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螃蟹阵”以其阵形颇似螃蟹而得名,其阵形分为3队,中间一队呈圆型,人数较少,而边上两队以多重线型排开,人数较多形似螃蟹,如图所示:
“螃蟹阵”的精髓在于其多变的阵形,如图所示。
从上图中不难发现,“螃蟹阵”变化丰富。当太平军以“螃蟹阵”列队时,其本意为以中间蟹身抵挡住敌军,而后以蟹脚从两边包抄,具备一定的战术意义。而太平军将此阵法作为会战的主要阵形,还是因其变化多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转变阵形,根据《贼情汇纂》的记载,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变阵方式。
第一,如果清军以左右两队进攻,则中间的蟹身亦分入左右两队中,成为两队阵形。第二,如果清军以前后两队进攻,则将左右两翼的前锋合成一队,而两翼的后半部分则与中间合成一阵,作为前队的接应。第三,如果清军左右两队中左队兵力偏多,则太平军左阵队伍亦人数增加,同理,若清军右队兵力多,太平军亦可将右队人数增加。这些变阵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均是将“螃蟹阵”变为与清军相同的阵形,颇有以正合的意思。而从《贼情汇纂》所附的阵图来看,太平军在应对多路清军进攻时所变换的4队阵和5队阵则要复杂的多。4队阵由螃蟹型转换为H型,即前方阵形仍为3队,呈H型列阵。而后面则多出一列预备队。这种阵形与曾国藩曾提及的“莲花抄尾阵”十分相似,其战法为一路抵住敌军,两路从侧翼袭击敌军,同时再分出一路绕至敌军后方展开袭击,两者或为一阵多名。这种阵法的威力也为其所认可:“破贼阵法,平日男训戒极多,兼画图训诸营官。二月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寄交璞山……昨日岳州之败,贼并未用抄尾法,交手不过一个时辰,即纷纷奔退。若使贼用抄尾法,则我兵更胆怯矣。”5队镇则呈十字型,一队居中,其余4队分列前后左右。此外,还有一种“大螃蟹包小螃蟹阵”,以小阵诱敌,再以大阵合围,“螃蟹阵”之战斗力不仅在于变化多端,更在于其指挥得到,阵形严密,《贼情汇纂》记载:
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其权则操之贼目。其进退开合之疾徐,惟大旗数人娴习,群贼悉提心在口,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故贼中不演技艺,专练急奔。大旗数人日至所管伪帅处听令,所讲求者皆接仗机宜。一军用此数人便可役使万众,略无参差,振裘挈领,深得以简驭繁之妙。贼目何知,想由熟计苦思不觉暗合于窥要耳。
“螃蟹阵”名虽不甚雅观,但是其作战能效并不亚于“八卦阵”“鸳鸯阵”等名阵,种种阵形变化,既有分进合击和纵深配置,又有两翼包围和袋形战术,难怪太平军长期使用这一战法了。
而最后的“伏地阵”则颇有回马枪的意思:
贼中散卒无不知伏地阵者。但遇官军追剿至水穷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万人数千人皆帖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急追,突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炊之顷,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我兵一疑不释,又增一疑,而益以一惊其不转胜为败者鲜矣。此阵用于长沙用于南昌、武昌亦人所共见者。
“伏地阵”如图所示:
“伏地阵”与其说是阵法,不如说是一种战术,其实际上使合了回马枪和伏击两种战术。一般而言,引敌进入伏击图需要两支部队,一支败逃另一支则构筑伏击陈地,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则进行攻击。而“伏地阵”的妙处则在于由一支部队完成了两支部队的工作。摆出伏地阵的部队既是鱼饵,又是鱼钩,这一点往往出清军之意料,刚刚还在溃退的太平军忽然悄无声息,在清军疑惑之际,突然杀出,杀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
太平军的这些阵法,是与其战术思想一脉相承的,以“螃蟹阵”为例,许瑶光《谈浙》中记载,太平军进攻宁波时:
分两路,一由嵊县上之山路走陈公岭,入奉化,以下绕入宁,一由嵊县之下走塘路,陷上虞、余姚,入慈溪、镇海而上绕入宁……贼不直走宁波而先窜陷四之邻邑属邑,大局包抄,计亦狡矣。即其入嵊也,亦分两路:一由东阳逾白枫岭以犯嵊;一由会秸苦竹溪入孙坳,人言贼用兵如蟹螯,信矣。
可见,“螃蟹阵”所运用的钳形战术,是与太平军在战略战术上的作战方式相同的。太平军起于微末,从金田村起义,转战大半个中国,到定都南京,攻破江南大营,其战术上的能力不可谓不高,其所运用的“四大名阵”使得清军也不得不叹服,然而,再好的阵形也需要将领的指挥和士兵的训练,随着太平军的内耗与腐败,纵使太平军的“四大名阵”颇为得力,也难以拯救太平天国覆灭的结局。
太平军的“四大名阵”尚可说是传统阵法的回光返照,但是当了清末,世界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固守传统断不可行,即使是学习了新阵法,如果不能及时改进,也是赶不上时代发展的,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使用的“雁行阵”,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武器与军事制度的威力,而且海军尤为重要,在多方筹备之下,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成军了。令人痛惜的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遭到了重创。黄海海战的失败,阵形原因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北洋海军采用的是与古代“雁形阵”形似的“夹缝雁形阵”对阵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的“鱼贯纵阵”,为什么失败了呢?除了清政府的腐败、装备落后、训练不足等因素外,北洋海军阵形发展的滞后也是一大因素。
在黄海海战中,当北洋舰队发现鱼贯而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后,北洋海军改纵队为横队,呈“夹缝雁形阵”向日军进攻,北洋海军以每两舰为一小队,定远舰为旗舰,与同为铁甲舰的镇远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12舰呈“人”字形向联合舰队冲去。而日军则是以鱼贯纵队,联合舰队以吉野、高千穗、浪速、秋津洲4艘巡洋舰为第一游击队,率先与北洋海军接战,穿过北洋海军正面后,绕至北洋海军右翼,猛击北洋海军陈旧的超勇、扬威2舰。而北洋海军此时正好以“人”字形正面迎战联合舰队本队,以舰首重炮猛击日舰,同时将联合舰队本队拦腰截断,重创比叡、赤城等舰。而此时原先在北洋海军右翼的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则绕到了北洋海军的后方,依靠速射炮与本队呈前后夹击之势国攻北洋海军。而前来援助的平远舰和鱼雷艇队在与日军激战后也退出战场。在此情形下,呈横队的北洋海军不得不原地转动,希望以舰首重炮对准日舰,但如此一来,队形涣散,加上定远舰上的信号旗早被摧毁,各舰不得不各自为战,除了镇远与定远、靖远和来远两两配合、互为犄角外,其余舰只都遭到日舰围攻,致远奋勇撞击吉野未果,英勇殉国。最终,定远等4舰虽然成功击退联合舰队剩余的吉野等9舰,但是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广甲、超勇、扬威5舰,元气大伤,为北洋海军的覆灭由此埋下了伏笔。
关于黄海海战的阵形问题,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军事学界,都有深入探讨,有的认为北洋海军是因为操练不当,阵形转换错误才陷入被动,有的认为北洋海军根本就不应该用横阵,而是应该用纵队的形式。近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北洋海军阵形的问题根源也逐渐浮出水面。
北洋海军的临战阵形并不是丁汝昌在仓促之下临时安排的,而是北洋海军多年的训练成果,也是北洋海军阵形思想的体现。我们知道,要将兵阵运用到实战中,是非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行的。而北洋海军在成军之前,不仅采购了新式的军舰,也采用了新式的海军阵法。
为了训练新式舰队,清政府采用了李凤苞翻译的《各国水师操战法》(1885年)和舒高第等人翻译的《海军调度要言》作为海军战术的教材,但是这些翻译教材的洋务运动先驱们,并不熟悉近代海战,所以选择的教材难免有些片面。例如《海军调度要言》,从战后复盘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于1894年的海战基本过时了。当时的海军武器主要有三:舰炮、鱼雷、撞角。而《海军调度要言》将舰艏撞角摆在首位,对舰炮与鱼雷的评价却较低,这在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而在当时却是一种“共识”。《各国水师操战法》同样认为用舰船的撞角撞击敌舰,是海军对战的良策。为什么这些兵书会这么认为呢?这还要从甲午战争之前的海战说起。自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开始,到1866年的利萨海战,以“雁行阵”为代表的横阵,一直是西方海军的优势阵形。在风帆战舰时代,呈纵队阵形“鱼贯阵”是海军的主流,这是因为风帆航速不快,火炮多配置于两舷且射程有限,这样一来,当军舰成纵队一字航行时,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舷炮的威力。但在18世纪末、英国人就开发出了以横阵切割敌军纵队从而进行近距离火炮齐射的战术,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也正是依靠这一战术分割了法军舰队,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在黄海海战之前的意大利与奥地利两国海军之间进行的世界上首次蒸汽动力铁甲舰对决——1866年利萨海战中,奥地利海军以“雁行横阵”撞击意大利海军的纵队。并且依靠撞角撞沉了多艘意大利军舰,让这一阵形的地位大幅提升。如果黄海海战爆发在这个年代,北洋海军的胜算是很大的。
而北洋海军的对手日本海军则选择了不同的教材《海军战术讲义录》,书中认为,舰炮才是最重要的海军武器,撞角的重要性最次。时代的发展印证了书中所述。到了19世纪90年代,速射炮技术突飞猛进,日本海军装备的速射炮“六分钟可放至六十出之多”,而北洋海军的普通后装炮,一分钟只能两发而已。而日本海军新添置的吉野等舰船,在航速上也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相对于日本海军的紧跟潮流,北洋海军则滞后得多,虽然1884年李鸿章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总教习,并以《船阵图说》作为战术规范,但自琅威理1890年离职后,北洋海军再未学习新的海军理论。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丁汝昌要以“雁行阵”对战日本联合舰队。按照丁汝昌的设想,北洋海军应该先以“雁行阵”截断日本联合舰队,再以两舰为编队,与日本海军进行“乱斗”。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邓世昌在弹药将尽时,仍然奋勇冲向吉野,这并非是一腔孤勇的同归于尽,同时也是在忠实执行北洋海军的既定战术。然而,日本海军的阵形选择却不是单纯依据战史和海军理论,而是能立足于日本海军的现状——装备了高速巡洋舰和大量速射舷炮,认为只有采取纵队才能充分发挥火炮威力并获得战术机动,而实战也证实了这一点。可见,无论何时,阵形的布置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布置,固守于一种阵法终究是会被击败的。
结 语
从先秦到清末,有史可考的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发展。那么,从“其会如林”“时维鹰扬”的商周军阵,到变化多端的“螃蟹阵”.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阵的变化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兵阵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时代的草创期,秦汉到宋代的成熟期,元明清的火器变革期。兵阵的草创期到成熟期的转变,正是处在中国走向集权帝制的变革时代。从奴隶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兵阵也完成了从早期的车步协同向车、步、骑混编的转换。随着这一时期冶炼技术的发展,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战争的烈度也极具上升,车战不再是主角,步兵牢牢占据了战争的主舞台。
而在从秦汉到宋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兵阵的内核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变化,也就是要根据战况合理使用骑兵、车兵、远射步兵和近战步兵,从而战胜敌军。这一点,从阅兵上也可见一斑,无论是北齐的秋季演武还是唐代讲武五阵,以及《武经总要》记载的操练内容,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十分接近的,均是在军旗金鼓的指挥下,各个兵种根据不同的信号作出不同的战术动作。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兵阵:八阵法。经过唐代李靖与宋代君臣的发展变化,以“八阵法”为代表的复合阵形成为中国兵阵的代表之作。其战法可以概括为“层层杀伤”与“后发制人”两类,“层层杀伤”如秦始皇兵马俑兵阵与李靖“六花阵”,其战法均是首先以弓弩射击,再以步兵接战,以骑兵作为突击力量,奇正结合,往往是己方军力强盛、兵种完备时所用。“后发制人”则以李陵的圆阵、诸葛亮“八阵法”、刘裕“却月阵”和吴璘“叠阵”为代表,这是在缺乏骑兵这一突击力量的“平地御敌之法”,其战法是将敌军放至我方兵阵跟前,以战车、鹿角、拒马枪等障碍物阻击敌军,再以强弓硬弩射杀敌军,这种“后发制人”的阵法往往产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效果,因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著。同时,中国古代兵阵也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根据旗鼓进行的战场指挥系统。而在这一时期,也充分反映出了文臣与武将之间对待兵阵的差异,武将更重视兵阵的“实”,而文臣则突出了兵阵的“虚”,而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恰恰是这些“虚空”的兵阵大受欢迎,广为人知。
而到了元代之后,火器,尤其是借助海上传来的威力强大的火炮和既远又准的鸟铳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古代兵阵的面貌又为之一新。一方面,将领将火器引入军中,作为远射兵器,到了明后期的兵阵,炮车和枪炮手已经取代弓箭手的阵表位置;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促进了小型阵形的发展,诞生了以鸳鸯阵、百鸟阵为代表的小阵形。
无论兵阵如何发展,其“因势而为”的特点是不会变的,历史证明,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是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李陵能以五千步兵对战十万匈奴,马隆能以三千兵转战千里,平定西北,为什么后世难有这样辉煌的战绩?并不是将士真的比不上古人,而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军事实力也是与时俱进的。汉代的匈奴只有“革笥木荐”,也就是皮甲木盾,可是南北朝后,少数民族就以铁骑闻名,这个时候入宋朝君臣这般只向古人寻答案,把克敌的希望寄托在复原诸葛亮“八阵法”上,岂不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至今日,军队的战斗队形已经不再以“兵阵”为名,但是中国古代兵阵的得与失,却仍然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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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中国古代兵阵,既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典小说中的常见内容,素来为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作为一名军事爱好者,能有机会来揭开中国古代兵阵的迷雾,是非常荣幸的,同时也是诚惶诚恐的。在这本书之前,已经有大量学者也对各个时期的兵阵进行了考证、还原,也有书籍已经对中国古代兵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但是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兵阵,仍然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让更多读者可以了解古代兵阵的特点,这也是写作本书的初衷。
在史料中的古代兵阵,实际上是分为两个系统,即阴阳家推演、小说家创作的不具备实战意义的兵阵,以及零星分布在史籍和系统记载在兵书中的实战兵阵。如果要进行比喻的话,第二种兵阵是高山,第一种兵阵则是山上的云雾,要见识高山的真面目,先要明白哪些是雾气。即使分辨了雾气,要想一睹高山的真面目,不仅要攀登高山,更要远观高山,所有的认识应该来源于攀登高山的过程之中。简而言之,就是要论从史出。因此在写作时,笔者首先进行的,是从先秦到清代的兵阵考证。而从考证的角度来看,又可以分为唐以前和唐以后两个阶段。唐以前的文献较少,要考虑如何将史料尽收眼底,即使如此,唐以前的兵阵.露出的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唐以后的文献极为丰富,要考虑的是在浩森的史海中选取出最具代表性的兵阵加以分析。史书里的兵阵,是实战的总结,能留下的多为战胜之阵。书里的阵法有总结,也有军事家的设计,综合而言,兵阵是一种作战的范式,作战需要范式但是不能全靠范式。阵法好不好,终究取决于能否适应战场。
先秦时期是兵阵起源时期,此时今日的“阵”字尚未出现,史籍与兵书之中记载的阵法也是寥寥无几。能够考证出形制的兵阵,有史籍中的“雁行阵”、“三军阵”和“鱼丽阵”,以及兵书之中记载的“鸟云之阵”、“四武冲阵”和“孙膑十阵”,加上后人根据《春秋》等先秦典籍记载总结出的“荆尸阵”“崇卒阵”“内政阵”“鸡父阵”。这一时期的阵法不多,但是却反映出了先秦时期军事变革的过程,也为后世的兵阵定下了基调。
秦代的兵阵还原,依靠的史料较先秦更少,更多的是依据考古发掘。尤其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成果,为我们展示了秦代奇正二阵的具体形态,远远胜过千言万语。汉代的兵阵还原,一方面依靠出土的汉代兵马俑,一方面则依靠《史记》《汉书》中的战役记载,同样能够还原出汉代兵阵的兵种与兵力配置。不过秦汉时期社会风气更为“质朴”,纵使秦汉军队战斗力高强,也未能留下太多的阵名,只留下了具有赫赫威名的汉军八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各种兵阵也是层出不穷。“连环甲马阵”“却月阵”“函箱阵”都是后世推崇的一代名阵,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诸葛亮“八阵法”。“八阵法”名声之盛,一方面自然是其平地御敌效果显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笼罩在诸葛亮的光环之下,通过西晋马隆传承的“八阵法”与诸葛亮文集中的只鳞片羽,我们可以考证出八阵法的形制、兵种配置以及作战方法,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后世对诸葛亮“八阵法”的还原,可以了解“八阵法”是被层累构造成为一个仙阵的过程以及“八阵法”的传承脉络。
唐代作为史料的分水岭,其阵法仍然有很多谜团。唐代的绝大多数名将与秦汉名将一样,擅长机动作战,并无阵法传世,幸而唐卫国公李靖吸收诸葛亮“八阵法”的精髓,改造出更适合唐军作战的“六花阵”,并被保留在杜佑《通典》中,才让我们能够了解“六花阵”在下营、行军、作战3个环节的阵形布置,从而全面了解兵阵的变阵过程。李靖以星象旗号作为阵名,是出于迷惑敌人的目的,而李筌则开创了以阴阳星象推演阵法的先河,由于唐以前的阵图基本没有流传下来,而李筌《太白阴经》的阵图却得以传世,使得李筌关于阵法的“歪理”成了热衷“以古为师”的宋人、明人关于阵法的“真理”,在此需要特意甄别。
宋代重文轻武,武将便宜之权几乎被剥夺殆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变成了将在外也得根据阵图作战,皇帝御赐的阵图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成为了绊脚石。宋代君臣以纸上谈兵的方式创作了无数阵法,其中绝大多数不堪一战。这一章,选取的是最著名的“平戎万全阵”这一反面典型与“叠阵”这一典范以及北宋前期“常制阵”作为重点展开对象,同时辅以《武经总要》《虎钤经》《玉海》中的各种阵法,一览北宋阵法的特点。感谢陈栋先生对于“叠阵”相关内容的指导,为相关内容的写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明清时期兵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兵器的使用和兵阵的小型化,依靠丰富的文献,可以考证出装备了火炮鸟铳的军队是如何改变战法的,化整为零的小阵又是如何克敌制胜的。作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的《武备志》,除了记录了明代诸位名将传下的阵法外,还记载了水军阵法,也值得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在历史从古代迈向近代的过程中,古代阵法也没有消亡,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所有的阵法,都要以适应战场实际情况为前提,否则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笑话。
在分析从先秦到清代兵阵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古代兵阵的特点,回答兵阵是什么,兵阵怎样作战的问题。除此以外,要阐释兵阵的运行原理,必须要了解其指挥机制,也就是旌旗金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即使如此,这些内容也不足以覆盖古代兵阵的全部内容,笔者学识粗陋,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