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边塞生活(19)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Ⅱ90DXT0114⑥：57 6 地节元年 刘询 前69
114探方共分六层，以三层作为重点考察
1.II9ODXT0114①层位共出土4个年号分别为：建始二年（公元前31 年）、鸿嘉二年、始建国二年、居摄三年（公元8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41年；
2.Ⅱ90DXT0114②层共出土11个年号分别为：阳朔元年（公元前24 年）、河平四年、鸿嘉三年、永始元年、元延二年、元寿元年、元寿二年、元始元年、元始四年、元始四年、元始四年、元始五年（公元5年），纪年简跨度为30年。
3.Ⅱ90DXT0114③层共出土24个年号分别为：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元凤二年、五凤四年、甘露元年、甘露二年、甘露三年、甘露四年、黄龙元年、初元四年、河平二年、阳朔元年、鸿嘉二年、鸿嘉三年、永始元年、永始二年、元延元年、元延二年、元延四年、绥和二年、建平四年、元始四年、元始五年、居摄二年、天凤三年（公元16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96年；
4.Ⅱ90DXT0114④层共出土6个年号分别为：太始三年、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五凤四年、甘露二年、甘露三年、甘露四年、黄龙元年、建平三年、元寿元年、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56年；
5. Ⅱ 90DXT0U4⑤层共岀土 2个年号分别为：五凤二年和五凤四年,纪 年简时间跨度为3年；
6. H90DXT0114⑥层共出土 1个年号分别为：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
编号 尺寸 出土纸张
Ⅱ90DXT114①：21 长26厘米、宽7.5厘米

Ⅱ90DXT114①：333 长16.5厘米、宽11厘米

Ⅱ90DXT114②：261 长20厘米、宽17厘米

Ⅱ90DXT114③：198、199

Ⅱ90DXT0114③：201 长26厘米、宽23厘米

Ⅱ90DXT0114③：609

（三）V90DXT1712②
出土发掘号 纪年 皇帝 公元纪年
VODXT1712④：15 地节元年 刘询 前69年
VODXT1712②：77 永光五年 刘奭 前39
VODXT1712②：40AB 建昭二年 刘骜 前37
V90DXT1712探方出纸为2层，以2层作为重点进行考察
1.V90DXT1712②出土有两个纪年简，年号分别为：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
2.V90DXT1712④探方出土有1纪年简，年号为建昭二年。

 

 

 

 

 

 

V90DXT1712②：144（长26厘米、宽14.5厘米、1毫米厚）
三个探方纪年简的时代排序从同层位横向做比较：114和115探方第五层的纪年简时代均在公元前50年以前；114、115和V90DXT1712三个探方的第四层位的纪年简时代均在前50年左右；114和115探方的第3层最晚纪年简为114探方的Ⅱ90DXT0114③：8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115探方第三层最晚纪年简为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三个探方的第二层位从纪年简的年代排序看V90DXT1712探方略早；114和115探方的第一层位的年代均有早有晚，和115探方第二层的年代大致相当。三个探方各层位的纪年简纵向排序规律来看，总体特点为：层位最低的年代最为久远，层位越高的年代越近，上层位总体年代晚于下层位，三个探方均呈现此特点，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是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学规程》操作的，受自然因素第一层位扰乱现象明显以外，一层以下的各层相对稳定，基本可以排除人为扰乱的可能，有些学者认为层位扰乱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所致。层位相对稳定在悬泉汉简的科学级合过程中也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目前公布的悬泉汉简13个完整册书来看，册书各简基本都在同一层位，特别是纸张和纪年简同出的Ⅱ90DXT0115探方复原的册书，例如：探方115第2层出土册书《建昭二年广至效谷案查刑徒逃亡书》简号为Ⅱ90DXT0115②：1—2 为同层位复原；Ⅱ90DXT0114探方第二层出土册书的《汉敦煌人归义羌名籍》Ⅱ90DXT0114②：180、181、185，也为同层位复原，同层册书复原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悬泉置遗址考古分层从第一层以下均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且，遗址的堆积层中与汉简、古纸一同出土的陶片、柴草等遗物都属于西汉中晚期时期，并没有其他时期的遗物出现，因此纸张为西汉时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个探方中上、下层位年代存在叠加或交替的现象，这与悬泉置遗址的地势特点相关和功能相关，悬泉置有部分简出土于灰区即现在的生活垃圾区，在当时的倾倒垃圾过程中，有晚期的堆积流人到下部，数量极其少见。对于有学者称，堆积如此薄，并不能成为判断其年代有力证据，这个非常简单，出土纸张的层位先后顺序利用纪年简进行排队后，不难发现，堆积越深出土纪年简越早，堆积浅的则纪年简时代越晚。在以上纪年简排序过程中会出现超长纪年简的情况，例如：简Ⅱ90DXT0115②：111中“鸿嘉五年”，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可知汉成帝鸿嘉只有四年，而“鸿嘉五年”与“永始元年”相重合，此现象在其他悬泉纪年简中屡次出现，说明当时由于交通传递需要时间，改元的执行常会延后，特别是像悬泉置这样边远的地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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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四、悬泉纸张的用途
关于蔡伦以前有纸的记录和用途《汉书•外戚传下》载，赵飞燕为毒死与汉成帝怀孕的宫女曹官，指使人给狱中的曹官一个小绿箧。“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此“赫蹏”，唐颜师古注引东汉末年人应邵曰：“赫蹏，薄小纸也。”赵飞燕以“赫蹏”裹药之事，时间为元延元年，即公元前12 年，在蔡伦造纸之前约一百年。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中有两张上直接书写了中药药名，T0212④：1正面隶书“付子”，T0212④：2正面隶书“细辛”。根据悬泉纸张出土的形状和折痕，判断为包药用纸。纸质主要用麻织品和很细的丝织品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装物品，用于书写者细、光滑、较厚，用于包物者则很粗糙。悬泉纸的用途从目前看，400多张悬泉纸中，用于书写的并不多，推测主要用于包装。①
五、悬泉纸张的原料
从日本国国宝修理装饰联盟冈兴造教授②和复旦大学陈刚教授③两个课题组部分检测悬泉纸张成分来看，悬泉纸张的原料主要为：大麻、苎麻、草帘、树皮、麦草。悬泉纸张总体呈现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均、无帘纹等的特点。辅料为这些填料应是淀粉和滑石粉，经过李晓岑教授测定，在悬泉纸中也发现有小麦淀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石磨证明，卫斯先生认
为随着牛耕和石磨技术的推广，地处汉代河西四郡的敦煌屯田区域有小麦的种植是成立的④，因此悬泉出土纸张中作为辅料的添加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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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②冈兴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悬泉麻纸的调查和关于复原的中期报告》，未发表。
③陈刚：《悬泉纸一般性能测试报告》（未刊稿）；数据可看韩飞的《从纸的一般性能看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丝绸之路》2011年第4期。
④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嶋定生先生商榷》，《中国农史》1988年04期。

 

 

 

 

 

六、结 语
（一）从三个探方纸简并处的层位看：纪年简最晚年代为Ⅱ90DXT0114 ③层的Ⅱ90DXT0114③：8纪年简“天凤三年”即公元16年，因此可知T0114 ③层出土的纸张要比蔡伦改进纸张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早近90年。
（二）三个探方不同层位中出现年代叠加的现象，有两个方面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是悬泉置遗址简出的探方地处灰区就是现在所称的垃圾填埋场之类的场所，在倾倒垃圾过程中有部分上层位垃圾会随地势的自然起伏. 有滑落至下层位的现象发生；二是悬泉置遗址本身为邮驿遗址，从传世典籍可知、汉代各级官府、驿站都设有大小不等的档案库房，档案管理在历朝历代都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①，会因为当时的时局变化或者需要存在不定期销毁档案的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因此会造成纪年简时间上的早晚交替。在纪年简的排序过程中还发现同层位的年代的间隔距离有些拉得较大，因为悬泉置遗址大多数出土于灰坑堆积，不同层位如果没有扰动，则意味着遗弃年代的先后，简的书写年代的交错显示的是被遗弃纪年简的年代波动幅度。当然，从逻辑上来说，该层位纪年简的下限，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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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启安：《汉代简牍档案的管理》，《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2期。
该层位的年代上限，不过由于简的制作与遗弃可能有时间间隔，遗弃有时也会有选择性，因此上述上下限时间上也会有间隔。
附录：本文在撰写过程得到复旦大学文博学院陈刚教授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元林等专家的悉心指导，谨致谢意！

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出土有简牍、帛书、纸文书、墙壁题记等各类重要文物7万余（枚）件，其中简牍近2万余枚，有字简1.8万枚,是甘肃又一次大规模出土简牍的考古发现，因此，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随后陆续有少量介绍遗址概况和悬泉简学术价值的文章面世。经过初步整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编写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简称《简报》，何双全先生执笔）、《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简称《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简称《释文选》）三篇基础资料性的文章（均载《文物》2000年第5期），其中《释文选》将初步整理的一部分悬泉汉简和墙壁题记释文予以公布。围绕发表的这批释文，悬泉汉简的研究正式拉开序幕,涉及汉与西域之关系、汉与西北少数民族交往、汉代西北屯田等诸多领域。本文对2006年之前的文章试做归纳与小结，请方家指正。
一、介绍悬泉置遗址发握和简文整理情况的资料性文章
悬泉汉简的学术意义。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通过分析悬泉汉简中邮驿资料、里程简、羌人活动等方面的资料来说明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即：可以通过悬泉汉简的内容分析出悬泉置的功能和性质，从悬泉置遗址本身的位置来考察在中西方交流中的作用，从汉羌关系来考察汉代民族政策和民族融合。何双全《汉悬泉置遗址发掘重大收获》（《双玉兰堂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版）论述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位置、遗址的分布、出土器物和堆积状况、简牍数量和种类，特别是出土近两万枚简牍对解决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水利建设等的重要价值”。张德芳《20世纪汉晋简牍第三次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近十年来中国考古百大发现》2001年）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沿革、名字由来、发现过程，对悬泉置遗址作为驿站的布局和结构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悬泉汉简的整理和文书分类。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悬泉简牍为例，概括说明汉简文书的特征。吴礽骧《敦煌悬泉置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也对悬泉置遗址的基本概况、发掘整理和简牍文书的特点做了介绍，特别从补正传世典籍方面说明悬泉汉简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张俊民《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总结我国早期简牍的分类方法、现今日本和我国简牍分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提出悬泉汉简的文书分类应该从悬泉置的功能性质人手，才能给每条文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他的《东西交通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与档案文书的出土——记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结合江陵出土的《行书律》来考证“置”的功能、性质、用途和日常运作。他的《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对探方T0309所出土的简牍从纪年情况、文书格式、册书复原与史书记载出入等方面作了分析。
悬泉汉简释文校补。何双全《敦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文物》2000 年第12期）和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校补》（《敦煌学辑刊》2001 年第1期）是对《释文选》中部分存在疑问和错误的释文重新进行考释和修正，三篇文章结合起来基本保证了释文的准确性。
二、悬泉汉简研究的相关专著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简称《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将收录的悬泉汉简、帛书及墙壁题记分为六类：一是司法与政治类，二是经济与地理类，三是悬泉置管理与事物类，四是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五是典籍文化类，六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释粹》对较为完整的可以编联成册的12份文书从背景、内容作了考证，还对各类学术会议和杂志上有零星错误的相关释文予以校释。《释粹》在《前言》部分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历史沿革、发掘和出土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为研究者全面了解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功能和结合考古学从事简牍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和翔实的资料。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简称《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对以前公布有疑问的释文重新进行了校释，并逐条作了注解。附录部分从出土情形、《诏条》颁布背景、《月令》与《诏条》《诏条》发现的意义四方面进行介绍，为月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关于扁书和大扁书问题，长期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也有专门论著研究此问题，但扁书与大扁书长期以来仅见于零星的简牍，具体为怎样一种情况，许多学者也只能从有限的传世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因此众说纷纭。在附录中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在总结各家之说的基础上，经过考证认为《诏条》的书写形式就是《扁》，这为研究《扁书》另辟新径。
三、关于悬泉汉简的学术研究论文
悬泉和悬泉置地理位置研究。吴昌廉《悬泉通考》（《国际简牍学会会刊》台北兰台出版社1996年版）从悬泉的地理位置、汉唐时期悬泉建置、汉代时期的悬泉置遗址建设的详细情况、唐代悬泉乡的灌溉沟渠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考述。侯丕勋《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理考述》（《简牍学研究》第二辑）对悬泉和悬泉置地名来源、行政隶属、自然地理三个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并从气候、水文、植被三个方面总结出悬泉置以及敦煌地区在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
悬泉汉简与西域交往的史实。张俊民《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对此简册中相关职官作了考证，在对账簿所载记录分析后，认为此简册是“长罗侯常惠在此经过的花销账册”，并对简文中“鞠”和“豉”做了考释。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费用簿》内容所反映接待长罗侯一行的具体状况和西使乌孙的主要目的；二是分析了乌孙两昆弥设立中长罗侯所起的作用和冯夫人在汉与乌孙交往过程中的影响；三是考查长罗侯西使乌孙后，汉与乌孙关系的状况，以及悬泉出土王莽简所反映的事实。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着重就《长罗侯费用簿》题名有无“过”字进行商榷。袁延胜《两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辩》（《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3 期）是对张德芳的《〈过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所论证的两昆弥所立为“甘露元年”观点的商榷。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对张德芳的《〈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中的观点提出疑义，认为仅据神爵二年护送公主到乌孙和亲，就认定元康五年（神爵元年）《过长罗侯费用簿》与出使乌孙迎娶聘礼有关，值得商榷。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安远侯初封时间至少在神爵元年，结合《汉书》记载，“比胥鞬”是正确的名称。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2年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认为，长罗侯在西域活动是在神爵元年至神爵二年，并结合《汉书》的相关史实，说明西汉对西域的管辖情况。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姑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2年第4号）利用悬泉简对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姑师）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些史料也基本印证了《汉书•西域传》的相关记载。关于戊己校尉问题，何文认为是“是专管屯田的专门机构”，“戊、己是两个校尉候，其下各设有左、右两部，部下又设候，所以戊己校尉的候，即相当于戍守部队的部候，相应候下再设令史，由此看来，校尉之下无史而有丞，丞也是校尉的属官。”袁延胜《悬泉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认为西汉分立乌孙大小昆弥在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四月之后，划分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是在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是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的年代在公元8—15年之间。
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从两个具体问题说明悬泉汉简在研究西域史事方面的重要史学价值。一是关于西域都护正式设官置守，应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郑吉并护北道、被任命为都护西域骑都尉之时；二是戊己校尉，校（部）主要驻地在西部的交河壁，己校（部）主要驻在东部的高昌壁。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根据悬泉汉简认为，戊己校尉就是戊校尉和己校尉简称，是两屯田机构的合称，但并不是合二为一，戊、己校尉在西汉以分置为主，戊己校尉的隶属关系是中央北军而不是敦煌郡。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和《汉书》，认为“中垒校尉的确有外掌西域的职能。在此，新出土的悬泉汉简为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说，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
另外，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 年第4期）利用传世文献和相关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并对屯戍士卒的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讨。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利用悬泉简对康居、大月氏、厕宾等西域国家进行了分析研究。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对“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和“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两条有关康居的文书进行解读，并进一步强调了康居是与中国交通年代最早、时间最长的西域国家。
从悬泉简看羌族问题研究。张德芳《悬泉汉简中关于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用悬泉汉简对羌人情况的记载，从护羌校尉的设立、羌将军辛武贤的相关史实、归义羌人的安置三方面加以考证，羌虽居塞外，但发生纠纷还要告官处理，说明他们已经归顺为郡县官府管理的臣民。初师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利用悬泉汉简从羌的由来、汉政府对羌人的管理、汉羌之间民族融合的表现、几个羌族部落的特点、羌族叛乱和汉政府平叛等方面展开考述，对《汉书•百官志》没有明确记载而悬泉简中提到的“护羌校尉、护羌使者与属吏"做了严密考证。王力《两汉时期西羌内迁浅析》）（《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据悬泉汉简认为西羌分为政治性和经济性内迁，并结合《案归何怨诬驴掌谋反册》所载史实分析了羌族内迁的影响，认为西羌的内迁既促进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也加速了与汉族的融合。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论述了西汉中后期中央和地方政府所置专门管理羌人事务官吏的具体情况，神爵年间羌人叛乱及西汉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河西地区降羌的管理和政府官吏对降羌压迫与奴役方式等问题。
关于悬泉简中时称和纪年问题的考察。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指出，悬泉遗址有记载32时称的木牍，而居延、金关两地出土简中也有相关记载。张文通过对三地简牍记载时称频率的对比，分析与十六时制和十二时制的关系。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统计悬泉汉简关于纪年问题的简牍有2086枚，最早的纪年简是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后跨度192年，并对相关简文进行了考释，通过对130枚简的排队分析，考察了新、旧年号的交替现象。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对钱范和汉简中的部分超长年代作了分析，就“悬泉置来说，即使朝廷的改元是从新年元旦开始，有关通知也每每要拖后两三个月才收到，这便是悬泉简大多说超长年号的产生原因"。钱范也是如此，"工匠在没有奉到正式通知前，不能改变年号，这证明，不仅是边远地方，即使在都城铸钱之地也会有这样的情形”。
悬泉里程简研究。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了记载里程的简牍（见《释文选》Ⅱ0214①：130）1973年居延遗址中也出土有记录传置名称和里程的简（简文见《居延新简》EPT59：582），两地区简文为研究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从长安至敦煌这条交通要道上邮置传舍的建立、建制、路线及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资料。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对两个里程简中的地名做了详细的考证，勾勒出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走向，即东西主干线，又考证了从张掖郡所辖得至居延的具体走向，即南北之路，并分析了两条道路的地理特点。文中考证出《甲簿》诸置在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就已运营《悬簿》诸置则在元鼎六年建成开通，是武帝征伐西域时军事行动的产物。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 年第3期）、《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这两篇发表虽间隔五年，却是悬泉里程简研究的一个整体，第一篇是对悬泉里程简第一栏记录的姑臧、张掖、鸾鸟、苍松、显美具体位置的考证，第二篇是对悬泉里程简二三栏的觻得、氏池、昭武、祁连置、表是五县具体位置的考证。在此基础上郝文将悬泉和居延里程简联系起来，考察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县设置情况。此外，马建华《敦煌悬泉置出土“里程简”考》（《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对武威、张掖、酒泉三郡所辖县进行了考察，认为三郡属县多寡和属县名称均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