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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学研究看悬泉汉简。朱湘蓉《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2期）利用《悬》简和《睡》简相关简文的比较，对《睡》简中“荔”字视为通假提出疑问，并利用同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例子证明《睡》简“荔”字按原词义解释更为合适。李小茹《敦煌悬泉汉简词语札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 期）对悬泉简中出现的折伤、折死、祭祀、移券、遇逢五词从古义到今义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叶爱国《敦煌悬泉汉简断句之误》（《敦煌研究》2005年第4 期）对《释粹》118简、153简、231简的断句提出质疑，对三简文重新断句和注释。
悬泉汉简中月令的相关研究。何双全《新出土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1年第3号）对墨书题记的释文做了修订和注释，并对《月令》存在的太皇太后诏书与王莽奏章及请诏、诸官及行诏程序、月令五十条之异等三个问题做了考证。于振波《从悬泉壁书看《月令》在汉代的法律地位》（《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四时月令五十条》与《月令》的关系；二是汉代对《月令》的重视；三是汉代以前的《月令》。魏启鹏《敦煌悬泉〈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校笺》（《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结合文献对《五十月令》的释文和标点做了校笺，认为这份诏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献。
悬泉汉简涉及的其他相关问题研究。张俊民《悬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从该简册内容、啬夫职责和悬泉置功用等方面分析了悬泉置作为驿站为过往人员提供的饮食情况，悬泉置的后勤供给水平，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李星《敦煌悬泉新发现残纸应为魏晋墨迹——兼论书法史书体演变的一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对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张的断代问题提出质疑，李文从马啸《汉悬泉置惊动世人》中对两块纸是西汉纸论证产生疑问，通过与汉朝著名书法家的名碑、汉简字体和残纸上的字体特点的对比分析，认定悬泉纸是“应是三国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饶宗颐《由悬泉汉代纸帛书名迹谈敦煌早期书家》《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从悬泉遗址出土的两件帛书书法价值出发对敦煌地区东汉至晋书法家的概况做了介绍。
李永平《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所反映的两个问题》（《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分析了“祭祀孝文庙”和郑弘在永光五年前后的政治动向以及元帝时期朝廷内部的斗争。王冠英《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文中的一些关键词与书信内容探讨了汉代军队生活的状况、两汉时期私书的语言特点，并从书法角度分析“篆”向“隶”的转变。
何双全、陈玲《汉简所见刑徒的输送与管理》（《秦汉史论文集》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用悬泉简，从刑制种类、地域和身份、押送、管理、生活和劳作五个方面，对汉代西北刑徒作了全面的论述。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结合悬泉简中几种传信文书，对传信的用途、格式、内容、为驾轻传和乘传的形式特点、丢失传信的责任追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
张传玺《悬泉置、效谷县、鱼泽障的设与废》（《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根据悬泉简以及相关碑刻封泥，结合文献，对悬泉置、效谷县与鱼泽障的设与废及相关情况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从以上诸文论证的问题可以看出悬泉汉简内容的丰富性，可以预见，悬泉置遗址及资料全部发表后，将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2006年以来敦煌悬泉汉简研究述评
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已近二十年，围绕悬泉置及其悬泉汉简的论著已近百篇，特别是从2006年以来，有一部分悬泉汉简释文新成果陆续面世，伴随这批释文的公布研究汉代西域和中央的关系、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邮驿与传舍以及羌族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成果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一、悬泉汉简中的西域与汉朝中央政府关系
何海龙的《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主要根据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记载并结合传世典籍，对西汉与乌孙交往的关系进行梳理，认为汉与乌孙的关系可以分和亲和全面管理两阶段来认识，同时在汉与乌孙的交个往关系上，解忧公主和冯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敦煌悬泉汉简中，有简文反映汉代大宛国的情况，张德芳的《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大宛”简以及汉朝与大宛的关系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2010）对悬泉汉简中十多枚与大宛相关的简牍，利用考古学中的层位学原理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大宛的中心在今费尔干纳盆地，范围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一部，是古代中国最早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为研究汉朝与中亚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与文献的相关证据，极为珍贵。两汉时期，康居是地处中亚的西域大国，它不仅在中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古希腊作家和古代波斯的文献都没有留下康居的记载，唯一的材料就是中国的史书，而中国史书的记载又过于简略，难窥古代康居之全貌。郝树声的《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结合文献记载，通过对这些简牍材料的考读，揭示了古代康居与西汉王朝的来往关系，有助于西域史、中亚史和中国秦汉史的研究。考证康居五小王的都城位置，指出了康居国当时的地理范围；以康居王使者前来朝贡时与酒泉太守发生纠纷的具体案例，指出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的百余年间西汉王朝一直同远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友好交往的关系，而且直接证明了这些国家是最早同古代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地区。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通过对14枚与康居国有关悬泉汉简的考证，依据其中11枚纪年简，分别揭示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康居与汉朝的曲折关系，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深化了对西汉时期康居与汉朝关系的了解。他的《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秦汉研究》第四期2010年8月版）利用悬泉汉简中有关记录辛武贤事迹的简文，比对了辛武贤在神爵年间征讨西羌、在甘露元年带兵到敦煌、甘露二年罢兵的相关事迹，丰富了我们对辛武贤事迹的了解，也是对《汉书》等传世典籍尚未记录的相关史实的重要补充。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汉朝的管理，汉朝还在此屯田戍守。他的《从悬泉汉简看西汉武昭时期和宣元时期经营西域的不同战略》（2010年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会议）认为汉代经营西域的战略经历了由武帝、昭帝到宣帝、元帝时期，从开拓到经营阶段的转变。
此外，汪桂海的《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主要将目前所见到的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就羌族的种落、护羌校尉与护羌使者、民族压迫与羌人的反抗等问题予以探讨，印证和补充史书记载。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1期）也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年代、职责、隶属关系、自身属员做了考证。这些研究，对认识汉与车师的交往具有重要作用。
二、悬泉汉简中的姓氏和人名的相关研究
研究汉代人名的语法特点和人名所赋予的时代含义是秦汉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悬泉汉简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张俊民先生从简文中单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复姓、少数民族人名、与中央官吏相关者、有名有字者、名字中有敬称者等方面人手进行考察，为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他的《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一）》（《陇右文博》2006年第2期）主要从记录单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简文提供的信息，探讨所涉及的问题。其中有吏员的变更、文书分类、制度的演变和管理方式。他的《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以悬泉汉简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重点探讨其中的羌人和西域诸国人名，对了解与认识汉代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三）——悬泉汉简所见汉代复姓资料辑考》（《秦汉研究》第二辑）利用悬泉汉简，对简文中的复姓进行归纳，特别是一些史书上从未出现过的姓氏的考证，弥补了传世典籍记载的不足。他的《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四）——以中央机构职官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2007）通过对悬泉汉简文书中的传和诏书所记录的官名和人名的考察，将其与传统史书文献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史书未记录或记录有出入的信息，既可以反证史书文献，又可以检验简牍释文。涉及中央机构的职官有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光禄大夫和侯及其属官，对重新认识和检验汉代的职官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悬泉汉简所见敬称与谦称》（《秦汉研究》第四辑2010年8月版）在汉代的书面语中，敬称和谦称已经被大量地运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悬泉汉简的相关文书出发，对敬称、谦称和敬谦互称三方面进行归纳，为认识汉代文书制度、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此外，贾丛江的《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利用传世典籍并结合悬泉汉简重点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
三、汉代的邮驿与传舍
经过考古发掘后可知悬泉置遗址在汉代就是邮驿机构，通过对悬泉汉简的梳理，在研究汉代邮驿制度、邮驿职官和悬泉置本身功能等方面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栋梁的《从悬泉汉简看汉代的邮驿制度》（《社科纵横》2007年第4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现的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邮驿机构，通过悬泉置遗址及其出土简牍和文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汉代边塞地区的“置”这个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张俊民的《悬泉汉简“置丞”简与汉代邮传管理制度演变》（韩国《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二十辑2008年8月）利用悬泉汉简对“置丞”存在的时间、任职人员和其前后的变化作了考察，发现“置丞”一职出现的最早时间是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记录“置丞”一职最晚的时间是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置丞”一职消亡被其他形式的取代确切的时间是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置丞”出现之前，郡太守为了体现郡级政府对邮传系统的重视，加强管理，除了置本身管理之外，还委派属吏监领悬泉置的事务。这些人员，有时称“监领”“监置史”或“史”，他们的身份有时是“亭长”、有时是“都吏”、有时是太守的“守属”。“置丞”一职取消后，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置丞”一职时间的确定，前后不同方式的变化，无疑是对汉代社会制度，特别是邮传管理制度变化的一个体现，勾勒与反映了其间的转变轨迹。张经久、张俊民的《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利用悬泉汉简中的“骑置”简探讨其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级机构，考察其功能和作用，认为在西汉，骑置是以传递重要和紧急文书为主的邮驿机构，介于置与亭之间，一般情况下有吏一人、马三匹、驿骑三人。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南都学刊》2010年第1期）从悬泉汉简可知“亭”的功能有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悬泉汉简中的“亭”可以揭示当时敦煌郡效谷县社会信息，特别是为还原该地区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的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他的《悬泉汉简所见邮驿制度初探—以津令、制度简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会议）利用悬泉汉简中的津令、制度简，考察了汉代的邮驿制度，并认为津令、制度简虽属于法律文书，也可视为是汉代邮驿制度的一部分。
所谓传舍，邮舍，或驿舍，名虽异，义相同，系汉代供驿长、驿夫以及往来官吏休息食宿的场所，悬泉汉简为研究这方面提供了最新的资料。朱慈恩的《汉代传舍考述》（《南都学刊》2008年第3期）利用悬泉汉简认为汉代的传舍是邮传制度的组成部分，传舍负责公职人员公差旅行时的食物供应、休息住宿和行道交通工具，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但是传舍有别于普通旅舍。侯旭东《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期）对西北汉简中的传车文书做了分类考察，并对与此相关的政务处理方式作了细密考证。认为传舍负责公职人员公差行旅时的食物供应、休息止宿和行道交通工具。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认为，“传舍”作为吏员出行的主要住宿机构或休息场所，在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到汉代行政体系的运作和管理。悬泉汉简是汉代邮驿系统中目前唯一确定且保存下来的文书档案，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从一定的角度再现汉代的传舍制度和运作方式。王裕昌的《汉代传食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补述》（《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4期）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中涉及传食的内容并加以比较，对传食接待等级、传食钱款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邮传制度是秦汉国家信息和交通管理的重要制度，传食制度是汉代驿置传舍系统对公务人员招待的一种制度。初师宾的《悬泉汉简拾遗（二）》（《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对《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所刊的悬泉汉简26至50的25枚简文从进行再考察，为研究传信简和官文书中的 “副”提供了了新思路。
四、悬泉汉简中的文字学
赵岩的《再论敦煌悬泉置汉简中的一条律文》（简帛网 http：//www. bsm.org.cn/2008年9月13日首发）利用悬泉置汉简中的一条律文“殴亲父母及同产”中的“及”字可能为原简误写或为误释，“及”的位置应为“之”字。胡平生、张德芳二位先生指出：“同产”此处指“父母之同产”，可惜未指出“及”字的误释。王伟的《悬泉汉简札记一则》（简帛网 http：//www.bsm. org.cn/2009年2月24日首发）对敦煌悬泉汉简Ⅱ90DXT0114（3）：54：“•兵令十三当占缗钱匿不自占不以实罚及家长戍边一岁。”中“兵”的释读存在异议，结合传世典籍，认为“兵令”应释为“筭令”与简文内容正相契合，而此简正是关于算缗钱的规定。
五、悬泉汉简所反映的佛教问题
佛教传入敦煌的具体时间传世典籍有着较为确切的记载，悬泉“浮屠简”的发现，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提前提供新的最直接证据，是其补史证史的新体现。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2008年6月兰州“中国吐鲁番学会年会暨佛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通过对第Ⅵ91DXF13C②：30简文内容和此探方11枚纪年简的比较分析后得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比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时间早200年，比莫高窟开凿洞窟的时间早300年。李永平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性质及反映的东汉早起历史》（《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对新近公布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简牍中出现的“小浮屠”当为汉代“里”的名称，并对简牍文书中的人物、官职及东汉官方史学的编纂等也进行了研究探讨。
六、悬泉汉简中所涉及的职官
贾丛江的《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利用出土简牍结合传世典籍，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的屯田系统的职官。羌校尉是始置于西汉时期，然史学界对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重要官职的始置年代、名称、掌等问题均有不同的看法，刘国防的《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以悬泉汉简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考证后认为，护羌校尉的设置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前身就是汉朝政府临时性派出的使者，汉武帝神爵二年（前60年）成为一个管理活动于凉州刺史部内各郡县的羌人，同时对塞外羌人负有侦之责的固定官职，因期其护羌校尉持节巡行各地，又被称为护羌使者。
七、敦煌悬泉置月令诏书研究
石明秀的《先秦两汉月令生态观探析—以敦煌悬泉壁书为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以敦煌悬泉壁书为切入点，结合传世典籍，全面探究和领悟秦汉的自然生态观。指出月令观和生态观法治化，使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进而铸就了封建时代高度的农业文明。刘芳池的《悬泉诏书整理研究》（中国硕士论文数据库检索）利用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结合西汉时期其他诏书文献，该诏书的颁发背景、体式、汉代诏书的结构组成、下达程式等方面作以探讨；同时，对于诏书内容和文字作了考释，并结合多种文献中的相关月令，对该悬泉诏书进行归类，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评述，力争说明月令一类文献对汉代政治所施予的影响。
八、近五年悬泉汉简所涉及的其他问题
通作为汉代的一种劳役方式看，或说是一种行政处罚方式被学术界所认识。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適”与“適”令》（《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利用悬泉汉简中并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对“適”做了归纳，认为汉代的“適”这一制度比较完善，存在类似“適令册”的令，某人被“適”文书和具体服“適”文书。“適令册”直接反映了类似悬泉置的驿站机构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待管理制度，不按照规定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就是“適”多少令。
蓝黄、燕妮《中国复式簿记产生于汉代——基于敦煌悬泉汉简的新证》（《会计之友》2009年第3期下）从复式簿记的特征入手，并结合悬泉汉简中的账簿档案，分析历史背景以及简文中所描述的经济业务，以事实说话，挖掘相关的证据，得出复式簿记产生于我国西汉。
牛路军、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敦煌研究》2009年第4 期）一般所说的鼓是一种乐器，在古代又有比较独特的用法，考察悬泉汉简中“鼓”的相关资料，不仅可以复原汉代的鼓令，而且知道了在悬泉置的日常生活中“鼓”用于接待，以敲鼓次数的多少告知接待单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李岩云的《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辑）就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中涉及的玉门置、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边塞挈令第六、举书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证实了玉门置的存在，补证了悬泉汉简中所记敦煌有九置，而总数缺一之记录；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则反映破羌将军辛武贤在敦煌玉门关一带活动时的重要证据；边塞挈令第六，是为处理北方边塞上一些与军事相关的具体问题而使用的袖珍版的资料汇编；举书，举荐的是一个名叫江君的张掖农都尉被举荐为礼乐长的事情。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敦煌简牍中没出现的问题，对于填补敦煌汉代历史的空白具有重要价值。
孙少华的《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齐鲁学刊》2009年第5期）认为河西走廊是秦汉时期华、戎交往的重要门户，承载着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学术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汉朝，汉王朝丰富的文化与学术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也是双方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与历史见证，两汉时期，佛教和道教已出现，在河西走廊上以及后世所产生的小说和戏曲，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高荣的《河西汉晋简牍及其学术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 期）认为河西简牍是指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居延、玉门、武威等地出土的简牍。河西简牍的年代上自西汉，下迄西夏，前后延续一千二三百年，其中主要集中在汉晋时期。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邮驿交通和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晋时期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俊民的《对汉代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的检讨》（《秦汉史论丛》第11辑）利用悬泉汉简并以悬泉置为例，从马匹的数量和来源两个方面探讨了汉代邮驿系统"置"的马匹数量和来源，认为可能在西汉的“置”中马匹配备每置约40匹左右，而马匹的来源主要是靠敦煌郡无偿调拨，多以“出入簿”的方式记录马匹的调入或死亡时注销，即“传马出入簿”。
韩华的《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丝绸之路》2010年第20期）利用悬泉汉简中的资料结合传世典籍对汉代河西四郡的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灾害进行分析，结合今人对相关灾害的定级标准，揭示上述灾害的破坏程度，以期对今天的防灾、减灾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