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边塞生活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月映祁连：汉帝国的边塞生活（出版书）》
作者：韩华/狄晓霞

内容简介：
书稿共分上篇居延边塞屯田、下篇基层组织建设和附录三部分。上篇又分为屯田区域和农业管理、农作物种类和使用、边塞的仓等六章，下篇又分为人才使用和流动、汉代郡县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等四章。书稿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简牍材料，从屯田和基层人事管理两个方面全面而准确地发掘了汉简中记录的关于边塞屯田农业资料，是一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非常高的专著。

序
一
汉帝国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在中央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员体制。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那——县”的地方行政体系。在人才的选拔上，西汉实行的了“察举制”；在农业方面，“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向全国推广发展，先进的农业工具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冶铸业、纺织业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大大丰富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汉代商业的快速发展，财富相对集中在城市，边缘区域发展缓慢，艺术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文学、绘画等十分繁荣。汉代的河西四郡连通中原和西域，北部与匈奴对峙，如此战略要地靠什么做支撑，就是要有大量人员、稳定的给养和完备的管理体系，设四郡、据两关，完备的郡县建立，有目的的移民戍边，使空虚的西北边塞逐渐充实起来，再加上干燥的自然环境，才使他们的活动遗迹得以幸存。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居延地区两次出土了三万余枚汉代简牍，大量记录了以居延为代表的汉代边塞地区的屯田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档案文书，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
汉代居延屯田的详细状况并不是很清晰，居延、肩水金关、敦煌悬泉等汉简的面世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资料，并且在补史和正史方面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居延地区是汉代河西六大屯田区域之一，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94年）“置居延、休屠”，派遣18万戍田卒进行垦殖，从人口规模上讲是河西六大屯田区域中最大的一块。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典籍，对汉代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从总体上进行了研究和考证，立足点也仅限于个别具体问题上，全面系统地利用汉简材料对汉代居延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论著的不多见。长期以来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单薄，碎片化现象一直未能改变，唐启宇的《中国农史稿》①，陈直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②，林甘泉等的《秦汉经济卷》③，杨向奎等的《中国屯垦史》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中国农学史》⑤，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⑥，张泽咸的《汉晋唐时期农业》⑦等从宏观上总结了汉代农业生产、人口分布、商品价格、生产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内容比较丰富，史料也翔实，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土地制度方面来分析汉代农业发展的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⑧，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⑨等；介绍汉代水利建设的有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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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②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林甘泉：《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④杨向奎：《中国屯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版。
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⑨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业的发展》①和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②等；介绍汉代农具发展演进和使用方法的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③，孙常叙的《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④，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⑤，犁播的《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⑥等，他们从各自角度阐述了先进生产工具在促进汉代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涉及汉代农作物种植学和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有李潘的《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⑦，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⑧，石声汉等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⑨，梁家勉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⑩；介绍汉代农业考古学方面的有徐文生的《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⑪，陈文华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⑫《农业考古》⑬，吴礽骧的《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⑭等；涉及汉代西部农业专著有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⑮，赵俪生等编写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⑯，刘光华主编的《西北通史》⑰（第一卷）等；简牍学专著有薛英群的《居延汉简通论》⑱，李天虹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⑲等。以上论著从各自的角度丰富了传世典籍记载的不足，在一定时期里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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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③荆三林：《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④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⑤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犁播：《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⑦李潘：《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纂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
⑩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⑪徐文生：《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秦汉时代），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⑫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⑬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⑭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⑮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⑯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⑰刘光华：《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⑱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⑲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专题研究也是丰富多彩，铁农具的研究亮点频出,杨宽的《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①和张振新的《汉代的牛耕》②两篇文章概括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具发展状况。傅玫的《河西的犁》③通过分析汉代及其以后在河西地区遗址出土的犁的器具形制特点，揭示了河西犁两千年的演变过程以及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黄展岳的《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④通过对殷周秦汉出土的铁农具结合文献对这一时期的农具进行了规范定名，并且拟定了三条定名准则。张钢杰的《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⑤认为汉初恢复社会经济的需要使得冶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也为农具的改良提供了条件，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加速了垦田的速度、提高了粮食产量，促使农业由原始的耕作方法向精耕细作阶段发展，也为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代河西走廊地区农业发展概况方面的研究：武守志的《汉代河西屯田简论》⑥概述性地介绍了西北屯田的性质、屯田实质和假田制的演变。侍建华的《甘肃农业历史发展概要（古代至清末）》⑦概括地介绍了从史前至清代甘肃农业发展的状况。张波的《河西古代农业发展概略》⑧也对历史上河西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唐晓军的《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⑨通过对甘肃各个时期出土的农器具、画像砖、汉简记录的粮食作物和水利设施的遗迹的分析，阐明了各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发展状况和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刘兴林的《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⑩将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研究状况分为农作物、农业工具、谷物储藏和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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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②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第8期。
③傅玫：《河西的犁》，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⑤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⑥武守志：《汉代河西屯田简论》，《社会科学杂志》，1981年第2期。
⑦侍建华：《甘肃农业历史发展概要（古代至清末）》，《古今农业》，1995年第1期。
⑧张波：《河西古代农业发展概略》，《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2年第3期。
⑨唐晓军：《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⑩刘兴林：《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田地形态、灌溉和施肥、家畜饲养、农业生产七个方面进行总结，较全面地反映五十年来我国汉代农业考古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汉代农业考古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汉代农作物种植与亩产量方面：何双全的《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①利用居延汉简的相关记载对汉代的粮食类、油料和蔬菜类作物做了初步的考证和总结，为研究该地区屯田和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星川清亲、段维生的《几种小杂粮及食用豆的起源与传播》②对黍、稗、农爪稷、蚕豆、豌豆、小豆、荞麦等几种粮食作物的起源和传播途径做了考证。沈志忠的《先秦两汉梁秫考》③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当“梁”“秫”与其他作为名称并举时，“梁”就是指“高梁”，“秫”本指有黏性的高粱，后来引申为指有黏性的其他谷类作物。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我国高粱栽培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高粱有可能在我国是独立起源的。卫斯的《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山嶋定生先生商榷》④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徐元邦的《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⑤，主要利用《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对已经出现的几种蔬菜做了初步的考证。吴德邻的《姜的起源初探》⑥从姜在中国的栽培史、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姜、姜的语源学三方面考证，推断姜起源于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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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双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②星川清亲，段维生：《几种小杂粮及食用豆的起源与传播》，《国外农学（杂粮作物）》，1983年第4期。
③沈志忠：《先秦两汉梁秫考》，《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④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定生先生商榷》，《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⑤徐元邦：《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⑥吴德邻：《姜的起源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高人雄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①结合考古资料对秦汉至魏晋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归纳。李并成的《河西地区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研究》②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文献考证出河西地区历史上历朝粮食亩产量，其中汉代河西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大约在1.1—1.2小石左右，合今亩产量（粟、麦平均亩产）当为110斤/亩上下。王忠全的《西汉亩产量管见》③从史书记载和西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两方面考证出西汉粮食亩产量约在二三石之间。宁可的《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④采取传世典籍和居延汉简相结合的方式，计算出汉代每个劳动力垦田亩数是14亩多，每个农户家庭占有耕地为29亩左右；粮食每亩为140斤左右；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每人每年480斤左右；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2000斤左右。王忠全的《番系所言西汉亩产数据考》⑤通过对《史记•河渠书》所载河东守番系关于土地生产的一条言论考证西汉粮食亩产量。汉代粮食亩产量究竟有多少，历来众说纷纭，周国林的《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⑥通过对众家之说分析，认为汉武帝及其以后时期的亩产量为三石即一亩获谷粟一百二十斤。杜绍顺的《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⑦在总结众家之说的基础上认为“汉初亩产一石”是可信的，同时认为一般亩产量，指中等田地在一般年成的亩产量。汉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缺乏全面研究，黄今言、温乐平的《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⑧通过文献、考古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汉代南方、中部，西北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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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人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李并成：《河西地区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2期。
③王忠全：《西汉亩产量管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④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版）》，1980年第3期。
⑤王忠全：《番系所言西汉亩产数据考》，《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⑥周国林：《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⑦杜绍顺：《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秦汉史论从（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⑧黄今言，温乐平：《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的三个农耕区的劳动生成率做了具体的考察。徐扬杰的《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①首先交代了廪名籍的定义和特点，其次通过对廪名籍记载的状况分析，计算出每个人的口粮标准，以及所记口粮的性质。陈公柔、徐苹芳的《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②对20世纪30年代瓦因托尼出土的95枚记录廪食出入库的简加以分析整理，特别是对于这时期瓦因托尼出土的“耧车”的介绍，对于研究农器具的普及和代田法的推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
居延屯田机构和商品经济方面：宋治民的《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③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典籍简要地介绍了屯田的机构、屯田的组织系统和屯田相关人员的性质问题等。张俊民的《汉代居延屯田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④利用居延汉简对一些官职和遗址位置展开讨论。马耀圻、吉发习的《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区》⑤首先回顾了居延汉简发掘的历程，其次结合文献阐述了居延屯田的背景，最后认为居延屯田区域应该是居延县和肩水县两部分组成。内蒙古额济纳旗是今天的行政区划，在汉代该地区是张掖郡居延县辖地，高敏的《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⑥从居延地名的由来、汉武帝设居延县、从汉简看居延屯田、汉代居延的商业活动等四方面对汉代居延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高维刚的《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⑦通过汉简对河西四郡的经济状况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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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
②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宋治民：《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④张俊民：《汉代居延屯田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⑤马耀圻，吉发习：《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戍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2 年第6期。
⑥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分析，其中对粮食的交易问题的论述，为深入研究汉代农业经济提供了依据。居延汉简记录了丰富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东旭、李国庆的《从居延汉简看汉代居延地区社会经济》①从地理人口、农业畜牧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揭示了居延地区在汉代时所处的重要地位。
汉代居延地区的水利设施状况的研究：张芳的《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②利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的记载对汉武帝至和帝时期屯戍活动以及汉简中关于部分水利的简文做了探讨。王致中的《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河西走廊各个朝代的水利设施兴修状况，也为研究河西走廊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依据。李清凌的《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④认为中国古代西北的农田水利开发，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家的军事活动，二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力度。为解决军粮的需要，国家在西北屯田的同时，水利设施建设也是重中之重。马新的《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⑤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认为两汉时期的温暖湿润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降水，从而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条件，降水过多又迫使统治者必须兴修水利整治水患。
汉代仓储管理的研究：邵鸿的《西汉仓制考》⑥从郡县仓库设置状况、仓令等级和粮仓系统三方面揭示了汉代粮仓的设置状况。张锴生的《汉代粮仓初探》⑦主要对汉代的各种粮仓的规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邵正坤的《汉代仓储职官考述》⑧指出：仓官在汉代的职官体系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管理仓储，行使有关行政、经济事物职能的载体。汉代极为重视对仓储日常事务的监控，并且依照国家财政和皇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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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东旭，李国庆：《从居延汉简看汉代居延地区社会经济》，《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②张芳：《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③王致中：《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④李清凌：《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
⑤马新：《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⑥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从》（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张锴生：《汉代粮仓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⑧邵正坤：《汉代仓储职官考述》，《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
政的区别，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郡到边郡的仓储职官体系。这一体系从西汉到东汉率有分合变迁，并且在秩级、职官、属员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汉代西北屯田性质方面的研究：刘汉东的《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形态演化探论》①从文献入手认为西北屯田开始时间早，并对西北屯田中的公田转化成私田的几种形式进行了论述。李古寅的《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②认为汉代西北屯田讨论的焦点在军屯方面，并就民屯从劳动人员、民屯管理、边境郡县设置和民屯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使我们对西北边境的民屯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汉代西北屯田对环境的影响：景爱的《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③通过对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揭示了额济纳河流域的沙漠化与两千年以来人们在此屯垦戍边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中所附手工复原卫星图片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演变过程。景爱的《古居延绿洲的消失与荒漠化——从考古和卫星遥感观察》④通过对考古和卫星遥感的研究，认为“自西汉以来连续的屯垦耕种，使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元末明初的战争，造成了河流改道，从而导致了古居延绿洲的消失和荒漠化”。倪根金的《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⑤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阐明了汉代居延垦区由兴旺发达到衰落的历史原因，充分说明了乱砍滥伐森林带来的恶果，向人们揭示了“开发大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切不可盲目蛮干，毫无克制”。杜海斌的《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⑥以汉代、唐宋、近代为基点，揭示了居延地区两千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并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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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汉东：《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形态演化探论》，《郑州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②李古寅：《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③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④景爱：《古居延绿洲的消失与荒漠化——从考古和卫星遥感观察》，《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⑤倪根金：《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灾害学》，1994年第1期。
⑥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3年第1期。
史的实证，为今天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党瑜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对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历史时期对河西地区不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造成当地土壤沙化的严重后果。
为了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的西北大开发中，应遵循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杨士宏的《历代屯田对甘青藏区自然生态和生产的影响》②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历代在甘青地区屯田所产生的影响。
三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同样，中国人事管理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作为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集体生活，人事管理活动就产生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国家的诞生与发展，人事管理逐渐制度化和普遍化，并最终成为社会管理特别是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列宁说，国家“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就是官吏，他们被称之为“国家代表”③。可见，吏治与治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所以法家韩非说：“明主治吏不治民。”一方面，“吏者，民之本纲也”④，官吏是老百姓遵循的根本纲领；另一方面，“臣下者，主之所用也”⑤，官吏又是最高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在最高统治者、官吏和劳动人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