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汉墓的主人楚王刘戊虽然参加了七国之乱的反叛，但是汉景帝没有剥夺他入葬王陵的特权，因此才能保留了这样一个还原西汉早期地方军队军阵的兵马俑。无独有偶，楚王的对手，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及其父亲绛侯周勃的墓葬群杨家湾汉墓，也突显了骑兵在汉军中的作用。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是由11个兵马俑坑组成的，除了1个战车坑外，其余全是由步兵与骑兵组成的方阵。杨家湾汉墓兵马俑的战车坑位于整个军阵的中心，坑内有战车3辆，显然是作为指挥之用。从整个军阵来看，阵形前半部分为步兵，后半部分为骑兵，呈纵深配置。在步兵方面，杨家湾汉墓步兵俑可以按武器装备分为持矛步兵与弓弩兵。持矛步兵，即“材官”,又可以分为轻装与重装。轻装持矛步兵无铠甲，无冠、身着虎纹衣，手持长矛；重装持矛步兵则身披铠甲，是整个军阵的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弓弩兵，与文献一致，弓弩兵俑展现出了汉代弓弩手弓、弩分编的特点，弩手称为“蹶张”,弓兵称为“引强”,弩威力大，精度高，但是发射间隔长，尤其是“蹶张弩”装填一次需要大量时间，弓则装填快，但是精度与威力逊于弩。弓弩分列合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弓弩的威力。骑兵可以单独使用，从阵形后部独立出击。值得一提的是，杨家湾汉墓的骑兵俑，身后已经背负箭囊，结合文献可知，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有使用臂张弩的骑射轻骑兵。这些轻骑兵不着铠甲，手持弓弩，背负箭囊，所乘马匹较为矮小。既然称其为轻骑兵，那么与之相对的还有重骑兵。重骑兵俑骑乘高头大马，身披铠甲，手持长矛，不同于轻骑兵以弩箭杀伤敌人，重骑兵主要依靠速度与冲击力。在6个骑兵部队中，1个由轻骑兵组成，4个由重骑兵组成，1个由两者混合组合。可见汉初的重骑兵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轻骑兵则处于辅助的地位，近战与远战相结合，充分提升了骑兵的杀伤力，也使得骑兵能在更复杂的环境下作战。
西汉初期的军阵之所以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骑兵，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刘邦在结束楚汉战争后，北上抗击匈奴，却不意遭受白登之围，屈辱而回。从此以后直到汉武帝北击匈奴，汉王朝都无力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打击，但是汉军也充分认识到了骑兵的威力，通过“文景之治”与“复马令”,汉朝的马匹数量大量增加，达到40万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汉文帝时期的晁错曾作《言兵事疏》,论述汉军与匈奴作战的优势与劣势，其认为匈奴的优势是“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简而言之，匈奴的优势是地利与擅长骑射。相比之下，汉军的优势则是“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此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简而言之，就是兵种丰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晁错根据汉匈军事能力的分析，向汉文帝谏言，认为虽然汉军占有优势，但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以优势兵力的汉军北击匈奴仍然存在风险，“万全之策”是“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义者，其众数千人，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弩利矢，益以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将之，即有阻险则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当，表里各用其技横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就是守边备塞配合以夷制夷之术。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夷制夷”从来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无一不是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晁错的本意也是阻止汉文帝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贸然与匈奴开战，要想真正战胜匈奴，不能只是“以夷制夷”,还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汉军骑兵，抵消匈奴的优势。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留下的雄厚国力与本身的雄才大略，采纳了大行令王恢的计谋，在境内马邑设围，企图凭借地利与人数优势全歼被利诱的军臣单于及其军队。自韩信以五军阵在垓下击败项羽以来，汉军出征，往往也按五军布局。马邑之围汉军的布局，与韩信“五军阵”也有相似之处。汉武帝以李广为骁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领全军。在这5名将领中，统领全军的韩安国是平定过吴楚七国之乱的名将，李广更是当时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之称，王恢是本次战役的计划者，公孙贺和李息都是将来在汉句之战中拜将封侯之人。在兵力配置上，韩安国、李广、公孙贺伏兵于马邑山谷中，王恢与李息则理伏于代郡，准备攻击匈奴的辎重部队，亦可截断匈奴后路，这种三军迎击、两军袭击后方的战法可谓与韩信“五军阵”一脉相承。马邑之围因为消息走漏，未能一举围歼军臣单于，但是汉匈之战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
马邑之围失败后，在长城内伏击匈奴的战法已不可行，汉武帝转而使用骑兵主动出击，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4将各领1万骑兵出击。因为李广名声重于匈奴，引得匈奴重兵围攻李广部，而当时尚无功名的卫青，则避开了匈奴主力，直捣匈奴祭天重地龙城，斩首数百而归，此后，卫青又率军夺回河套，修筑朔方城，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继而突袭右贤王，加封大将军。然而，因为史料的缺失，卫青在这几次战争的具体战法并未能流传下来，汉军以何种阵法迎击匈奴也不得而知，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去探寻。
在卫青获封大将军后的第二年，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卫青再率大军10万出击，以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是在前后中左右五军的基础上，加上了一支“特种”部队：尽管到了后世，杂号将军往往名不副实，但在汉武帝时，将军的名号还是能够代表其部队的属性的，强弩将军李沮的部队，当是由弓弩手所组成，这支弓弩部队应该是从属于大将军本阵。而在这一年的战争中，作为前锋的前将军赵信遭遇单于主力，战败投降，右路出击的苏建仅以身免，后将军李广无所建树，可见五军各司其职且各分其地，确实如《尉缭子》所述“左、右、中、前、后军各有分地”。卫青“五军阵”与韩信“五军阵”不同，韩信的“五军阵”是两军对战时的阵形，采用的是后三左右各一的“钳”形阵，而卫青的“五军阵”是行军阵，五军呈菱形分布。卫青五军阵目的明确，即以严整队形寻求单于主力决战。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的抗击匈奴作战中，卫青并未采取“五军阵”,而是以苏建为游击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公孙贺为骑将军，李蔡为轻车将军，加上李息与张次公，卫青本部自领3万骑，将6将军所率部队，出朔方郡攻击右贤王。此战卫青率军出塞六七百里，乘右贤王饮酒不备，奇袭右贤王所部，大获全胜。而元朔六年(前123年)的两次出击以及漠北大战，汉军都是以寻求单于主力决战为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大军的行踪难以隐藏，保证军队严整与战力是第一位的，采用前后左右中的五军阵形，既能保障与敌决战时拥有梯次战斗的能力，又能保证行军与宿营的安全。
元朔六年(前123年)的出征，卫青并未实现与匈奴主力决战的目的，反而损失了赵信、苏建所领的两军，更严重的是熟悉汉军军情的赵信，也就是阿胡儿回归匈奴。因此在接下来断匈奴右臂、打通河西走廊的河西之战，汉军由霍去病担任主帅。霍去病在元朔六年之战中任骠姚校尉，率800轻骑，斩首两千余，其中包括了单于的祖父辈与叔父，被封为冠军侯。河西之战，霍去病更是转战千里，战无不克。霍去病与卫青不同，善于因粮于敌，因此其没有辎重部队的拖累与干扰，加上霍去病率领的均为汉军精锐，战力极强，更有不少匈奴人。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部就有两员大将是创奴降将，因此霍去病部熟悉匈奴地形。这正是利用匈奴的战法对付匈奴人，而相比匈奴，汉军装备更为精良，训练更为有素。只是可惜的是，《史记》与《汉书》未能留下霍去病的阵形战法，即使是在漠北决战中，也只留下了卫青一方的作战经过。
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令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加上步兵后勤数十万人入漠北与伊稚斜单于决战，试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阴差阳错之下，更为精锐的霍去病部并未碰上单于本部，而卫青却在出塞千里后遇到了严阵以待的单于主力。卫青出塞之时依旧以“五军阵”行军，此次出征的分别是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敖，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卫青自率本部。在遇到单于本阵之前，卫青通过俘虏知晓了单于的位置，将五军一分为二，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自成一队向右迂回，当卫青本阵遇到单于时，李广与赵食其因为路远且缺乏向导，并未如期赶到，卫青只能以中、左、后三军迎敌。在此次决战之前，之前投降匈奴的赵信为单于献计.认为汉军远来，人困马乏，应该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单于采纳了赵信的计谋，将所有辎重运至漠北，列阵等待汉军前来。卫青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汉军主力不全，援军不知何时能至，且劳师远征；另一方面，匈奴占据地利，以逸待劳。在这一情况下，卫青首先是集中军中的武刚车，即装备了盾牌的轻装战车，将其环绕为营，以阻挡匈奴骑兵的冲击。在保证了本阵安全的前提下，卫青让5千汉军骑兵(应为重骑兵)冲击匈奴本阵，试探匈奴实力，这两步都体现了卫青谨慎严谨的作战风格。匈奴亦派1万骑兵与汉军骑兵会战，而在此时，突如其来的风沙遮天蔽日，两军不能相见，陷入混乱，此时汉军的战斗力与兵力优势抵消了匈奴的地利。5千汉军骑兵凭借强悍的战力与1万匈奴骑兵鏖战不休，卫青则派出左右两翼部队将匈奴本阵团团围住，伊稚斜判断匈奴无法取胜而趁乱率数百骑兵逃遁。这场大战直至日落方才结束，汉军发现单于逃遁，连夜追击也未能追上，只能追击至匈奴堆放粮草的赵信城休息一日后，烧毁匈奴粮草而还。
漠北大战的结束并不是汉匈战争的结束，汉军骑兵与匈奴骑兵的战斗直到东汉时期北匈奴为汉军和南匈奴联合击败，远走西方才算告一段落，在这几百年的斗争中，汉军骑兵北逐匈奴，征服西域，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声威传遍敌营。
4.勒以八阵，莅以威神
——汉军的阵法运用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疑惑，在先秦时期的兵法里，有各种各样的阵法，这些阵法到了汉代是否有被继承和创新呢？正如前文所言，兵阵是要与当时的兵种相适应的。先秦时期用以车战的“雁行阵”“鸟云阵”,在汉代都随着战车主力地位的消失而退散，但是以霍去病为代表的擅长骑兵作战军事家所用的兵阵也未流传下来，汉墓中的阵形只能说是汉代兵阵的吉光片羽，汉代兵阵仍然充满了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恐怕还是扑朔迷离的“汉八阵”。
在《孙膑兵法》中，不仅有《八阵》篇，《十阵》篇中留存的10个兵阵，去除水火2阵之后也是8个阵法。无独有偶，在汉代文献中，也出现了“八阵之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燕然山铭》是东汉大将军窦宪联合南匈奴击破北匈奴后命班固所作。其中有“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一段。可惜《后汉书》没有进一步记载这八阵为何阵。在《后汉书》中，还有一条援引《魏书》的注文：“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可见，汉代将士确实习练八阵，那么这八阵为何阵呢？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中，对《燕然山铭》中的“勒以八阵”作出了注释：“八阵者：一曰方阵，二曰圆阵，三曰牝阵，四曰牡阵，五曰冲阵，六曰轮阵，七曰浮苴阵，八曰雁行阵。”萧统是公元6世纪的人，距离东汉灭亡已经300余年，《文选》对8阵的解释，本身是有疑问的，然而一项考古发现，却为《文选》中的“汉八阵”正了名。1978年，青海大通县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一批记载汉代军事制度的木简，部分简文记载，汉军之中，有“圆、方、牝、兑武、浮苴”5种阵法，5种阵法中有4种与“汉八阵”同，可见《文选》所言是信而有征的。而“汉八阵中，“方阵”、“圆阵”、“雁行阵”都在《孙膑兵法》八阵之列，而“牡、牝、冲、轮、浮苴”5阵则是新出现的阵法，可见“汉八阵”是对战国时期八阵的继承与发展。
可惜的是，因为汉简残缺不全，难以一睹这些阵法全貌。但是，我们仍然能从汉代文献探究汉代兵阵的威力。
在晁错《言兵事疏》中就提到了汉初汉军的兵种运用问题。在《言兵事疏》中，汉军根据装备，可以分为车骑、长戟、弓弩、枪矛、剑盾等兵种，这些兵种在不同的地形下能发挥各自的威力，以步兵的优势而言，在沟密纵横，山林积石之地，当使用步兵，骑兵在这种地形下对战步兵是“二不当一”。具体到步兵而言，不同地形又应该使用不同的兵种：在山谷幽涧、居高临下之地，当用弓弩，敌军若没有射击武器，只能是“百不当一”；而在平地之上，两军对阵，最有利的是长戟兵，敌军若是使用剑盾则不是对手；在树木繁盛的林间，则应使用矛兵，而不能使用戟兵；而在道路曲折的险要之地，则应使用剑盾。在平原广野之地，则是车骑部队争雄之地，步兵是难以抵挡的。同时，晁错还强调了汉军的训练与装备，认为训练不精，不能根据指令进退的士兵，“百不当十”；武器不利，与空手无异，并引用兵法的结论：“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再次强调了兵器、训练、选将的重要性。
《言兵事疏》虽然记录了汉军的诸多兵种，但也未能反映汉代军武的全貌，在东汉末年的《释名》中，则记录了汉军的武器装备。在《释名》卷第七之《释兵》中，作者刘熙列举了汉军的各项装备。汉军的远射兵器为弓、弩、箭，放置箭的装具为般。短兵器有刀、剑，汉代环首刀可斩可刺，《释名》中还提到了一种容刀，有刀形而无刃，用以礼仪。长兵器有矛、戟：矛长丈8尺，用于马战的为稍，用于截击敌阵；矛长丈6尺为夷矛，用于与夷人作战，也可用于车战；矛长丈2尺的殳矛，无刃，用于撞击车上敌人；铁柄短矛则为铤。戟，丈6尺或丈8尺为车戟，用于车战，还有手持短戟，即手戟。盾按产地分有吴地的吴魁、蜀地的须盾、羌地的羌盾；按材质分，则有木盾和犀牛皮制成的犀盾，木盾中用板编成的名为木络；按用途分，陷阵破敌的盾为陷虏，步兵所持与刀相配的为步盾，车上所持的为孑盾。在这些盾之外，还有一种盾与钩的复合防具：钩镶。《释名》对钩镶的描述是：“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钩镶的用途，是以两头的钩钩住敌人的长戟，再以刀剑劈砍敌人，也可以用中间的铁盾推挡敌人的兵器，再劈砍敌人，是汉军独特的兵器，尔后因为长戟逐渐退出主战兵器的地位，钩镶也逐渐退出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