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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唐代俗家女性遗言的总体执行情况，丈夫对妻妾的临终遗言，会根据现实需要，确定和权衡是否予以执行，而不是无条件执行。皇帝作为丈夫对女性遗言的执行，同样如此。而儿女、孙子对逝者遗言的执行一般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作为女性遗言主要执行者的儿子，面对母亲不同于世俗安葬方式的遗言，有时会非常为难，但仍会努力予以实现。亲人对待女性遗言的态度，与两者之间的地位身份高低有很大关系。在古代丈夫作为女性之天，其地位相对作为妻子的女性要高，尽管唐代女性地位较其他古代时期要高，但仍然是男尊女卑的社会。遗言中明显不同于众的要求，都会对儿子等亲人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困惑，形成不同程度的挑战。不同于信仰佛道的出家女性，俗家女性不同于众的遗言，对于执行的晚辈或亲人而言，具有更大的难度。
[1] 上编第一章53号韦净光严（652—711）、58号蔺氏（671—748）、37号郭佩（761—801），第二章63号赵璧（627—702）、50号柳府君夫人长孙氏（668—734）、17号吴嘉（675—751）、23号刘会如（692—752）、40号郑嬇（766—814），附录4号赵启夫人任氏（787—848）。
[2] 子婿宣德郎试左领军卫兵曹参军韦珏撰《唐故朝议大夫金部郎中韶州刺史裴公（札）夫人陈留县君阳平路氏墓志铭并序》对其多年节用攒钱及归葬途中的艰辛进行了详尽描述。路氏在丈夫亡后，“以韶州旅榇，权窆他土，常用戚感于怀，遂度谋于中，节用于外，历八九稔，财力方集。贞元九年（793），岁协吉卜，将领幼子护丧而归，浮江泛淮，自河达洛，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载《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下册，第185页。参见前宋州柘城县尉杜密撰《唐故朝议大夫金部郎中韶州刺史裴府君（札）志铭并序》，《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下册，第169页。
[3] 长安有隶属寺院比丘尼9位：27号法澄、36号辩惠、43号法愿、47号释然、54号寂照、55号实照、56号尼契义、59号坚行、60号义空。其中，27号、55号、60号的遗言无需执行或内容不明，本章不作探讨。
[4] 洛阳有隶属寺院的比丘尼3位：30号惠隐、31号清悟、32号法真。
[5] 两京以外有隶属寺院比丘尼4位：35号体微、51号灵惠、55号元应、62号善悟。
[6] 第一章30号罗四无量，第二章23号刘会如、73号元婉。
[7] 凡本书下编中提到的第×章××号，皆是指上编第×章××号，下文行文中不再标出“上编”二字。
[8] 杨梅《唐代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指出：唐代碑石资料中常见“在家出家”的说法与尼僧住家并不相同，住家僧尼虽然身不住寺，但都隶名于某一尼寺，且具大小戒；而“在家出家”或“在家菩萨”则是对潜心向佛之信徒，也即居士的称誉，当中抑或有私度者。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第24页。
[9] 《大周魏州司马范阳卢君（璥）石文》记卢璥遗言提到：“气绝之后，速即归葬，敛以时服，棺周于身，铜铁缯彩，涂车刍灵，尽无所设。唯写《孝经》一卷，示不忘吾本也。”载《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11页。
[10] 即第一章10号宋功德山、第一章51号刘宝、第三章9号郭氏、第一章67号郑氏、第二章48号云氏，后两位的塔葬遗言由其子执行。
[11] 杨梅《唐代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24页。
[12] 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载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37页。
[13] 《旧唐书》卷84《裴行俭并附子裴光庭传》，第2806页。
[14] 《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95页。
[15] 南怀瑾《禅宗与道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16] 王永平《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8页。
[17] 查庆《唐代臣僚与道教的关系》认为受法箓是正式成为道教中人的条件，其云：“李白果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6期，第128页。
[18]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8《系辞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7页。
[19] 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七章《婚姻之外的女性》将赵丽妃列为未出家女冠，第247页。焦杰《唐代道教女信徒的宗教活动及其生活——以墓志材料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125页）认同了其说法，但作者亦指出：赵丽妃入道不久即逝，其入道是为满足其夙愿。但笔者认为仅从张说所撰《和丽妃神道碑铭》并不能说明赵丽妃是未出家的女冠，因为她在逝世当辰还说“神往土清，愿承恩而入道”，说明她去世之时并非女道士，入道只是其愿望。
[20] 第二章42号蒋道微（754—826）、第三章52号陈照（697—744）均为儒释道兼通，在此不论。
[21] 万军杰《唐代女性的初婚年龄》，《华夏考古》2014年2期，第106、108页。
[22] 《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下》，第546页。
[23] 蒋防《霍小玉传》，载《太平广记》卷487《杂传记四》，第4006页。
[24] 《太平广记》卷448《狐二》“沈东美”条引《纪闻》，第3663页。
[25] 《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年十一月条，第6235页。
[26] 《贞观政要集校》卷6《俭约第十八》，第318页。
[27]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46页。
[28] 《旧唐书》卷77《阎立德传》，第2679页；《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97页。
[29] 《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第441页。
[30] 《太平广记》卷208《书三•购兰亭序》引《法书要录》，第1591页。
[31] 《唐代婚丧》第三章《厚葬之风》，第182页。
[32]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第2461—2462页。
[33]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56页。
第二章
唐代女性的临终心态
夫人之存于大欲，莫不爱生而怵死；叶休愿则怡然自康，语咎征则惕焉深忌。由是密权利之厚，安金石之固，不知有终，奄忽而往者，乃举俗同，致物之常情。恶识乎形而即灭，未异于存殁之境；睿而无穷，不留于荣枯之分。[1]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行礼部员外郎袁晖曾在为道士杨曜撰写墓志时，表达了上述自己对死亡的看法。恐惧不安，为此而追求权力与长寿，这也应该是很多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另有一些唐人则从理性上认识到人皆有老、会死亡的事实。怀州刺史贾敦实（？—682）年九十余病笃之际，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2]无名氏唐人云：“人生要死，死者天下之大期；物盛必衰，衰者古来之常运。”[3]至德二年（757）十月，坚守孤城睢阳近两年、以阻止安史叛军南下的张巡（709—757）被执，见其众哭，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4]他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安天顺命。
生死离别之际，很多人会选择和他们的亲朋告别。但也有人在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时闭门绝俗，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地面对。比如张行满（587—648），62岁时以患卒于家，他“知命之纪，道场游观。听法既觉，则悟己无常；睹相思空，则知非一合”。彻悟之后，“遂闭门绝俗，不交非类”。[5]榆林窟第25窟唐代壁画“老人入墓图”中的老人，在入墓之际和儿孙们告别后，也要独自修行，走完自己最后的行程。这些临终心态与做法是唐人生死观与人物性格的反映。相比男性，女性的临终心态更加感性，本章就专门对唐代女性的临终心态进行探讨。
第一节
坦然接受
不少唐代女性将生死视作必然之事，从而心态坦然，没有忧惧之心。至于坦然接受死亡的原因，则各有不一。
一、淡然接受
老年女性更容易感觉到大限将近，能够更坦然地接受人生必有死的事实。第一章21号太子左春坊典设局典设郎郑公之妻崔氏（689—755），天宝十四载（755），67岁卒。疾亟，内外亲人皆归探视，崔氏对其夫表达其对生死的态度：“死生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言未及终便逝。崔氏视生死为自然之道，遗令薄葬、返葬洛阳，十分平静。具有佛、道信仰的女性对生死的执着之心更加淡然。第二章22号行中书令、南阳郡王袁恕己之妃张氏（668—732），因丈夫为酷吏所害，信仰佛教，“深达因果，专求道门，荣贵都捐”。开元廿年（732），张氏65岁终于洛阳。临终之际，“湛然归定，神将坐迁，生死之中，了然无惧，从容自在，功用难穷”。第一章61号唐玄宗淑妃杨真一（692—749），厌倦了争宠猜忌，“栖心服道，恳愿从真”。得内度为长安玉真观女道士。天宝八载（749）六月，58岁归神于本观。将殁之际，抚侄杨寀而泣曰：“生必有灭，物无不化。且居生灭之境，岂逃物化之间哉？所叹嫂年已衰，尔禄未及，是吾遗忧矣！”
也有年轻女性从容面对生死，尤其是佛、道二教的信仰者。第一章28号将作主簿韦虚舟之妻李氏（703—729），喜览贤妃哲妇之书，亦通佛教。开元十七年（729），年仅27岁终于京第，所生子女尚在童稚。李氏“识通物理，推分天和。虽婴疾弥留，而秉心渊塞。临当奄忽，精爽逾明”。与内外懿亲、平生法侣长辞，“喻存殁而同贯”。第一章9号肃宗第二女和政公主（729—764），广德二年（764），36岁薨于京第。她与驸马都尉、太仆卿柳潭“并受法箓”，尝谓驸马：“死生恒理，先后之间。若幸启手足，必当襚我以道服，瘗我于支提，往来行言，时见存恤，则所怀足矣！子若不讳，我若此身未亡，洒扫茔垄，出入窀穸，奉君周旋。”谈及生死问题和身后事项，从容不迫。
二、无憾而卒
有的女性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圆满，故无憾而卒。第一章66号唐睿宗贤妃王芳媚（673—745）天宝四载（745）八月疾亟，时为73岁，阖门求医。顾谓亲人曰：“吾年过耳顺，待终可也。何药之为？”“因摄心谛观，归于愿力。”对自己的富贵长命表示满足。第三章29号光州刺史张策之女、吕藏元之妻张氏（？—759），临终遗命诸子孙曰：“吾行年八十有三，教训汝曹，未尝愠色。汝既忠于国，孝于家，及吾无身，吾亦何患。忽乖寝膳，祷药靡效，谁谓荣蓼，集于我家。”对自己教育得法，长子吕諲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感到欣慰。第一章69号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里行韦庆复夫人、闻喜县太君裴棣（783—846），会昌六年（846），64岁病逝于京。寝疾，谓子女曰：“吾是年前三岁周甲子。亦不谓无寿，况廿年，骨肉间如吾类，不啻十辈，与吾及者几希矣。今没无恨。”以上三人，一为皇妃，一为宰相之母，一为地方低层官员之妻。
有的女性临终之前，因自己关心之事结局完满而十分欣慰，故无憾而卒。第一章29号守秘书省校书郎卢大琰之妻李氏（797—824），日常诵经念咒，信仰佛教，长庆四年七月，28岁构疾终于京第。其时其父李佐公已从“谪宦江徼”而至入朝为大理正，李氏认为一家团圆，善莫大焉，“方喜晨昏，及启手归全，意无所恨”。第一章11号守内侍省内侍伯员外置同正员朱公之妻赵氏（760—834），作为宦官之妻，中年丧偶，守寡22年，遂“专意内典”，信仰佛教。其嗣子朱朝政奉命赴鸡林三岁，平安回归，并自宫闱令拜閤门使。赵氏遗命其子：“汝忠于国，又孝于家，海外三年，吾期重见，于此尽矣，更何恨焉？”以见到平安归来的儿子而欣慰不已。
有的女性的人生虽然有所遗憾，但因自己别无所求，故殁而无憾。濮阳郡临濮县令元有邻之妻韩氏（691—739），丈夫“有内宠，谋其广嗣”。韩氏“施惠及下”，柔顺，“无愠色”。开元廿七年（739）遘疾，49岁终于洛阳私第。生前“常以礼者忠信之薄，命者死生之说，吾将生□□厚，死归于顺，既厚且顺，此外何求？”[6]第三章33号焦某之妻赵氏（773—847），临终命诸子告曰：“吾年七十有五，死无恨焉。所媿者以吾性好闲□，疏于义方，养汝弟兄，遂亏礼训，斯实□恨，余无悔焉。……与汝永别之辞，隔生之念，痛□□□。”与诸子生死永别之际，虽然小有遗憾，但无恨无悔。第二章54号太守崔府君之妻徐玉京（823—870），因丈夫崔某先卒，栖心道教，道号瑶质。病逝前，每谓其嗣曰：“吾生四十八年，亦不为过夭矣。殁侍泉下，我之夙志矣。人谁无往，此往岂复恨耶？”以上，韩氏为求子嗣而别娶妾室，徐玉京年未半百便逝世，都有一些遗憾，赵氏则有与诸子永别之痛，但她们总体上感到死而无憾。
还有人因亲人陈冤得雪，了却平生遗恨而卒或就死。第三章38号唐太宗孙女、贝州刺史裴仲将夫人东光县主（652—705），是纪王李慎第三女，极为孝顺。武后垂拱年间（685—688）纪王慎被害，草草下葬。县主因之号恸呕血。神龙初，中宗诏州县普加求访，祭以牲牢，复官爵，诸王皆陪葬昭、献二陵。东光县主闻之，感恸而卒，敕其子曰：“为我谢亲戚，酷愤已雪，下见先王无恨矣！”在了却父亲冤案后，东光县主情愿追随父亲而去。其丈夫贝州刺史裴仲将墓志载，临终当天，她顾谓诸子曰：“天纲载维，幽明协庆，吾之今日，死且不朽。所恨园陵方閟，弗逮哀荣。”可见其孝心之强烈。
三、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的典型之例如：第三章43号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幕府僚佐韦雍之妻萧氏（？—821），长庆初，死于幽州朱克融军乱。朱克融统军务，囚其帅张弘靖，韦雍亦被劫。其妻萧氏闻难，与丈夫皆出。韦雍被劫，临刃，萧氏呼曰：“我苟生无益，愿今日死君前。”刑者断其臂，乃杀韦雍。萧氏是夕亦死。军乱之际，萧氏在自己手臂已断情况下，目睹了丈夫死在自己面前，知必不可免死，故抱定必死之决心。
某些具有佛、道教信仰者，基于其本身的信仰与追求，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态度。一些道教徒认为死当归真，至少是回归自然，不以死亡为意。第二章69号许州扶沟县主簿郑道之妻李氏（631—707），于诸子成人后，“受法箓，学丹仙”。神龙三年（707），77岁卒。晚年尤精庄老，曰：“夫死者归也，盖归于真；吾果死，当归于真庭，永无形骸之累矣。”第二章18号长安至德观主元淳一，大历中至河洛，因病返真于东都开元观，时年60余岁。临终，她谓门弟子曰：“吾方欲撷三芝，练五石，干白日、升青天。虽事将志违，而道与心叶。适去顺也，归夫自然。”虽然没有能够完成白日飞升的志愿，但因心向道教，离世时其内心十分平静。佛教徒视死如归之例，如第二章11号试太常卿李良之妻任氏（736—810），嗣子五人，夫妇“年将知命，齐议道门，求持净戒，舍名职，归法地，弃世宠，期梵天”。元和五年（810）十，任氏75岁，殁于东都河南县。临终之际，“都捐世俗，视身终如归”。
四、达观知命
不以寿夭婴心，是达观知命的典型体现。第二章29号宰相张弘靖外孙、试太常寺协律郎郑当之妻王缓（807—833）虽然年仅27岁便病逝，却是达观知命的典型。临终前一日，她告丈夫以“寿夭阴定，非人能易，勿药俟命，鼓盆当师”。然后命女奴送掉自己的衣服首饰等，并平静地抚摸着其五岁的儿子曰：“愿以此故，无远吾门。”第二章56号守太府寺主簿卢府君之妻李真（786—839），“食贫乐道，以禅诵自安”。开成四年（839），54岁殁于东都。因其“达观彭殇之分，不以寿夭婴心”故“豫戒终期，形于文字，藏在箧笥”。
有的女性对死亡有冷静清醒的认识，临终前十分平静，这也是达观知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三章75号衢州刺史徐放（766—817）之妻元氏（775—835），大和九年（835）61岁卒。病且亟，她“视子妇如他日，言与气无溃挠，几望三日安其归”，这被其女婿湖南观察推官杨发评价为“其达于性命者欤！”第二章75号泗州仓曹参军刘某之妻张氏（792—857），39岁丧夫寡居，62岁又失爱女，自此之后久病在床，大中十一年（857）终于洛阳私第。在其所留遗命中提到：“吾心崇释教，深达若空，人之死生，岂殊蝉蜕。汝当节去哀情，无令害己，俭薄营葬，勿遣妨生。”元氏说话与神情无异于平日，张氏认为死亡就如同蝉蜕，不需要过分哀伤，以死妨生不可取，她们平静如水的态度是以对死亡的理智认识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