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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27《郑均传》，第946页。
②《汉书》卷71《疏广传》，第3040页。
第四章 汉代郡县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
汉朝不仅继承了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创造了在整个古代历史上占有领先地位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汉朝确定的这种制度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汉代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人事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长久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对人事管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历史文化积淀的总和。其核心内容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君主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以及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文化。
汉代人事管理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又对汉代的人事管理制度始终产生着强烈的影响。有学者说：“中国传统政治仅亦言人道，中国全部古籍，经史子集，亦主在言人道。故非兼通四库，略知中国文化大义，即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①不了解中国文化大义即不能认识中国政治；同样，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人事管理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对汉代郡县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官本位”上。所谓“官本位”，指的是一种以官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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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0页。
的社会中，一切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准和参照系，用以衡量人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人生价值的体系或机制。“官本位”在中国人事管理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处处存在，俯拾即是。如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在经济分配上，“一朝为官，终身俸禄”，这是古代封建社会人所共识的金科玉律；在考核奖惩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历来通行的准则。其他如人才培养、退休、生活居住，以至于丧葬仪制等各方面都无不深深打上“官本位”的烙印。
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人治”上。中国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的“人情味”是相当浓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历来强调“有治人无治法”，或者认为“有治人不患无治法”，所以在人事管理中，往往制度、法规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古代的人事管理从来不曾成为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汉代社会也是“裙带风”盛行，人事选拔上营私舞弊猖獗，“捐纳”“荫任”泛滥。汉代的人事管理制度并非完全按制度、法规既定的轨道运行，而是介入了许许多多的“人治”情态。
二、汉代郡县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
秦汉两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从而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不管后来的封建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又做过多少损益，其基本原则和模式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汉代郡县的人事管理制度也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一）有利影响
1.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以征辟、察举为主要形式的选官制度和较为严格的官吏任免制度
西汉时期察举科目较多，选举的范围也很广，再加上与考试相结合，并伴以较严格的选举法规，因而在政治清明的条件下就可以使国家得到较多188
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
这种制度基本满足了封建王朝对于各种类型人才的需要，特别是选拔人才中的考试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的官吏任免中的回避制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在其后的长期封建社会中，这一制度一直都得以实行，它对防止吏治的腐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建立了较为合理而有效的激励监督体制
汉代国家对于官吏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监察制度，而且三者密切结合。汉代官吏考核的结果是进行奖惩的依据，监察的结果也是考核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考核都要有御史参与，以便“按察虚实真伪，相辅为用”。这样合理而严密的激励监督体制对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到了明清时期，都察院要与吏部协同办理考绩事宜，形成“三年大计，册报责在抚按，考绩责在部院，纠检责在科道”①的一个相互衔接配套的体系。这无疑使考核制度在迈向法制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3.建立了基本完善的保障体制
秩俸制度、休假制度、退休制度是保证官吏正常工作的基本需求，也是官员所享受的基本福利待遇。这些制度在汉代确立并发展成为社会机制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汉以后的各朝代在继承了这些制度的同时也有所损益，但其根本的原则和模式并未有较大变动。
4.重视对官员道德品质的教育
中国古代向来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教育，“德治天下”是古代吏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政府官员不仅要有良好的官风官德，同时还负有“教化”百姓的职责。贾谊曰：“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②汉代官吏在选拔、任用、调动、考核等方面都对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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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选举十三），卷五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044页。
②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5.重视地方官吏，注重官员在基层的历练
汉代中央十分重视地方官吏。郡一级长官太守，秩二千石，权力非常大，不但拥有郡国的行政、司法大权，而且可以征辟属吏和向朝廷举荐人才，是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的重要环节，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同时，中央也十分注意官员在基层的历练。在对地方官吏的考核过程中，其政绩治能如何是重要内容，地方政绩好的才有升迁的机会。此外，察举选官的科目中，专设“尤异”和“治剧”两科，以鼓励地方政绩好的官员。一些有地方政绩的官员，不时被推荐到中央。这样，中央官吏大多是由地方提拔上来，对基层有深刻了解，这也是汉代吏治优良的原因之一。
（二）不利影响
1.易形成世家大族
汉朝统治者采取以察举、征辟为主要途径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封建政权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选拔人才、任人做官。这时期选择人才、推举做官的实际权力主要还在地方郡国，朝廷对于它们推荐上来的人，一般都表示认可，这一点又是对于中央集权不利的。尽管某些有作为的皇帝采取了不拘身世、破格提拔的方针，但因此被委以重任的人毕竟是少数。特别是到了东汉后期，地方上各级行政长官的僚佐多由当地的望族大姓充任，他们常常通过官府功曹掌握地方选举大权。选人做官时，望族大姓的子弟自然处于优先地位。另外，汉代还实行“任子制度”，对当时政治以及后世各封建王朝都具有重要影响。所谓“任子制度”，是指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期满一定年限（一般为三年），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官，充当皇帝的扈从侍卫人员等。由于接近皇帝，也就容易受到重用。汉代的“任子制度”保证了大官僚贵族可以世代为官，而且高踞显位，这有利于少数贵族垄断朝政，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到了东汉后期，“任子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一批世宦大族，他们逐渐形成门阀世族，操纵朝政，世代相袭，对魏晋时期的封建制度、政治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2.汉代实行官吏管理制度，在政权本质上是维护君权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
汉代县官的职责“其要有三：曰息讼，薄赋，兴教而已”①，说明县政权作用的局限。这从汉代考核郡县官吏的范围和标准上也可得到证实。汉代以农桑垦殖、人口增衍、断狱平允、赋入不扰、赈恤饥贫、兴修水利、整治吏役等为郡县官吏称职的标准。这些标准当然不乏较科学的内容，如重农桑，农桑是衣食之本。但是统治者重农是以抑商为代价的，统治者重农的真正目的是保证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而不是把农业发展视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兴教育，主要不是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在于使“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②，使老百姓成为专制政治驯服下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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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原君、陶毅主编：《为官之道：清代四大官箴书辑要》载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学习出版社1999年版。191
②（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9，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附 录
由纪年汉简看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年代问题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简牍23000余枚，其中有字简17000余枚，同时出土纸张460余张，为研究纸张的起源、造纸方法的改进等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学术界一般认为蔡伦造纸的年代为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晚于此年代的一般都承认为纸。而早于此年代一般不认为是纸张，例如放马滩纸、罗布淖尔纸、灞桥纸、中颜村纸、马圈湾纸、悬泉纸及西汉晚期的金关纸等。究其原因是因为以上纸张的确切年代目前无法确定。因此有必要以悬泉置出土纸张为例进行讨论，特别是个别探方存在纸张和纪年简同时出土的情况，这为研究悬泉纸张具体年代提供了新的考古年代学证据。
一、悬泉置出土纸张的研究现状
为甘肃省敦煌市汉代悬泉置遗址出上古纸460片，由于数量较大，多出土于西汉地层，对其中49片悬泉古纸进行了物理外观的初步考察，认为这些早期纸的原料主要是麻，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均，无帘纹，绝大多数是用浇纸法制造，有部分纸张也出现了一些加有填料的古纸，表面光滑，技术上相对进步，少数古纸较薄，有帘纹，纤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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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布均匀，是抄纸法制造的，在对4片不同层位出土的悬泉古纸进行纤维的显微分析中，初步发现有3片的原料为苎麻，1片为大麻，均是淀粉施胶或淀粉滑石粉涂布的加工纸，是目前发现汉代已有加工纸的最早记录。杨惠福、王元林①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延续到西晋时期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纤维制作，用于书写文书、信件及包裹物品，这些实物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在西汉初期就发明了可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二是认为悬泉纸张不是西汉纸的文章有：陈淳②认为，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所谓“西汉纸”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炒作过，在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和造纸专家一系列严谨的质疑和考证面前，因无法自圆其说而沉寂。王菊华、李玉华③从悬泉纸的原料、悬泉纸的纸质、悬泉带字纸的字体、悬泉置遗址的时代延续和悬泉置遗址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遗址本身所经历的灾害等方面认为悬泉出土纸张残片不能说明西汉有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遗址的废弃物（垃圾）不可能形成很规则的文化层，应作动态分析。陶喻之④认为悬泉纸未作相关古天象等埋藏学动态分析，即捕风捉影孤立静态地借简牍断代“西汉纸”论处。三是利用现代科技对悬泉纸的成分和造纸方法进行测定的文章有：李晓岑⑤认为悬泉纸为厚纸类型，表面粗糙，没有帘纹，这些特征正是浇纸法造纸的特征。韩飞⑥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刚教授的课题组对41张悬泉纸张进行一般性能调查，主要从质量、厚度、色度、面积进行测定，得出了相关数据，选取悬泉置各个探方的不同层位纸张，约占全部纸张的9%。经过测定各层出土的纸张，其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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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惠福、王元林：《也谈两汉古纸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②陈淳：《“西汉纸”的质疑》，《湖南造纸》2002年第3期。
③王菊华、李玉华：《二十世纪有关纸的考古发现不能否定蔡伦发明造纸术（2）》，《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第2期。
④陶喻之：《“西汉古纸”考古唯难自圆其说》，《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05 年增刊。
⑤李晓岑：《早期古纸的初步考察和分析》，《广西民族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12期。
⑥韩飞：《从纸的一般性能看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丝绸之路》2011年第4期。
色度、定量等方面未发现明显随层位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同一层位出土纸张之间，上述性质的差异也较大；纸张一般均较厚，从0.19毫米—0.89毫米，多数在0.2毫米—0.5毫米之间，部分纸的厚度很不均匀，现代手工纸如宣纸、毛边纸、连史纸等厚度一般在0.06毫米—0.09毫米，纸张的定量一般较大，多数在100g/m²，有超过200g/m²者，最低也有6lg/m²，而现代手工纸如宣纸（单宣）、毛边纸、连史纸等定量一般在20g/m²——40g/m²。由定量与厚度相除计算出的紧度数据，一般在0.2g/cm3—0.4g/cm3，现代手工纸一般为0.3g/cm3—0.4g/cm²。考虑到出土纸张褶皱、黏附杂质等因素造成的厚度数据偏大，由此会造成紧度数据偏小，而同时表面黏附的杂质又可能造成定量数据偏大，会造成紧度数据偏大。因此可以说悬泉纸的紧度与现代手工纸相仿，应未经过捶打等表面处理。纸张的色度差异较大，与现代纸相比，L值较小，a、b值偏大，即明度较小而纸张偏红、偏黄，尤其是偏黄较多。一般目测的感觉为深褐色、浅褐色、米色、乳白色。除个别样品以外，样品的厚度与明度呈反向变化趋势，即纸张越厚，其明度越小，颜色偏向于灰暗。而纸张的紧度与明度关系不明显。大部分纸张均可见明显的小纤维束，有的还有切断后基本未分散的纤维束（例如91DXT209①：68），长约2厘米；麻绳（例如90DXT109④：12，13），长约3厘米；麻布（例如90DXT109④：20），长约1厘米。在一些制作比较精致，明度较高而表面较为平滑的纸中仍可以看到麻绳未充分叩解（如90DXT109①：68，69）。
二、悬泉置遗址探方和堆积情况简述
悬泉置遗址包括主体建筑、灰区、马厩及其附属建筑，总占地面积为22500平方米。地理特征为高低不平的砾石戈壁沙丘地形，属温带干旱气候，多风少雨，夏热冬寒，遗址因长期受山洪冲刷，被分割成东西两半，整个遗址依据地势等特点，从西往东依次开放，先清理灰区堆积，后清理建筑遗址，选用5米×5米和10米×10米两种布方，总共开方141个，出有简牍的探方为101个，出纪年简的探方为46个，悬泉汉简出自灰区堆积的占大多数，灰区堆积地层为6层：第一层为表土、为晚期遗物；第二层为魏晋时期堆积，有石块、陶器、陶片等；第三层主要为西汉末至王莽时期，东汉简非常少；第四层主要为西汉晚期，出土子婴、平帝至元帝纪年简；第五层为西汉中期，昭帝后段至宣帝纪年简；第六层西汉中期昭帝前段至武帝后段，元凤、太始等纪年简①。悬泉置遗址地处戈壁，一般来讲，上层特别是近地表层肯定会受风力搬动而产生移动，在临近形成新的浅地层堆积，原来地层会被新的沙土覆盖，而且普遍文化层较浅，往往地表层很薄，之下即是文化层。但是，从一些发掘过的遗址来看，中下层是稳定的，因此，本文选取三个简和纸张同时出土的探方，以出纸最为可靠的第三层位进行考察，探方分别是：Ⅱ90DXT0115、V90DXT1712和Ⅱ90DXT0114。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历时三年，发掘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发掘规程》进行科学布方，不存在层位混乱的情况，其考古发掘的科学性不容置疑。经过初步整理悬泉汉简有纪年简总共2086枚，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初（公元107年）②，纪年简年代跨度达210年左右。
三、纪年简和纸张并出情况
笔者考察了悬泉置发掘布方情况，有三个探方明确有纪年简和纸张并出，现将相关情况分列如下。
（一）H90DXT0115探方出土纪年简编号，如下表：
出土编号 出土层位 纪年 皇帝 公元纪年
D90DXT0115 ①：88 1 阳朔四年 刘骜 前21
U90DXT0115 ①：102 1 阳朔三年 刘骜 前22
D90DXT0115 ①：60 1 永始元年 刘骜 前16
U90DXT0115 ①：58 1 永始三年 刘骜 前14
II90DXT0115 ①：5 1 元寿二年 刘欣 前1
II90DXT0115 ①：22 1 始建国元年 王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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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②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简牍学研究》（第四辑）。
（续表）
出土编号 出土层位 纪年 皇帝 公元纪年
U90DXT0115 ①：59 1 始建国二年 王莽 10
II90DXT0115 ②：7 2 永光元年 刘奭 前43
II90DXT0115 ②：11 2 永光五年 刘奭 前39
II90DXT0115 ②：14 2 建昭元年 刘奭 前38
II90DXT0115 ②：72 2 建昭二年 刘奭 前37
II90DXT0115：18AB 2 建始二年 刘骜 前31
II90DXT0115 ②：1AB 2 建始三年 刘骜 前30
II90DXT0115 ②：111 2 永始元年 刘骜 前16
II90DXT0115 ②：108 2 建平四年 刘欣 前3
II90DXT0115 ②：244 2 元寿元年 刘欣 前2
II90DXT0115（2）：106 2 元寿二年 刘欣 前1
1I90DXT0115 ②：120 2 元始二年 刘衎 2
II90DXT0115 ③：77 3 五凤二年 刘询 前56
1I90DXT0115 3：98 3 五凤四年 刘询 前54
1I90DXT0115 3：105 3 甘露元年 刘询 前53
U90DXT0115 ③：79 3 甘露二年 刘询 前52
U90DXT0115 ③：40 3 甘露三年 刘询 前51
U90DXT0115 ③：2AB 3 甘露四年 刘询 前50
1190DXT0115（®：83 3 黄龙元年 刘询 前49
U90DXT0115 ③：203 3 永光五年 刘奭 前39
II90DXT0115 ③：2AB 3 建昭元年 刘奭 前38
II90DXT0115 ③：7 3 建昭二年 刘奭 前37
II90DXT0115 ③：16 3 建昭三年 刘奭 前36
II90DXT0115 ③：51 3 建昭四年 刘責 前35
II90DXT0115 3：37 3 建始元年 刘骜 前32
D90DXT0115 3：202 3 永始二年 刘骜 前15
（续表）
出土编号 出土层位 纪年 皇帝 公元纪年
II90DXT0115 ③：14 3 初元年间 刘奭 前48—44年
II9ODXTO115 ④：21 4 甘露二年 刘询 前52
U90DXT0115（3）：33 4 甘露四年 刘询 前50
II90DXT0115 ⑤：1AB 5 甘露元年 刘询 前53
II90DXT0115 ⑤：20 5 甘露二年 刘询 前52
H90DXT0115（3）：211 5 甘露三年 刘询 前51
II90DXT0115 ⑤：34 5 甘露四年 刘询 前50
115探方共分五层，五层全部出纪年简，纸张出土最低层位为第三层, 四、五两层未出纸张。
1. H 90DXT0115①层共出土 7个年号的纪年简分别为：阳朔四年（公元 前21年）、阳朔三年、永始元年、永始三年、元寿二年、始建国元年、始建国 二年（公元10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31年；
2. H90DXT0115②层共出土 11个年号纪年简分别为：永光元年（公元 前43年）、永光五年、建昭元年、建昭二年、建始二年、建始三年、永始元年、 建平四年、元寿元年、元寿二年、元始二年（公元2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 45年；
3. U90DXT0115③层共出土 14个年号：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五凤 四年、甘露元年、甘露二年、甘露三年、甘露四年、黄龙元年、永光五年、建昭 元年、建昭二年、建昭三年、建昭四年、建始元年、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 最早的五凤二年为汉宣帝年号，为公元前56年，最晚的永始二年为汉成帝 年号,公元前15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41年；
4. D90DXT0115④出土 2枚纪年简分别为：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纪年简时间跨度为3年；
5. H90DXT0115⑤层共岀土四个年号分别为：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甘露二年、甘露三年、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纪年简跨度为4年。
其出土纸张为Ⅱ90DXT0115③：76（长12.5厘米、宽12厘米）
（二）Ⅱ90DXT0114探方出土纪年简，如下
出土编号 层位 年号 皇帝 公元纪年
H90DXT0114 ①：2 1 建始二年 刘骜 前31
II90DXT0114①：3 1 鸿嘉二年 刘骜 前19
I190DXT0114①：137 1 居摄三年 孺子婴 8
II90DXT0114 ①：138 1 始建国二年 王莽 10
II90DXT0114②：207 2 河平四年 刘骜 前25
U90DXT0114②：213 2 阳朔元年 刘骜 前24
1190DXT0114 ②：168 2 鸿嘉三年 刘骜 前18
II90DXT0114②：187 2 永始元年 刘骜 前16
D90DXT0114 ②：75 2 永始元年 刘骜 前16
Il 90DXT0114 ②：292AB 2 元延二年 刘骜 前11
H 90DXT0114（2）：152 2 元寿元年 刘欣 前2
U90DXT0114 ②：184 2 元寿二年 刘欣 前1
U90DXT0114 ②：62 2 元始元年 刘衎 1
U90DXT0114 ②：110 2 元始二年 刘衎 2
II90DXT0114 ②：203 2 元始四年 刘衎 4
（续表）
出土编号 层位 年号 皇帝 公元纪年
U90DXT0114②： 165 2 元始五年 刘衎 5
II90DXT0114③：499 3 元凤元年 刘弗陵 前80
D90DXT0114 ③：525AB 3 元凤二年 刘弗陵 前79
II90DXT0114（3）：461 3 五凤四年 刘询 前54
II90DXTO114 ③：464 3 甘露元年 刘询 前53
I190DXT0114 ③：520 3 甘露二年 刘询 前52
U90DXT0114（3）：522 3 甘露三年 刘询 前51
H90DXT0114 ③：453AB 3 甘露四年 刘询 前50
n90DXT0114®：519 3 黄龙元年 刘询 前49
II90DXT0114G）：485 3 初元四年 刘夷 前45
II90DXT0114 ③：439 3 河平二年 刘骜 前27
II90DXT0114@：531 3 阳朔元年 刘骜 前24
U90DXT0114 ③：412 3 鸿嘉二年 刘骜 前19
II90DXT0114@：451 3 鸿嘉三年 刘骜 前18
II90DXT0114 ③：503 3 永始元年 刘骜 前16
II90DXT0114 3：462 3 永始二年 刘骜 前15
n90DXT0114®：381 3 元延元年 刘骜 前12
H90DXT0114 ③：445 3 元延二年 刘骜 前11
Il 90DXT0114（D：428 3 元延四年 刘骜 前9
U90DXT0I14③：1 3 绥和二年 刘骜 前7
D90DXT0114 ③：45 3 建平五年 刘欣 前2
U90DXT0114（D：444 3 元始四年 刘衎 4
11 90DXT0114 3：401 3 元始五年 刘衎 5
II90DXT0114 ③：7 3 居摄二年 孺子婴 7
H90DXT0H4 ③：8 3 天凤三年 王莽 16
U90DXT0114（3）：19 4 大（太）始三年 刘彻 前94年
（续表）
出土编号 层位 年号 皇帝 公元纪年
Ⅱ90DXTO114④：339 4 五凤二年 刘询 前56
Ⅱ90DXT0114：335AB 4 五凤四年 刘询 前54
Ⅱ90DXT0114④：297 4 甘露二年 刘询 前52
Ⅱ90DXT0114④：338 4 甘露三年 刘询 前51
Ⅱ90DXT0114④：303 4 甘露四年 刘询 前50
Ⅱ90DXT0114④：277 4 黄龙元年 刘询 前49
Ⅱ90DXT0114④：6 4 建平三年 刘欣 前4
Ⅱ90DXT0114④：7ab 4 元寿元年 刘欣 前2
Ⅱ90DXT0114④：110 4 元寿二年 刘欣 前1
Ⅱ90DXT0114⑤：1 5 五凤二年 刘询 前56
Ⅱ90DXT0114⑤：12 5 五凤四年 刘询 前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