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花阵”无论是下营还是行军都颇具章法，战队遇敌配置也是极为详备，那么,当遇敌对战时，整个“六花阵”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首先，当斥候查明敌军来袭信息后，众将士着甲持械，全副武装，根据中军大将五方五色旗所发出的信号明白敌军来袭的方向，整顿兵马向前布阵，严加戒备，听取大将的指挥行动，这个时候“六花阵”就由行军阵形改为战斗阵形。
7军布阵的顺序与出营时一样，右虞候军先出，然后是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军殿后。下营时的“六花阵”以两万人分为19营，临战时，全军两万人中一万四千人为战斗人员，剩余六千则作为后勤人员。参战的14000人，以50人为1队，分作280队。在280队中，7军马队共计80队，其余200队则为步兵队，其中左虞候军与右虞候军各有28队，前后左右4军各27队，余为中军所属。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冲击阵形，需要在7军部署由3个队的兵力.150人组成的大队，中军部署有3个大队，其余六军每军2个大队，全阵共计大队15个。在大队之外，还有85队战队和85队驻队。战队在前，85队战队占地1700步，85队驻队则部署在战队之后，骑兵部署在驻队左右，骑兵下马备战。无论是战锋队、战队、驻队还是辎重队，其指挥官均是正副队头。正副队头同样分工明确：队头是全队指挥，当遇敌对战时，队头居前，队头之后是队中最为悍勇的军士“引战”,“引战”之后则是负责发布命令的旗官，之后将士兵分为5行，第一行7人，第二行8人，第三行9人，第
四行10人，第五行11人，呈梯形分布，副队头则身处队列的最后，手执陌刀，进行督战，如果战斗中有士兵畏战退缩，副队头就要执行军法，将其就地斩杀。
阵形发动时，击鼓为号。首先发动进攻的是弓弩手，这其中弩手因为弩机射程远、威力大，最先接敌，当敌军近至150步时，弩手首先发箭杀伤敌军，而弓手则在敌军近至60步时发箭，若未能阻止敌军，当敌军近至20步时，弓弩手舍弃弓弩，将其交予驻队，改换陌刀等长柄兵器，与战锋队一同向前奋勇击敌。当步兵向前接敌时，骑兵根据战况出击，如果步兵未能阻挡住敌军的冲击，有向后退却的趋势，则骑兵要向前迎击，后退的步兵则趁此机会回阵整顿，再回援骑兵，马步配合，共击敌军。如果敌军退却，骑兵也不能马上追击，而是要在判断敌军溃退的情况后才有所行动，如果敌军退却之时队伍散乱，将士惊恐，才能派骑兵追击。马军、战队出击迎敌，而“六花阵”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驻队则负责坚守阵地，同时守护辎重，只有在无须防守的情况下才出战迎敌。
更为难得的是，《通典》还为我们留存了“六花阵”在山地对决敌军的战
法。当敌军占据山地等险要阻击时，军阵不得横列，而是要改为纵队，这是为了减少敌军己弩对我军的杀伤。
进军时，弓弩手与战锋队交替分布，驻队则呈雁行分布，各队根据鼓角旗帜行动，由黄旗指示进攻的方向，鼓声一起，弓弩手与战锋队共同进攻，继而骑兵发起攻击，与弓弩手、战锋队合力。与平地对战不同之处在于其步兵进攻是由弓弩手与战锋队共同出击的，而非先用弓弩，再进行格斗战。
综合看来，“六花阵”虽未有阵图流传，但是依靠文字记载，大致能够还原其接敌策略，在平地时，先以弓弩射杀敌军，再由战队与敌接战，骑兵相机而动，驻队则坚守阵地，这与北宋“八阵法”以弓弩驻队在外，步兵在后，骑兵再后的作战思想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唐军的弓弩手需要在射击完成后即要持刀棒进行格斗，且驻队在内；而宋军以弓弩手为驻队，部署在阵形外侧，且在唐“六花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支游军。若是攻坚，则要改横为纵，让弓弩手与战锋队一同进攻，骑兵则作为后备队，在战况不利时作为奇兵突击敌军，与弓弩手和战锋队形成合力。
“六花阵”的基本战法与“八阵法”一样，在于以自身的稳固击溃敌军，同样是平地御敌之法。李靖将“八阵法”进行精简，除中军不变外，以左右虞候、前后左右军六军替代八阵，利于阵形的有序变换，在出阵、出营阶段，七军均是按照右虞候、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的次序进行，而收军阶段，则是按照左虞候、左军、后军，中军、前军、右军、右虞候军的顺序进行，使得整个“六花阵”行止有序，为“堂堂之阵”。这种秩序不仅表现在7军中，也表现各队之间的行动。唐军的队分为五等，前三等为骑兵，分别是跳荡队、马军队和奇兵队，步兵的战锋队与驻队居后，五等战队在出战时均有军官押领，使队伍有序行进，不会错乱。
行文至此，我们分析了“六花阵”在下营、行进、临战的各个形态以及兵种的构成，但是，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答，那就是“六花阵”到底是方阵还是圆阵？其实，从北宋根据“六花阵”还原的北宋“八阵法”以及《李卫公问对》中的“外画之方，内环之圆”中看.“六花阵”的外形应是方阵，同时又具备了圆阵的“内核”。
方阵，是历史悠久的阵形。前文提及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军阵，慕容恪“甲马阵”、“函箱阵”都是方阵。那么,方阵经久不衰，是因为其具备训练简单，变化多端和攻守兼备的特点。方阵是最易训练的阵形之一，只要士兵能与基准点对齐进行纵横排列，方阵即成。只要经过简单的训练，军士即能掌握。莫说需要上阵杀敌的士兵，今天的小学生经过训练后，也能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组成方阵行进，并进行简单的变阵动作。方阵结成后，只要士兵能够行进一致，就具有成倍的战斗力。换言之，方阵就是把个体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力量。
同时，方阵也是变化多端的，方阵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阵形，但是其内部却能进行丰富的排列组合，方阵既可以分化为几个阵形分列作战，也可以根据兵种配备的差异，进行多种战法。以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方阵为例，如果以步兵为阵表，以骑兵居中，是为防守战法。隋朝名将杨素在对战突厥人时，属下诸将往往采取传统的抵御骑兵之法，军中步、骑、车兵具备，以鹿角结成方阵，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厥骑兵对阵形的冲击。相反，将骑兵放在阵表，而以步兵为核心，则可发挥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性，增加方阵的灵活性和攻击性。
方阵同时也是一个攻守兼备的阵形。在进攻时，方阵一方面可以凭借密集的阵形压迫敌军；另一方面，就如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军阵一般，以多兵种依次攻击敌军：一号阵中分布着弓弩手、车兵、步兵、骑兵诸多兵种，每一兵种都有各自的出击顺序。方阵同样是优秀的防守阵形，唐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伏击时，各队要迅速结成以两战锋队为表、两输重队为里的方阵，保护辎重。但是方阵在进行防守时，必须注意相互配合，保持阵形的严密，不能产生空隙。《通典》记载唐军结成方阵与敌交战时，如果敌军攻击方阵的前端，就要停止前进，使阵形牢固密集，如果敌军攻击方阵的尾部，此时前部若继续行进，就会产生空隙，因此指挥官要保证方阵的紧密，“勿使断绝”,才能保证方阵不被击破。《武经总要》中说“凡军行，遇敌即缩为方阵待战，方阵具军行次第门，敌人或击我前，或击我后，进未止得者，其阵中间最忌断绝，须速令总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断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函箱阵”就是以方阵的形态来完成守卫任务，到了唐代，以方阵护送辎重的方式并未改变。
方阵有诸多优点，但是缺点同样明显，且其缺陷也正是其优点“紧密”所带来的：如果阵中士兵军心稳定，士气旺盛，紧密的阵形可以加强战斗力，相反，如果军队士气低落，甚至军心涣散，那么这种情绪反而会借助方阵传播开来。而且，方阵在行进时士兵是面向前方的，后方与侧翼易遭袭击，就算阵表士兵全部面向敌人，仍然有防守死角。因此，作为平地御敌，尤其是防御骑兵的“六花阵”,需要融合圆阵的内核。
相对于方阵的攻守兼备，圆阵则更注重防守，尤其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圆阵往往能发挥奇效。这是因为圆阵以环形布置，它的战线是全面而均匀的，圆阵不存在前方后方，圆阵的每一个方向都是正面对敌，而兵士的后背均有同伴护卫，他们可以全神贯注应对面前之敌，圆阵可以同时应对四面八方的进攻，这一点是其他阵形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圆阵尤其适合应对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历史上以圆阵取得的战术胜利，多数是在敌众我寡、面对骑兵的情况下发生的。项羽在垓下被击败后，面对汉军骑兵的追击，在只有20余骑的情况下，因山为圆阵，向下冲杀，取得大胜；李陵面对10万匈奴骑兵，同样是环车为营，结成圆阵，且战且走，给予匈奴重大伤亡；三国时期的魏国名将田豫，在北征乌丸时，遭到胡骑的伏击，田豫同样是“因地形回车结环阵”同时阵内布满弓弩手，在阵形间隙处布置疑兵，大败胡骑……圆阵对骑兵的防守战果可谓不胜枚举。除了应对骑兵，圆阵在下营时也得以广泛运用，所谓“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六花阵”作为“八阵法”的“传人”,必然要具备随机应变、相互配合、善于防守的特点，这也使其必然兼具方阵与圆阵的特点，因此，无论是“八阵法”还是“六花阵”,都是融合方阵与圆阵的阵形，不必执着于它们到底是方阵还是圆阵。
然而，在正史中，并未找到李靖使用“六花阵”实战的记录，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从《通典》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六花阵”与其说是一种阵法，不如说是一种包括下营、行军、战斗的军事体系，是“正”法，是唐军最基础的战法，但是兵者以正合以奇胜，上述杨素部将的方阵，在杨素看来是“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因此杨素改用骑兵为主战力量，与突厥决战，一举击破突厥达头可汗的10万大军。历史上唐军的大胜多数是由以骑兵为主的运动战取得的，尤其是“六花阵”的创造者李靖，立下了平定东突厥的不世之功，而其两次击败颉利可汗，都是靠不过1万骑兵的运动战取胜的，可见其作战风格在谨慎的基础上更显大胆果决。而继李靖而起的苏定方，先是以200骑兵突袭颉利可汗牙帐，生擒颉利可汗，又在征讨西突厥时以500精骑击破数万突厥骑兵。在灭西突厥之战中，苏定方以步兵阵抵御突厥骑兵冲击，亲率骑兵击溃突厥军队，接着长驱直入攻灭西突厥。实际上，这些名将的成功，也显示了唐军的作战特点，既有严整的军阵，又能够灵活机动作战，这才使得鼎盛时期的唐军能扬国威于万里之外。
3.纸上谈兵的军事爱好者
——始于唐代的阴阳家兵阵
大唐既有李靖这样精通阵法的名将，也不乏对阵法一知半解的纸上谈兵者，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一章中提到的《太白阴经》作者李筌。李筌，《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哲学大辞典》等辞书对他的定义是一个道教学者，而他的生平也更多的是与道家联系密切。李筌，在正史上无传，只能通过散落的文献了解其是唐玄宗时代的人，据说开元时任荆南节度判官、仙州刺史(一说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示),后来因为李林甫的排挤而入山问道，曾在嵩山修道，后不知所终。在李筌有限的生平中，并未找到一丝领兵作战的记录。而偏偏李筌又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不仅留下了《太白阴经》这一著作，还为《孙子兵法》 作注。确实，李筌对军事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太白阴经》共10卷，包含了军事谋划、选将刑罚、地形兵势、攻守战具、行军筑城、阵图、祭文等方方面面。在书中，李筌重视政治对于军事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示出了他对于军事理论的探索。在《太白阴经》中也保留了大量军事资料，这些都是其贡献。
然而，精于军事理论的人未必是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提出的道理，往往是对的，但有时也是片面的。例如李筌提出：“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何有险易哉。”他的论据是刘禅坐拥天险，因为昏庸仍然不免亡国。话虽然没错，但是，蜀汉能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能臣武将相继凋零的情况下以益州一州之地坚持30年，蜀道之险功不可没，若是没有天险，蜀汉的覆亡必然更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固然没错，但是忽视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军事家所为。李筌军事思想的特点就是长于问题的发现，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对阵法的论述上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太白阴经》卷六《阵图》的总序中，李筌提出：“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以不教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李筌认为，战阵是不需要按照阵图来排列的.要因敌制胜，用训练之阵来作实战之阵的将领，是庸将。这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阵图的训练，士兵如何“兵形象水，因敌制胜”？当敌军来袭时，士兵没有练习过应对办法，仅凭随机应变，恐怕早已溃散了。相比之下，李靖则是根据不同的境域给出不同的应对阵形，虽不一定能制胜，却足以自卫，李靖显然是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军事家。那么,李筌为什么提出“战阵无图”呢？恐怕还是因为李筌希望能由自己来解释战阵，只是他的阵法却与传统阵法失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