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威“撒星阵”300余年后,在面对倭寇入侵时,中国古代军队小型阵形的代表之作横空出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鸳鸯阵”。唐宋时期,军营的基层编制为队,一队有50人、在上文提及的城继光军营,无论是车营、辎重营还是骑兵营、步兵营,其战队只有12人,这一队12人的编制,正是以鸳鸯阵为原型的。戚继光创制的“鸳鸯阵”,进一步发挥了阵法的灵活性与小型化,其每组只有12人,却包含了指挥、远程攻击(狼筅)、中程攻击(长枪)、近程攻击(短刀)、防御(盾牌)和后勤(炊事1人),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被称为倭寇。到了明嘉靖年间,倭寇势力达到鼎盛,不少以走私为生的沿海渔民、商贩也加入到了倭寇的阵营中。倭寇作战颇有章法,诡计多端,武器精良,战力强悍。在戚继光上任浙江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之前,浙江屡遭倭寇进犯,兵将死伤惨重,以三月的海盐之战为例: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冬,倭寇曾经进犯海盐,知县郑茂与海宁卫指挥徐行健成功击退了这次进犯。到了翌年春天,倭寇再次进犯,在乍浦王桥,徐行健率兵迎战,徐行健率兵在河对岸以鸟铳向倭寇射击,杀死倭寇10余名,没想到这只是诱饵,倭寇暗中已经包围了明军,继而四面围攻,徐行健力战而亡,明军阵亡百余人。接着,这股倭寇又转而袭击嘉兴府城,松门卫指挥程录战死。
倭寇的进犯加上政局的黑暗,使得东南沿海生灵涂炭,苦不堪言。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上任,八月就在龙山所遭到倭寇进犯,几百名倭寇几乎把几千明军杀败。戚继光痛定思痛,最终物色义乌矿工,组成戚家军,并以鸳鸯阵训练新军。
所谓鸳鸯,指的是这一阵形分为两列,如影随形,如同鸳鸯一般形影不离。具体而言,这12人的分工是指挥1人,盾牌手2人(同时担任伍长)、狼筅手2人,长枪手4人,短刀手2人,最后是后勤1人。除去指挥和后勤(后勤不参加战斗),每队(伍)正好5人,分别是牌手、狼筅手、枪手和短刀手,两队人相互配合,发挥威力。“鸳鸯阵”的威力,一在于各个兵种的配合,二在于适应了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鸳鸯阵的兵种是如何配合的:排第一的不是弓箭手也不是枪手,而是牌手,这是为了保护全队人免遭箭矢的攻击,而牌手并不是最先接敌之人,最先接敌的乃是排在第二的狼筅手。狼筅,根据《练兵实纪》的记载:
狼筅乃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附枝,节节析权,视之粗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势遮蔽全身,刀枪丛刺必不能入,故人胆自大,用为前列,乃南方杀倭利器……必以为前列,百战全胜,恃此为第一。今用之以拒敌马尤为可用。
简而言之,狼筅实际上就是将大毛竹连同其旁枝削尖,用作兵器。用毛竹制作的狼筅,韧性强,连同枝桠,能对倭寇产生面的伤害,而倭寇擅长的近身劈砍则对韧性极强的毛竹难以奏效,一方面是毛竹韧性强,可以抵挡劈砍;另一方面,毛竹容易晃动,枝桠又多,倭寇劈砍不仅难以着力,还易被干扰视线。不过,狼筅仍然有缺点,一个鸳鸯阵内只有两个狼筅兵,在面对大量倭寇突袭时,狼筅并不能阻挡所有敌人,仍然会有部分敌人冲入到盾牌之前。这个时候盾牌之后的4名长枪手就开始发挥作用,4名长枪手才是“鸳鸯阵”的主力,可以有效依靠兵种优势在倭寇到达盾牌前将其杀伤。如果还有少数倭寇或凭勇武或靠侥幸能够突破长枪,那么,还有短刀手能够援护。在狼筅、长枪、短刀的重重杀伤下,倭寇几乎无法突破阵形。同时,为了保证战时“鸳鸯阵”的效果,戚继光制定了束伍法;
凡鸳鸯阵,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身,长枪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凭,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伍长执挨牌在前,余兵照鸳鸯阵紧随牌后,其挨牌手低头执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疑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兵仗牌刀遮抵于后,随牌进。交锋,凭以救牌,长枪救凭,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要依此法,无不胜矣。
“鸳鸯阵”之所以在东南沿海无往不利,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得益于戚继光对于东南沿海地形和倭寇的了解。浙江、福建的沿海地区,地形以丘陵为主,地形狭楚,少有平地,加上河流湖泊众多,难以展开大规模的军队,也就是《明史》中所描述的“南方多数泽,不利驰驱”。而戚继光“乃因地形制阵法,其节短,其数明,步伐便利",“鸳鸯阵”人数少,分工明确,纪律严明,正是在这种地形作战的利器。此外,如前文所述,倭寇之乱,实际上是由日本浪人所组成的“真倭与沿海走私武装构成的“假倭”共同发起的,而在与明军战斗时,日本武士往往冲锋在前,其武艺精湛,作战勇猛,经常将明军击溃,戚继光根据倭寇的这一特点,排布“鸳鸯阵”,目的就是通过多层次的杀伤,将这些冲锋在前的日本武士消灭殆尽,后面的假倭以及不具备战斗力的倭寇自然溃退。在戚家军成军、“鸳鸯阵”成型之后,东南沿海的抗倭局面为之一振,尤其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台州大捷中,戚家军来回转战,九战九捷,消灭倭寇5000余人,而自身损失不足20人,堪称战史奇迹。而浙江、福建、广东的倭寇之乱也相继平息了。
倭乱虽然平息了,但是戚继光和“鸳鸯阵”的传奇并没有结束,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以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前往蓟辽训练谭纶招募的士兵,其中就有浙兵3000人。在北方,戚继光改进了“鸳鸯阵”,其中步兵队改为配备鸟铳、长刀、枪、藤牌、狼筅、镋钯和火箭。在南方时,鸳鸯阵以牌手为伍长,而在北方,则以鸟铳手为伍长,鸟铳手同时配有长刀以备近战;鸟铳手之后是枪手2人,枪手之后是藤牌2人,再次是狼筅,最后并非短刀手,而是镋钯手,镋钯手同时负责施放火箭。当然了,没有战事时,还附有1名炊事员。这是因为在蓟辽,戚继光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不是徒步作战的倭寇,骑兵行动迅速,而且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如果等骑兵近身才发动进攻,无疑将落于下风,因此,此时鸳蚩阵放弃了以狼筅、长枪、短兵构成的攻击顺序,而是由鸟铳、火箭率先进攻,再由狼筅、长刀、镋钯这类克制骑兵的长兵器发动进攻,鸟铳手、火箭手同样是长刀手、镋钯手,可谓远近皆备。不只是步营,戚继光的骑兵营、车营、辎重营同样是按照“鸳鸯阵”的思想布置的,车营“鸳鸯阵”由奇兵队构成,武力配备与步兵营一致。可以说,鸳鸯阵是不拘泥于武器的,只要是10人左右的阵形分为两列,如影随形,合理使用武器以给敌军造成最大伤害的,都属于“鸳鸯阵”的范畴。例如《纪效新书》中记载在以火器射击游牧民族骑兵后,其仍然逼近明军的情况下,“各兵收了长兵器(此处指火器),俱执起短兵,摆鸳鸯阵,钯居第一层,刀棍居第二层,大棒居第三层,快枪居第四层,倒用木柄鸟铳居第五层,用长刀俱候厮杀。”此处的“鸳鸯阵”既无狼筅,也无藤牌,代之一刀棍、大棒,但仍然可以称之为“鸳鸯阵”。“鸳鸯阵”是深入戚家军骨髓的战术布置。
“鸳鸯阵”已经属于袖珍阵形了,但是这12人的阵形,还可以再次变阵,分为两阵,甚至3阵。一变为二,就是将原先“如影随形”的两列分开,各为1阵。而变为3阵时,则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三才阵”。“三才阵”由3个小阵组成,分别是由指挥官、两名狼筅手、两名短刀手(镋钯手)5人组成的第一阵和由1名牌手、两名长枪手组成的第二阵和第三阵,第一阵居中,二、三阵分列两翼。“三才阵”亦有特定的用处,即作为伏兵。之所以伏兵要以“三才阵”而非鸳鸯阵,是因为伏兵的特点在于突袭奔跑,“鸳鸯阵”不如“三才阵”灵活,也更容易混乱用戚继光的话说,“三才阵”“人少易出,应急为便”。而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在清代则为太平天国所继承和发扬,这就是太平天国的“百鸟阵”。
散兵阵形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到了清末,被太平天国的军事将领继承和发扬,被称作百鸟阵:
百鸟阵,贼中有此名目,然不常用。偶值平川旷野,与我兵战,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撒星,然使我军惊疑不知贼之多寡,每队人数金同,又不知宜先攻何处,彷徨不进,坐是而失利者有之。
根据《贼情汇篡》的记载,“百鸟阵”以25人作为基本的战斗单位,25人,即太平天国一两司马的单位人数,而太平军也以此作为战斗编排的基础,在《武昌纪事》中亦有“贼每战各营正牌二十五人居前当锋牌”的记录。这一阵法还有“老鸦阵”的别称:《粤匪犯湖南纪略》记载,太平军“最好用分截之法,阵号老鸦。四散漫立,枪炮不能多伤。我兵稍聚,贼旗一动,变为盘蛇,便团团围住矣"。百鸟阵将部队分为小阵,一方面可以避免密集伤亡;另一方面则灵活机动战术多变,在疑惑敌军的同时,出其不意变换阵形,给予清军重创。

4.轻舟巨舰,化繁为简
——明代的战船与水阵
在《孙膑兵法》的“十阵”中,位居最后的便是水阵与火阵。火阵,即火攻战法,在火器篇中已经论述,水阵则是水军作战,在“却月阵”中,晋军的水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水军作战特指以船只为战具在水域进行作战。三国时期关羽在水淹七军时,就乘坐大船进攻于禁。长江之所以成为天险,也正是因为长江以北的军队相比于南方军队不擅长水军作战,赤壁之战就是一例。不过,虽然说是水军,但是因为武器装备的限制,古代水军的作战方式更像是陆军作战的延伸,水军的行军布阵,与陆军可谓一脉相承而又独具特色。
陆上布阵,需要考虑军队中的车兵、骑兵、弓弩手、盾牌手、长枪手的比例和配备,水中布阵,自然也要根据水军的武器装备来安排。
中国运用船只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就已经出现了独木舟。在汉代《释名》中就有“外狭而长曰艨冲”“轻疾者曰赤马舟”“三百斛曰”“二百斛以下曰艇”等船只的分类,其中蒙冲正是用于水战冲击敌舰的,而赤马舟则以轻快如马得名,至于肋和艇则是以吨位命名的。到了宋代,据《武经总要》记载,战船的总类已经大大丰富。《武经总要》中列出了“游艇”“蒙冲”“楼船”“走舸”“斗舰”“海鹘”6种战舰,这6种战舰也被《武备志》全盘承袭下来。这6种战舰也是各有分工,其中楼船、走舸、斗舰、海鹘用于正面对战,蒙冲与游艇则用于潜袭。
游艇,是指船舷没有挡墙的军舰,游艇“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用之”,是一种用于侦察、巡逻的战船。蒙冲,船如其名.“蒙着冲”。蒙冲的船身,由生牛皮包裹,可以有效抵御箭矢的攻击,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人靠近时可以施放弩箭或者用长矛刺杀,蒙冲不能使用大船,吨位小才能迅速进攻,攻敌不备。游艇与蒙冲,类似于陆战的轻骑兵,优先考虑机动力,司职侦查与突袭。
游艇与蒙冲相当于奇兵,那么楼船、走舸、斗舰、海鹘就是水军中的正兵。楼船,顾名思义,船上置有三重楼,每重楼都有挡墙。楼船之上的武器,既有蒙冲上用于作战的弩窗矛穴,还因为其船体庞大,上面还可以安置投石器,明代则安放火炮,甚至还配备了守城用的礌石、铁汁。楼船的防护也相当可观,除了建有挡墙外,外层也配备了毛毡皮革来抵御箭矢火攻。在一些较长的楼船上还配备了马匹,用于在暴风天气时牵引绳缆。楼船就是一个水上移动战斗堡垒,是水军的门面所在。走舸,属于小型战船,船上同样立有挡墙,走舸上的棹夫均为精锐士兵,因此走舸速度极快,走舸上还设有金鼓旌旗。斗舰吨位较走舸为大,船舷上设有半身高的挡墙,挡墙内5尺还有木棚,木棚上还建有挡墙,士兵位列其中,船只上同样设有金鼓和牙旗。海鹘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形如鹘鹰,船舷上左右还设置浮板,如同鹘翼展翅一般。船上同样以生牛皮作为防护,配备牙旗金鼓。海鹘船的特点是稳定性好,即使在狂风巨浪中也不会倾覆。
《武经总要》列出这些战船,是因为这些战船应是北宋水军的常制装备,《武备志》继承了这些内容,但是《武备志》是一部明代兵书,其最具价值的部分还是明代的内容,《武备志》中记录了极为丰富的明军战船,按照地域分,可以分为广船、福船与浙直船,其中广船与福船为大型战舰,而浙直船吨位不及广船、福船,但类型极多。
在三种类型的战船中,最大的是广东所造的广船。广船不仅吨位最大,而且最为坚固,广船由坚硬的铁力木制造,铁力木又被称为铁梨木,是广东特产的硬木,材质坚韧且抗腐蚀,是优质的造船材料。因此广船异常坚固,倭寇用松木杉木制作的战船根本不敢与广船相撞,否则必然落个支离破碎的下场。不过铁梨木产量不高,因此用铁梨木制作的广船,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修理也不易,好在其坚固耐用,寿命远比用松木杉木制作的船只长。广船的形制是下窄上宽,船体两旁搭有架子,状若两翼,这样的形制适合在近海航行,在远海航行则易晃荡倾覆。在晃动的船体中,施放火器难以命中,却能震慑敌军。《武备志》中有3种广船的图形,分别是最常见的广船、新会县的尖尾船和东莞县的大头船,如图所示:
福船,广义是指福建所造的船,狭义上则特指大福船。大福船虽然不如广船庞大坚固,但同样是大型战船。《武备志》形容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福船底尖上阔,昂首高尾,船身上可设三重楼,以茅竹作为护板,如同城垣一般坚固。福船上下共有4层,最下一层安置压舱石,第二层是兵士休息之处,第三层安放船锚等物,第四层为露台,也是作战平台,士兵可以在上面居高临下施放火炮箭矢。戚继光对于福船的评价很高,相对于倭寇的小船,福船不仅高大,而且坚固(虽不如广船,但是远胜于倭寇之船)。在与倭寇作战时,即可以凭借吨位碾压撞击倭船,被戚继光形容是“车碾螳螂”,也可以居高临下射击,而倭寇则是仰攻,地利在我。不过,福船也不是没有缺点,福船吃水深,航行要依靠风力,适合远洋航行,在近海则易搁浅,往往不能靠岸,只能靠小船接驳士兵,因此倭寇的船只为了躲避福船的追击,就进入浅海沿岸而行,福船也只能徒叹奈何了。福船的种类较广船为多,除了常制的大福船,还有哨船、冬船、鸟船、快船4个分支。大福船适合碾压撞击,但是速度有限制,因此还需要其他的小型福船来辅助。其中哨船与冬船便于追击,鸟船与快船则适合侦查和捕获,各种战船相互配合、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