的是兵力的正确部署和恰当使用，将士兵布成军阵，就可以实现这一点。现代军队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种的划分，古代则有骑兵、车兵、步兵、水军等兵种，其中步兵之中又有弓弩兵和近战士兵的区分。正确部署兵力，就要使用阵形，将各个兵种分别配置，才能实现对敌军最大限度的伤害。以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展现的军阵为例：位于阵表的均为弓弩手，阵形最前方的是三排轻装弓弩手，阵形后方是三排重装弓弩手，军阵两侧亦是弓弩手，而阵中则呈纵队分布着战车和步兵；当敌军来袭时，阵形前排弓手先行射击，在远距离先杀伤一部分敌人，接着弓弩手向两边移动，这时阵中的车兵与步兵以进攻纵队的形式向前冲击。而后世诸葛亮“八阵法”、李靖“六花阵”、戚继光“鸳鸯阵”等名阵都是以兵种分工合作的形式实现最大程度的杀伤敌人。
再次，是兵力的梯次配备，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单一的战斗配置往往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时就要将军队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军阵来应对战场的变化。《孙子兵法》云：“以正合，以奇胜。”先战为正，后战为奇。善于作战的将领往往会准备一支机动部队，作为奇兵，而率先接敌的，则往往是处于“明面”的正兵。从秦始皇兵马俑所展现的秦军军阵来看，上文提及的一号坑军阵就是“正阵”,而由骑兵、车兵、步兵组成的二号坑则是“奇阵”。而《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北宋“常制阵”,则由中军大阵、拐子马阵、先锋阵、策先锋阵、前阵、无地分马和拒后阵组成，其中中军大阵为正阵，而位于侧翼以骑兵为主的拐子马阵，作为机动骑兵的无地分马则属于奇阵。戚继光的“车营”,也将士兵分为正队和奇队，并给予不同的分工。可见，将军力进行梯次配置，以应对多种情况，是军阵的一大优势。
不过，军阵并不是那么容易布置的，要考虑到将领、士兵、装备、地形等诸方面的因素，如《武经总要》所说：“大要在士卒训练，兵械坚良，号令以申之，赏罚以督之，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不嚣不隘，按阵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劳，常以我治待彼乱，常以我近待彼远，常以我饱待彼饥，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震动如雷，侵掠如火，此制胜之道也。”满足这些条件并非易事，一旦布置不当，军阵不仅不能凝聚军心、发挥优势，反而会产生反噬。前秦与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公元383年，统一北方的前秦苻坚忘却了重臣王猛去世前再三嘱咐的不得进攻东晋的忠告，率领各族军队80万，与东晋军队对峙于淝水，双方均是列阵相持。在决战之时，东晋军队假意渡河决战，以秦军“置阵逼水”没有场地为理由，让秦军后撤以空出战场，苻坚试图在晋军半渡之时攻击晋军，假意后撤，乃“麾师却阵”,但是没有料到晋军降将朱序借机在阵中传递秦军战败的讯息，使得秦军阵脚大乱，晋军此时渡河猛攻，前秦军队阵形凌乱，虽然苻融亲自坐镇，试图重新列阵发起反击，但为时已晚，秦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前秦不仅未能一统天下，反而大伤元气，继而被境内各势力所瓦解，东晋则一鼓作气收复大量失地。
前秦在两军对阵之际主动后撤，希望引来晋军追击，再半渡而击之。这一战略本身并无不妥，在《六韬》中就有吸引敌军渡河而设伏击之的战术，只是苻坚的战阵并不稳固：不仅各少数民族的军队怀有异心，前秦统一北方也不过7年，并未使国内各族真心归附，各族军事贵族各怀鬼胎，更致命的是，阵中不得已而投降的朱序本身就心向东晋，可谓“一阵数心”。不仅是“一阵数心”,更关键的是前秦的军阵过于庞大，几十万人部署在战场之上，主帅的命令难以迅速传递。当苻坚下达后撤的命令时，朱序在阵后宣称秦军败阵，前秦军阵就此大乱，晋军乘胜追击，阵斩苻融，并趁势向北收复失地。前秦军阵的失败，从反面突出了军阵之中军心与通信的重要，军心不稳则临阵溃散，通信不畅则配合不畅，最终只能失败。可见，军阵并非越大越好，而是要做到上下一心，听从指挥。
有因阵形过大失败的，也有因为按图索骥，不知变通失败的。比如唐肃宗时期的重臣房琯，深受唐肃宗李亨的重用，率军前去平定安禄山叛军，却不加分析，企图依样画葫芦，以战车克制叛军的骑兵，用牛车两千乘会战叛军，但是这些牛车未经战阵，不堪大用，叛军趁着风势，扬尘鼓噪，群牛大乱，叛军接着顺风纵火，唐军人畜大乱，此战唐军死伤4万多人，仅有数千人逃出。可见，布置军阵并非易事，军阵的指挥者需要高超的军事能力，至少能够根据兵力、地形灵活布置。
万物相生相克，有阵法，自然就有破阵之法。
在历史上，有两位名将不仅以“破阵”彪炳史册，更得名曲流芳百世。其中一位，是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公元564年，10万北周军队围困北齐重镇洛阳，高长恭率500骑突入重围，直抵金墉城下，北齐军士气大振，最终击败了围城的北周军队，经此一战，兰陵王高长恭声名鹊起，《兰陵王入阵曲》不仅名传当世，更是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音乐史。兰陵王的“入阵”依靠的是骑兵的强大冲击力，突破北周军阵，这一形式并非兰陵王首创。这种以勇猛直冲敌阵的战法，被称为“先登陷阵”,早在《史记》中就有汉初樊哙、郦商“先登陷阵”的记载。“先登”原本指的是率先登上城墙，后与陷阵合用，成为勇猛的代名词，东汉末年吕布麾下大将高顺，有一支700人的精锐部队，即取名为陷阵营，在同时期的界桥之战中，袁绍帐下大将糊义率领800先登兵，结阵击败公孙瓒的万余骑兵。在三国时期，以先登陷阵闻名的还有张辽、典韦等猛将。隋唐时期以“先登陷阵”名留青史的则有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隋初大将裴仁基、唐初名将裴绍、李道玄、苏定方等。但是若论破阵的艺术，这些名将在另一首名曲的主人公之前都要黯然失色，他就是“秦王破阵乐”的主人公——唐太宗李世民。
说起隋唐之际的武将，读者脑海里浮现的恐怕当属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徐世勣、李靖等名将；托小说的福，这些武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若论谁才是隋唐之际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恐怕还得是唐太宗李世民。不同于小说中的“仁厚”形象，正史中的李世民，在军事行动中的表现堪称智勇双全，尤其是其破阵才能，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唐高宗武德元年(618年),当时的秦王李世民，首先平定的就是割据陇西，威胁李唐政权后院的薛齐政权。唐军利用薛举去世、薛仁果即位人心不稳的机会，向齐军进攻，两军相持于位于今甘肃泾川东北的折墟城60余日。齐军“兵锋甚锐，数来挑战”,李世民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当齐军牟君才、梁胡郎来降后，李世民判断时机已到，于是让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布阵，作为诱饵，齐军大将宗罗喉率军应战庞玉，几乎将庞玉击败，此时李世民率军从北边袭击齐军，宗罗联回师救援，李世民只率数十骑就冲入敌阵，唐军军心大振，一举击败薛齐军，“斩首数千级，(齐军)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而李世民更率20余骑追击齐军，使得薛仁杲大惧。最终薛仁果在李世民的兵威之下选择了投降，唐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的李世民不过20岁，却已经善于使用怠敌、诱敌、奇袭、陷阵的策略。而秦王破阵的传奇也不过刚刚开始。
武德三年(620年),占据太原的刘武周、宋金刚威胁李唐北方门户，李世民再次出征，经过一系列战役，将刘武周大将宋金刚逼至介州。宋金刚负隅顽抗，率军背对城墙列阵，军阵南北长达7里。李世民先让徐世勤、程咬金、秦叔宝率军攻其北，翟长孙、秦武通率军攻其南，但是此举未能一举击败宋金刚。此时唐军稍稍退却，宋金刚率军追击，在宋金刚军阵变动时，李世民抓住机会，率领精锐骑兵冲击宋金刚军阵，将其杀得大败，奔逃数十里，原属于宋金刚的勇将尉迟恭也率8000军来降，刘武周则逃往突厥，唐军收复河东故地，巩固了北方门户。通过这两次战役，不难发现李世民的破阵秘籍就是首先登高望远，观察敌军阵形，再以军阵或诱敌或接战，使得敌军阵形变动，出现混乱，此时李世民再率骑兵直冲敌阵，一举破阵。这既需要对全局的把控能力，也需要精准的判断力，更需要无比的勇气。在谷州之战，王世充率3万精兵于慈涧列阵，李世民以轻骑诱战，不想身陷重围，李世民亲自断后又被郑军骁将单雄信率骑兵突袭，在这样的逆境下，李世民仍能左右开弓射箭，俘虏郑军大将燕颀，可见其武艺高超，绝不是某些影视作品中的“仁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