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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号唐太宗长孙皇后不因病重而接受赦囚祈福之举，也是达观知命的一种表现。长孙皇后（601—636），贞观八年（634）从幸九成宫时染疾病危。当时，太子李承乾入侍，密启母后：“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长孙皇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因其“固争”而止。[10]此事发生于长孙皇后卒前两年，据之，她对生死问题看得相当透彻，不欲通过赦免囚徒而祈求病愈。
第二节
遗憾担忧
相当一部分唐人会带着各种遗憾离世，这些遗憾大多事关情感与亲情。
一、牵挂家人
唐代女性临终前多表现出对子女、丈夫及父母等家人的牵挂。第三章61号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张滂继室郭仪（？—798），因张滂得罪裴延龄，被贬为汀州长史，郭氏随夫贬谪温湿的闽瓯之地。贞元十四年（798），郭仪40余岁薨于汀州开元寺别院，临终谓女奴云：“……死生常理，何恨如之。”但忧其夫近来多病，男又童稚，未及与婚。有弟之丧，寄在燕赵；有妹之墓，旅于江湖。时日末良，不及启□，是其遗恨。临终之前，郭氏既担心丈夫的身体，又挂念儿子的婚事，还遗憾于弟、妹未及归葬。
当然，女性牵挂子女之例是最多的。第一章45号大理卿崔公之妻、荥阳县君郑氏（667—703），37岁于京第大渐之际，顾命长子司农丞崔璘、次子华州参军崔琏等曰：“汝免过失，吾殁无恨。两房兄弟，足可协睦，若生异端，□违吾意。”又训诸女：“必崇内则，尽礼夫家，以弘妇道。”惦念诸子勿犯过失，希望女儿恪守妇道，以保平安。第一章22号行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张晕之妻姚氏（722—788），育有子女各三人。贞元四年（788）夏，67岁终于京第，临终“属念诚深，忧之季男，恤于仲女。仲女久披缁服，竟无房院住持；季男初长成人，未有职事依附。缅想尔等，栖栖者欤！吾言及痛心，不忍瞑目，深思两遂，在尔诸男，速宣勉旃，无负吾志”。姚氏在遗言中并未提及丈夫的归葬和自己的丧葬事宜，而是担心早出家的女儿因未获度牒而没有隶属的寺院，刚刚成人的小儿子还未获得安身立命的职事，并十分关心子女的婚姻问题。第一章69号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韦庆复之妻裴棣（783—846），丈夫先逝后，守寡37年，“以成就门户为念”。其女适前进士于球，不幸无与偕老，儿子韦退之任将仕郎前监察御史里行。会昌六年（846），裴氏64岁病逝。值其寝疾，子女问安之际，必曰：“今没无恨。然吾子家未立，且艰难于名，今方整羽翼，所未忍舍之。以是汲汲于医药。”第三章4号凤翔府麟游县令李钦说之妻赵氏（838—871），咸通十二年（871）秋，34岁病逝于奉天县官舍。将临大渐，斋沐俟时，“视儿女以哀伤，泫然血泪”。以上四例中，有三例女性在临终前对儿女的担心都有体现，并没有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仅裴棣一例特别表现出对儿子的关心，这或许与其丈夫早逝，她希望儿子能够承担起韦家的门户有关。不同于裴棣，第二章2号吏部郎中、河南少尹苗府君夫人杨氏（756—807）则十分担心其子的未来生活。元和二年（807）秋，她52岁卒，“临决付命，遗恨悲于弟妹。念汝少孤，遭世不愍。吾之疾苦，未卜前途。抚育之分，未能使汝免于饥寒之忧。仰惟先轨，骨肉标擗，痛毒何追”。因离开早孤的弟妹而遗憾，对其子苗让依依不舍。
有的女性对不能再侍奉老人表示遗憾。第二章7号试左内率府胄曹参军裴简之妻崔氏（789—814），婚后一年半过世，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临终前与裴简及父母诀别，“临殁辞所事所生，以不克为妇为子为恨，谓所从以不疏己宗为托”。以不能继续尽孝于姑婆、侍奉丈夫为遗憾。第二章26号前华州华阴县尉夏侯敏续弦崔氏（798—822），与其姊先后嫁夏侯敏为妻。长庆二年（822），不幸在婚后两年因诞育子嗣而生病，她对前往探视的姑婆泣而言曰：“妾不才，幸为姑之冢妇。今形貌羸瘵，不类于人。所憾者，事姑之节未彰，埋魂之祸将及。苟气不绝息，命或更生，则愿髡髪居家，没齿侍姑之左右。”当年四月底，年仅25岁终于东都私第。临终前，崔氏为不能对公婆尽孝而遗憾。第三章41号前沧齐协律北平田宿之妻李鹄（834—859），好读书，儒籍外亦好释老氏书。不幸婚后一年半病逝，年仅26岁。临终谓其夫曰：“所沉恨者，来子家未再周，舅姑知我厚，不得尽供养之道，以报慈爱，死且不瞑矣。”深以不能尽孝舅姑为憾。
有的因病而亡的女性，尽管自身很痛苦，但不忍言己苦以焦其母之心。第一章33号岭南节度使薛珏孙女薛氏（799—822），10岁时其父河南府缑氏县尉薛弘庆亡，其母为范阳卢氏。因疾未嫁，“虽有甚苦辄不出于口”，忍痛不言。及既甚，人问其故，答曰：“生之短长，命也。予未大尽，天其自瘳。予命苟至矣，言之又何求耶？且吾奚忍以将尽之身前，焦吾母之心哉。”为了不让寡母担心，薛氏女忍痛不言。
二、未及与亲人诀别
与亲人诀别是唐代女性一项重要的临终关怀事项，女性逝者在临终之前很希望与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详见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相关内容），如果未能与想见面的亲人见面则会深感遗憾。以下试举三例说明。
第三章6号同州夏阳县令陆翰夫人元氏（770—804），生两男两女，贞元末，35岁终于夏阳私第。辞世之日，陆翰“职于使，又不克董丧”“縻职他县，至则无及矣”。元氏兄弟四人或游远，或守官，或归养，皆不克会葬。将诀之际，子号女泣，问其遗训，则曰：“吾幼也辞家，报亲日短，今则已矣，不见吾亲。亲乎，亲乎！”她以未见及父母兄弟诀别而伤感。
第一章12号荆南监军使、行内常侍吴德墉之妻赵氏（807—863），咸通四年（863），57岁终于京第。临终召左右曰：“夫万品修短，各有其分，吾于生死，苟无惑焉。□我所天，掌国命，监抚藩维，恨不得面诀存没，永谢幽明。”因未得面诀夫君，长吁数声，复以遗言诫令叮嘱诸子。赵氏身殁之前领悟了生死要义，已不再困惑，另一方面又以不能面辞在外监军的丈夫为遗憾。
第二章57号鄂州中丞郑鸾第二女郑张八（861—877），因病17岁终于乾符四年（877）。其长姊适高氏，“别离数年，未克会面。每至望恋，言与泪俱”。及其抱病，又遭季兄之祸，“积其悲惋，成于膏盲”。其舅乡贡进士绶曾闻其疾病中之语，遗意昭然彰显了其孝爱之心。
三、其他遗憾
有的女性遗憾于不能与丈夫偕老。第一章51号右补阙高盖之妻刘宝（713—755），天宝十四载（755），43岁病逝于长安宣平里。危亟之际，在给丈夫高盖的遗言中，表达出其临终的遗憾心态，“获观先人，诚惬所仰。但阻偕老，顾深吞恨”。
有的女性以父祖未及祔葬为遗憾。第三章54号河南府河南县丞进士李涣之妻河东裴琡（814—849），大中三年（849）秋，李涣将述职河南县丞时，裴氏36岁，以疾殁于扬州。临终希望薄葬，“唯曰二代未袝，越在他乡，此志不申，殁以为恨”。其父成都府新繁主簿裴敬、祖祔江陵县尉裴翊未能祔葬，成为其遗恨。
个别女性因长期忧愁不寿而早卒。荥阳郑琼（809—841），字德润，盐铁司、殿中御史郑博古之女，出嫁兖海沂密等州观察推官、文林郎、试大理评事杨牢（801—858）。其夫出身关中高门之家，《新唐书》卷188有传，年少以孝著名。28岁擢进士第，当年娶同为高门的郑琼为妻。[11]然杨牢因“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而郑琼虽“有志行”[12]，夫妻感情并不融洽，这从杨牢在外有别宅妇并生有一子可以看出[13]。故她性本悲怯，每自疑不寿，自云：“吾年七岁，时在京城中有以《周易》过门者，先夫人为吾筮之，遇乾之剥，以□之寿不能过三十。”由是恳苦求助于佛道，衣黄食蔬斋戒，讽诵《道德经》，抄写佛经，晦朔放生，以图庇佑。同时十分在意平日吉凶征兆，恶闻哭声，喜吉语。开成五年（840）春，郑琼得疾，服药未效，自以焦氏《易林》筮之。遇□字辞乾坤，既恐惑，因多噩梦。踰年殁于东都。郑琼出身官宦之家，善守妇道，但性格悲怯，因幼年卜卦而深忧自己不能以寿终，变得疑神疑鬼，事事小心，最终因过分忧虑33岁便过世。[14]
以上诸例，从侧面反映出虽然唐代女性中颇有一些巾帼英雄，但很多仍是扮演着传统的相夫教子、赡养老人等角色。
第三节
痛苦而死
古代社会，女性不事生产，她们的身份、地位具有依附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丈夫的离世会对她们造成重大打击。从唐代女性遗言的临终心态来看，在离世之前痛苦而死者以多年寡居女性和丈夫先于女性离世者为主，她们因各种原因痛苦而死。
一、追随丈夫求死
第三章19号汝南郡真阳县尉裴处琎（？—750）之妻赵氏（？—750），其丈夫天宝后期病逝于真阳县廨宇。自丈夫卧疾，赵氏“恒求代死之师。倏忽云亡，旋作辍弦之谶”。13日之后，其预言成真，亦卒于真阳。唐代战争期间与唐末战争期间的此类女性，与隋末乱世战乱遗言具有相同内容，由此可见战争与乱世带给女性的痛苦是十分巨大的，她们往往难以承受。
一些唐代女性在遭遇非常之变时，特别是丈夫被害的情况下，自己也选择追随亡夫而去，表现出誓不生还的决心。第三章67号端州司马杨收夫人韦东真（？—870）因丈夫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收冤死而悲愤不已，“动思冥佑，誓不生还”。一日即其子而命曰：“承家事死之道，尔宜保其旧；积善流庆之报，庶可濯吾冤。有生必谢，吾奚独存于是？”遂“击心而嘷，一往不返”。
二、寡妇以未亡人自居
有的女性则在丈夫卒后，为了照顾孩子或孝顺舅姑，以未亡人心态生活，心如死灰，生活缺少希望，最终哀痛而死。这类女性一般夫妻感情较好。唐前期之例如：第三章11号太府卿裴友植继室、平原郡夫人渤海封氏（670—726），开元十四年（726），57岁病逝于河南陆浑县山舍。其丈夫先逝，并已与前妻郑氏合葬，封氏以未亡人自称，且遗言不与丈夫合葬：“吾性略近俗，事存远风。后起孤坟，无循合葬。”又如德阳郡什邡县令京兆韦长卿（685—741）之妻河东薛氏（698—744），在丈夫卒后，“孀嫠至艰，缟练行变”。天宝三载（744）“自蜀还秦”，护送丈夫灵柩返回长安。此后“久客思乡，以从怀土之恋”的薛氏，以“未亡为称，但深同穴之悲”。当年染疾，47岁终于西京昭国里私第。当年七月，夫妻合祔于长安城南毕原。[15]
唐后期此类例子更多。第二章53号秘书郎、兼摄虢州朱阳县令席府君续弦杨云（716—774），安史之乱时期，“河洛再陷，关辅大恐。交兵建燧，群盗蜂起”，其丈夫席府君“忧愤即世”，其前妻韦氏所生四子亦“歼逝”。杨云遵守丈夫遗言，将其归葬于龙门山北趾，并为因战乱而未及立茔碑的舅公建碑。之后，她才“殁无恨”“于龙门茔域，溉柏扫墓，启手待终而已矣”。直至大历九年（774），59岁终于河南县敦行里私第。此例中，杨云在丈夫死后，已经心灰意冷，只是为了处理丈夫和舅姑的丧事，才勉力生活，之后便“启手待终”了。尚书屯田员外郎于申夫人京兆韦懿仁（755—807），系大理少卿韦光弼长女、太子仆韦昭训孙女、户部侍郎李峄外孙女。大历三年（768），初及笄，归于京兆尹、御史大夫于颀元子进士于申（754—793），[16]两年后成礼。婚后23年，贞元九年（793）八月，于申即世，“夫人哀深昼哭，言称未亡，誓固柏舟，事光彤管。槟落荣辱，栖息空门，耽味玄言，深入禅悦，孀婺斋洁，一十五年”。韦氏以未亡人自称，寡居15年，以信佛为精神寄托。元和二年（807）五月，终于京师宣平里第。三个多月之后，长女之婿冯翊令清河崔泽，护其丧，祔于兴平县于申旧茔。其铭文载：“屯田旧茔，松槚森列，夫人归祔，双凤同穴。”[17]第三章3号太学博士班繇之妻李氏（？—831），生数子，但“唯长子及甫孝侍于侧”，其余均夭折。丈夫死后，李氏“旦暮不食，而及甫号擗过礼”。曰：“吾所未亡者以尔，吾闻西方教日一食，吾从之，以抑其心。”大和五年（831）春末终于京兆渭南之别业。
在唐代，有部分女性出于未亡人的心态而不欲就医服药。第一章2号唐太宗充容徐惠（627—650），太宗崩逝后，“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病甚，谓所亲曰：“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并为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太宗崩逝后一年，徐惠24岁便病逝。第一章6号顺宗李诵（761—806）王良娣、谥庄宪皇后（763—816），生前“深抑外家，无豪丝假贷，训厉内职，有古后妃风”。元和十一年（816），54岁崩于长安南内咸宁殿，祔葬于顺宗丰陵。遗令曰：“皇太后敬问具位。万物之理，必归于有极，未亡人婴霜露疾，日以衰顿，幸终天年，得奉陵寝，志愿获矣，其何所哀。”第一章50号国子监丞、兴州刺史郭镠之妻韦珏（813—877），乾符三年（876）冬，其丈夫病逝，韦氏为丈夫服丧礼毕后得疾，以未亡人自称，拒绝“骨肉家隶”的“趋召医药”。其曰：“妇之失俪，谓未亡人，待亡者也。”故“巫医不征，药饵不前”，乾符四年二月，65岁卒。其骨肉最后似遵从母命，并未求医服药。还有一位女性则因已完成今生任务而拒绝医药。第三章52号陈后主叔宝之玄孙颍川郡夫人陈照（697—744），初为东海徐文公之妻，生子徐崐，后依其伯父衢州长史陈希寂、叔父衡州刺史陈希固之命，改嫁扬州江阳县令卢全寿。陈氏博学多识，儒释道兼通，且造诣极高。其子徐崐参军荥阳军事，又亲迎南安庞氏成亲，陈照曰：“吾恐不及此，及此非天乎。睹其从宦与成其室，吾事毕矣，焉用生焉！”故“构疾不医，奄至薨背”。天宝三载（744）正月，48岁薨于江阳县之官舍。陈照未满知命即拒绝医疗，撒手人寰，表明她已经对人生没有了其他的希望，故不愿再活。
以上，徐惠、韦珏都是在丈夫死后，以未亡人的心态欲追随丈夫于地下，一般是夫妻感情较好，故做此选择。庄宪王皇后以得奉顺宗陵寝为己愿，她是在顺宗卒后10年，54岁病逝的。沈伯弘在其《唐代医疗设施及其效益评估》一文中以徐惠和李勣、吴凑两位官员之例，指出前者是出于不想独活于世的心愿，后者是出于对此生的满意，已经看透生死的心态。作者提出唐人得疾不延医的思想，认为其相当特别，但又言“也不能排除这种思想在唐人间的普遍性”。其看法具有一定矛盾，并进而上升到另一个层面，提出这种思想是唐代医学普及的最大阻力。[18]就笔者目前所见，唐人得疾不延医，除了沈氏文中所谈到的这两种心态，还有前述唐人预知自己寿数将尽，医药已经无力回天，故不再服药，不欲浪费金钱和医药资源，这是其达观知命的一种表现，例证见本章第一节。真正符合沈氏所言得疾不延医，不助于医学普及的就是出于未亡人心态而拒绝就医，还有看透人生，将人生视作一种已经完成的任务，但这种情况，就笔者所掌握的唐人遗言700余例来看，这只占极小的比例，故绝非普遍，这种思想并不可能成为唐代医学普及的最大阻力。
三、因其他原因痛苦而死
有的女性临终前表达了自己饱受病痛折磨之苦。第一章27号京师兴圣寺主尼法澄（630—729），同州冯翊县令孙同第二女。开元十七年（729）冬，因风疾卧病二旬，饮食绝口月余之后，除饮水之外，坐绳床七日不动方卒，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