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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类生死观
隋唐典籍及墓志等文献资料中比较少见对于女性信仰儒家思想的明确说明，但从其遗言中却可发现她们的儒家生死观。
一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来自孔孟的这一主张在隋唐女性遗言中多有表露。无论是隋末欣慰于其子行给事郎许善心（568—618）死于国难绝食而死的永乐郡君范氏（527—618），唐末黄巢军进入长安后誓与国家共存亡自缢而死的故相驸马都尉于琮之妻广德公主（？—881），还是为蔡州吴元济军脔而食之仍高叫其丈夫李湍“善事乌仆射”的无名氏，都是死于忠义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颍州刺史高彦昭之女高妹妹（775—781），虽为女童，亦因忠义而死。高彦昭原为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部下将领，奉命镇守濮阳，因继任者李纳抗拒朝命，在德宗建中二年（781）挈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其被质妻子因此被屠，七岁之女高妹妹本可免死为婢，她因母兄“以忠义诛”，不忍独生，西向再拜其父后就死。[26]
二是士可杀不可辱。不少隋唐女性重视名节，因义不受辱，自杀而亡或被杀而死。在隋末或唐末战乱时期，多有高门大族之女主动求死或为贼所杀。在隋末，渭源县令裴伦夫人河东柳氏（579—618）带年轻美貌的二女和儿媳投井而死，历阳郡丞赵元楷之妻清河崔氏（？—616）拒绝盗贼逼娶被乱箭射杀，被幽废的华阳王杨楷之妃河南元氏（？—618）羞于为宇文化及之党校尉元武达所辱绝食身亡；唐末黄巢之乱时，进士、校书郎殷保晦之妻封绚拒为黄巢贼党逼娶，骂贼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遂遇害。在遇贼寇受辱之际，唐代非名门大族之女亦多有为守节主动求死者，多发生于唐中期。例如：前安乐公主府仓曹符凤之妻玉英（约卒于睿宗时期），在随夫流放儋州途中为獠贼所胁选择自沉于海；武康尉薄自牧之女薄氏，随丈夫邹待征赴江阴县尉途中，因拒为海贼所污于江滨投水而死；[27]奉天县窦烈待嫁二女伯娘、仲娘为持刃剽劫的草贼所掠，姊妹为拒逼辱先后投谷而死；[28]张弘靖幕府观察判官韦雍之妻萧氏，在幽州朱克融军乱丈夫被劫临刃之际因不愿为贼所辱而被杀。她们因义不受辱，或投井、或绝食、或被箭射、或沉海、或投江、或跳谷、或被杀身亡。
三是侍亲行孝，无愧先人。儒家主张事死如事生，提倡行孝，无论是在父母生前还是身后。一些中青年女性，在临终前以不能再侍奉行孝于舅姑而遗憾，如京兆府渭南县尉陈苌夫人柳氏（758—801）、试左内率府胄曹参军裴简之妻崔氏（789—814）、前华州华阴县尉夏侯敏续弦崔氏（798—822）、前沧齐协律北平田宿之妻李鹄（834—859）。纪王李慎之女东光县主李氏（？—705），因父亲沉冤得雪，得以下见先王而无恨。京兆府功曹参军诗人韦应物之妻元苹（740—776）临终遗言遵先人遗训薄葬，“缯绮铜漆，一不入圹，送以瓦器数口”。[29]李氏对父亲冤狱的挂怀、元苹对先人遗训的尊重，都是孝顺的表现。
出于死后尽孝、不忘本的目的，一些已婚出嫁女在临终前遗言归葬本家祖茔，选择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一家团聚。例如：司勋郎中杨府君续弦韦净光严（652—711）、黄州刺史高府君夫人李端淑（670—728）、亳州尉氏县尉杨璡之妻源内则（675—741）、亳州刺史郑公之妻独孤氏（？—766）、乡贡进士孙絿之妾王氏（826—853）。韦美美（716—732）由祖母养育成人，遗言葬于祖母墓旁，以报祖母养育之恩。还有一些女尼遗言将自己葬于本家祖茔，洛阳大安国寺大德惠隐禅师（659—734）遗命与师僧父母同葬龙门；京师临坛大德资敬寺尼释然（732—766）遗愿葬于毕原其祖母魏国先祖夫人之茔旁。虽然她们已经皈依佛教，但应该仍和本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亦有侍亲之观念。
四是慎终追远，葬祭以礼。儒家主张慎终追远，重视葬祭之礼。《论语•为政》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30]唐人一般都希望在死后以礼安葬。亲历安史之乱年过半百的叶元之妻郭氏（？—762）临殁，泣谓其子，希望得到以礼安葬。其子叶勃海敬从，“椁于是，棺于是，不愧于乾坤；车如云，马如云，无惭于拜送”。秘书郎兼摄虢州朱阳县令席府君继室杨云（716—774）后于丈夫及继子而亡，卒后由席府君之妹嫁于崔氏者营葬，崔氏女亦“泣血主丧，毁瘠过礼，罄家举事”。对葬礼很重视。唐代流行厚葬，除了因经济较为富庶，受重视葬祭之仪的儒家观念影响也很重要。
五是重视生前身后名。因墓志铭事关身后形象的塑造，唐代女性重视自身名声的另一表现是关心自己墓志铭的撰写。一些女性在临终前指定自己墓志的撰写人，如秘书郎席府君续弦杨云（716—774），遗愿以席氏外甥崔倬“纪事幽壤”；将军秦公之妻杨氏（741—807），遗命次子秦宗衡撰写墓志；邢州龙岗令王某之妻崔蕴（793—852）嘱其子令侄乡贡进士王凭撰写墓志。而女皇武曌（623—705）死后，其乾陵建立无字碑，寓意人生功过后人评价。“将大渐，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其王、萧二家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此举奠定了她作为李唐王朝皇后、皇太后的位置。武则天虽然信仰佛教，作为一代女皇，临终前关心的仍是身后声名。
二、道家类生死观
隋唐遗言女性中，持道教信仰者仅12人，出家女冠3人，在家出家女冠3人，所占比例仅为5.08%。她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道法自然，安之若命。李耳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生死变化，需顺应自然之道。庄周将死，遗言弟子以天地为棺椁，意欲回归自然。信道女性往往具有死为自然之常道的死亡观。长安至德观主元淳一（卒于大历年间）在给门弟子的遗言中提到其“适去顺也，归夫自然”。守太府寺主簿卢府君夫人李真（786—839），“达观彭殇之分，不以寿夭婴心”。“豫戒终期，形于文字，藏在箧笥，人莫得知。粗说生平，犹未绝笔”。在预感到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之时，李真尚能执笔写下其生平，平静以终。
二是追求长生不老，肉身成仙。许州扶沟县主簿郑道夫人李氏（631—707），“平生闻王母瑶池之赏，意甚乐之”。在诸子成年后屏绝世事，“受法箓，学丹仙”。晚年精于老庄，因曰：“夫死者归也，盖归于真；吾果死，当归于真庭，永无形骸之累矣。”太子中允□谌之母卢起信（？—754）诏许出家，将受法箓之际仙逝，遗言曰：“无或怛化，吾其升真！”长安至德观主元尊师淳一（卒于大历年间），临终谓门弟子提及其志向是：“吾方欲撷三芝，练五石，干白日、升青天。”长安玉晨观法师韩自明（764—831），婚后一年多丈夫暴终，她托孤于父母家，栖心于神仙学。临终前谓门人曰：“吾将无形，消息大患尔。”
三是生死齐一，重生乐死。这是顺应自然生死的升级，庄周认为死生如昼夜，循环往复，故达观于生死。试太常寺协律郎郑当之妻王缓（807—833），是庄子生死观的代表人物。病逝前一日，告丈夫“寿夭阴定，非人能易，勿药俟命，鼓盆当师”。虽非道教信徒，但王缓乐观对待死亡，是受到庄周的影响。
三、佛家类生死观
一是死如蝉脱，生死轮回。长安龙花寺尼尼实照（719—797）觉察到自己寿命将尽，尝曰：“慈云高飞，法雨当歇。轮回世界，吾其久欤。”泗州仓曹参军刘府君夫人张氏（792—857）病重之际，遗命嗣子刘航曰：“吾年过岁制，病在膏肓，余气幸存，幸有诫约。况吾心崇释教，深达若空，人之死生，岂殊蝉脱。汝当节去哀情，无令害己，俭薄营葬，勿遣妨生。”
二是通过功德布施，寻求解脱，以超越生死，往生净土。信佛女性临终前会通过写经造像、素食长斋、施舍、释放奴婢等各种方式做功德。寡居的毛处士之妻贾三胜（638—711）皈依佛教，“摈绝尘俗，虔归净土”，大量抄经造像，菜食长斋，礼忏忘倦。“临终设斋，延诸大德，三日行道，并放家僮四人。”其嗣子毛希望葬母并未采取通常的夫妻合葬方式，而是“坟兆虽同，仪形各异，非周文之合葬，祈释教之往生”。衮州瑕丘县令崔府君之妻朱氏（657—740）信佛，“大耋行暮，遗言余教，抚诲不爽。遂舍钱十万，克修胜果”。剑州刺史郭府君夫人元婉（680—746），中年寡居信佛，并受具足戒，预见到自己将亡，“顾谓左右，广修功德。乃舍财宝，放家僮，转大藏经，发最上愿”。河南县尉李琯别室张留客（842—871）“栖心释氏”，疾渐笃，“自取衣装首饰等，施以写经铸佛，一无留者”。另外，华州长史骞公之妻范氏（？—672），其子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骞味道，在母亲死后，“奉遵遗志，敬造阿弥陀石像一躯，并观音、大至两菩萨夹侍”。司农少卿柳泽之女柳婉（720—732）临终之前“分遣赎生”。这是基于她们的佛教信仰，希望死后能达彼岸世界的表现。
三是皈依三宝，意乐出家。典型之例为李勣孙女李功德山（654—716），“临终乃建说一乘，分别三教，谈不增不减，以寂灭为乐，意乐出家，遂帔缁服，如如永诀，非复常情”。泗州刺史王同人之妻裴夫民（685—741）“久得道”，“隐化时顾命勤勤，只令归依三宝，不惊不怖，如眠如睡”。此外，隋唐信佛女性多有遗言塔葬者，还有遗言火葬、龛葬、天葬者，希望借此到达彼岸世界，详见下编第三章丧葬安排部分，此不赘述。
四、世俗类生死观
一是悦生恶死，忧愁不寿。唐代女性中执着于生死的典型代表是兖海沂密等州观察推官杨牢（801—858）之妻郑琼（809—841）。其人出身名门，善守妇道，但性本悲怯，因幼年卜卦而深忧不寿。由是恳苦求助于佛道，衣黄食蔬斋戒，讽诵《道德经》，抄写佛经，晦朔放生，以图庇佑。平时十分敏感，特别在意平日吉凶征兆，恶闻哭声，喜吉语。最终，她在得疾后逾年而终。郑琼虽然求助于佛道，但显然并未成为其内心的信仰，最终因对寿夭过分忧虑33岁便过世。
二是生命有限，追求人生圆满。光州刺史张策之女、吕藏元之妻张氏（？—759），临终遗命诸子孙曰：“吾行年八十有三，教训汝曹，未尝愠色。汝既忠于国，孝于家，及吾无身，吾亦何患。忽乖寝膳，祷药靡效，谁谓荣蓼集于我家。”张氏回顾自己的一生，自认圆满，已是人生赢家，对自己教育得法，长子吕諲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感到欣慰。殁世之前有未了之事和心愿者则会抱憾而终。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张滂续弦郭仪（？—798）随夫贬谪，薨于汀州开元寺别院，临终云：“死生常理，何恨如之。但忧其夫近来多病，男又童稚，未及与婚媾。”田某妻李鹄（834—859）临终谓其夫曰：“所沉恨者，来子家未再周，舅姑知我厚，不得尽供养之道，以报慈爱，死且不瞑矣。”抱憾而终是追求人生圆满的另一种表现。
综合上述，唐代儒释道并行，女性的生死观受到儒道佛三大主流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所提倡，子女或孙子女等通过厚葬父母或祖父母以实践孝道成为当时社会的总体氛围，舍生取义、义不受辱者占有相当比例。唐代女性佛教信众较多，如果考虑到唐代社会诸多老少配现象的存在，我们就会理解寡居女性对宗教，特别是佛教情有独钟的原因，无疑，宗教对女性的精神慰藉是十分巨大的。道教信徒所占比例远较佛教为少，但仍具有一定影响，代表了另一种出世追求。宗教力图超越生死，有宗教信仰者一般能够坦然对待死亡的来临，尘世俗人则牵绊较多，多执着于生死。应该说明的是，少数女性的生死观较为复杂，表现出佛儒杂糅的特点，典型之例如张威德山（756—811），作为宦官之妻，她信仰佛教，属纩之际，“功德布施，自终其愿”。而在告诫子弟后事时，提及“夫立身之本，以忠孝为先，但守前规，吾死无恨”。忠孝显然又属于儒家的范畴，从其遗言可见，佛、儒在其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太仆卿张暐夫人许日光（671—735）亦具有同样特点，她信仰佛教，“性晤轮转，心依法空”。又嘱托其子仁义，“临终遗约，不忘仁义”。
[1] 包括京师长安女性遗言69例、东都洛阳女性遗言75例、两京以外地区女性遗言79例及所在地区不明女性遗言4例。
[2] 长安36人，洛阳44人，两京以外29人，所在地区不明1人。
[3] 长安33人，洛阳31人，两京以外50人，所在地区不明3人。
[4] 长安38人，洛阳34人，两京以外22人，所在地区不明2人。
[5] 长安6人，洛阳4人，两京以外2人。
[6] 长安1人，洛阳2人，两京以外4人。
[7] 长安24人，洛阳35人，两京以外51人，所在地区不明2人。
[8] 长安9人，洛阳5人，两京以外5人。
[9] 长安58人，洛阳70人，两京以外74人，所在地区不明4人。
[10] 长安9人，洛阳3人，两京以外4人。
[11] 长安1人，洛阳2人。
[12] 长安2人，洛阳1人。
[13] 长安1人，洛阳2人。
[14] 长安4人，洛阳7人，两京以外5人。
[15] 长安41人，洛阳57人，两京以外56人，所在地区不明3人。
[16] 长安4人，洛阳4人，两京以外9人，所在地区不明1人。
[17] 长安9人，洛阳2人，两京以外1人。
[18] 长安6人，洛阳3人，两京以外20人，所在地区不明1人。
[19] 长安20人，洛阳16人，两京以外21人，所在地区不明1人。
[20] 长安43人，洛阳56人，两京以外38人，所在地区不明2人。
[21] 长安、两京以外各1人。
[22] 长安、京以外各2人，洛阳1人。
[23] 长安14人，洛阳25人，两京以外13人，地区不明2人。
[24] 长安8人，洛阳19人，两京以外13人。
[25] 长安15人，洛阳9人，两京以外8人。
[26] 《太平广记》卷270《妇人一》“高彦昭女”条引《广德神异录》，第2122页。
[27] 《旧唐书》卷193《列女•邹待征妻薄氏传》，第5148页。参见《太平广记》卷270《妇人一》“邹待征妻”条，第2118页。
[28] 《旧唐书》卷193《列女•奉天县窦氏二女传》，第5147页。
[29] 朝请郎前京兆府功曹参军韦应物：《故夫人河南元氏（苹）墓志铭》，《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下册，第383—385页。
[30]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篇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页。
附录：
上编唐代留有遗言女性基本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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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姓名及生卒年一栏，同上编三章中的小标题，诸人依卒年先后排序；身份一栏，婚者列某人之妻等，未婚者列某人之女。
参考文献及部分省称
1.在正文中仅出现一次的论著，直接在正文注释中标注版本信息；在正文中至少出现两次以上的论著列入参考文献，正文中不再标注相关的版本信息。
2.按作者、编者姓氏首字母笔画，对参考文献进行排序。作者、编者为两位以上者，依第一作者首字母排序；编者为一机构者，依机构首字母排序；作者、编者姓氏首字母相同者，依出版先后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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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人留意隋唐人物遗言这一课题，至少始自2015年。当年12月，本人以《遗言所见唐人临终关怀述论》为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碑传墓志悼词遗嘱研究。此后亦一直留意于对隋唐人物遗言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本书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8LZUJBWZY028）“隋唐女性临终遗言研究的”的结项成果，也是本人对于隋唐人物遗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合作者吕璐瑶，河南郑州人，兰州大学2017级中国史研究生，目前在郑州政协文史馆工作。因具有地缘便利，负责搜集项目中洛阳出土墓志中的隋唐人物遗言资料。她在其基础上完成了其硕士学位论文《唐代洛阳士人遗言研究》，获评兰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一文。本书稿由本人具体负责各章的撰写，吕璐瑶撰写了绪论中的个别研究成果条目。关于隋校书郎宋文之女宋五娘和德州平原县丞毕粹的夫妻关系，为我们共同完成的考证。第六章第一节“丧葬花费中的薄葬表现”及第三节“从厚葬背景看唐代女性的薄葬遗言”中薄葬原因的概括，部分结合了吕璐瑶的毕业论文。她还负责了书稿的校对工作，以其一贯的耐心细致，发现了几条比较重要的疏漏之处。我的研究生李明旭、张文文也参与了本书稿的校对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书稿的写作是在美国完成的，感谢我的合作导师陈怀宇教授对这一课题的支持和鼓励，并给予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交流的机会。本书的写作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流行肆虐于全球各国之际，在写作这篇后记之时，所处的美国正是第二波疫情的震中，深感生命之宝贵，愿人类珍惜健康、维护和平的环境，共同进步，希望我们能从古人遗言中汲取营养元素，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威胁。诚挚地希望各位学人朋友为本书多提宝贵意见，欢迎交流！
么振华
2020年6月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寓所2021年5月最后修订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绪论与先声
一、绪论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二）研究目标与基本内容
二、先声：隋代女性的遗言
（一）是否与丈夫合葬
（二）不忍受辱，主动求死
（三）财产处置
上编 遗言叙录
第一章 唐都长安女性遗言
宫城
常乐里
辅兴里
来庭里
大宁里
安兴里
义宁里
崇仁里
胜业里
太平里
延寿里
平康里
道政里
开化里
通化里
通义里
崇义里
光德里
宣阳里
安仁里
兴化里
长兴里
延康里
亲仁里
安邑里
崇化里
靖恭里
安业里
光福里
永乐里
永宁里
长寿里
宣平里
静安里
升道里
兰陵里
宣义里
永平里
敦化里
修业里
未知里
第二章 东都洛阳女性遗言
丰财里
道光里
殖业里
兴艺里
清化里
思恭里
立行里
教业里
立德里
时邕里
毓财里
皇城
上阳宫
铜驼里
道德里
慈惠里
择善里
通利里
仁风里
恭安里
温柔里
思顺里
绥福里
宣风里
崇业里
会节里
淳风里
崇政里
敦化里
永丰里
尊贤里
履信里
利仁里
宜仁里
敦行里
康俗里
正俗里
履道里
尚贤里
仁和里
崇让里
灵台里
万岁里
杜翟里
未知里
第三章 唐代两京以外地区女性遗言
关内道
河南道
河东道
河北道
山南道
陇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剑南道
岭南道
卒地未知
附录
下编 唐代女性遗言研究
第一章 唐代女性遗言的执行
第一节 唐代佛教信仰女性遗言的执行
第二节 唐代道教信仰女性遗言的执行
附：释道兼信女性遗言的执行
第三节 唐代俗家女性遗言的执行
第二章 唐代女性的临终心态
第一节 坦然接受
第二节 遗憾担忧
第三节 痛苦而死
第四节 勇于赴死
第三章 中古社会背景下的唐代女性遗言特征
第一节 遗言所见唐代女性的临终关怀
第二节 合葬背景下的唐代女性遗言与丈夫分葬现象
第三节 从厚葬背景看唐代女性的薄葬遗言
代结语： 唐代女性的生死观
附录： 上编唐代留有遗言女性基本信息一览表
参考文献及部分省称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