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20)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第二节
唐代道教信仰女性遗言的执行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以老子《道德经》为基础，唐代奉先秦时期老子李耳为始祖，将道家变成了道教，两者“泾渭难辨”。[15]道教主张超脱，游离世人俗事，追求长生不老。道教徒的思想也反映到其遗言上。唐代女性信道者，有的是追求脱离世俗和长生，如第二章18号京师至德观观主元淳一（卒于大历年间）因有感于“修短存亡，曾何有常！与其劳主于此世，岂若轻举于殊方”。故选择“深入道门，大弘法要”。有的则出于避祸，如第一章61号长安玉真观女道士杨真一（692—749），原为唐玄宗淑妃，因“恩遇滋深，猜阻间起，悟贵宠之难极，恐倾夺之生衅，乃栖心服道，恳愿从真”。
据学者保守估计：“以唐代道观数4000—5700余所、每观7名道士计，那么应有道士28000—39900余名。”[16]虽然道教为国教，但唐代信道女性远少于信佛女性，故道教信仰遗言女性数量也比较少，笔者查到出家女冠3人，已受法箓在家出家女冠3人，居家信道女性6名。以下对其中需要执行的道教信仰女性遗言进行探讨。
一、女冠遗言的执行
笔者查到唐代女冠遗言三例，均来自长安。其中第一章61号玉真观女道士杨真一（692—749）、第二章18号至德观观主元淳一（卒于大历年间）的遗言无须执行，故可供讨论者仅一例。第一章38号内玉晨观法师韩自明（764—831），为地方刺史之女，22岁出适孝廉张则见为妻，婚后育一子而张氏卒，遂栖心于神仙学，后被召入宫内为玉晨观三景法师。大和五年（831），68岁病逝，出家修道的时间当在30年以上。临终日，她谓门人曰：“吾将无形，消息大患。尔勿致□于神舍，勿虚美于象设。清净俭薄，殓形还葬，无费财而妄期福佑，吾知所适，不假是也。”其子张行简、侄韩楚长，门弟子周玄景、孟玄简及尼戒善等“泣奉遗言，动遵理命”。当月，迁神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凤栖原，“不问于蓍龟，不入于先兆，言出世而达节也”。在流行占卜吉期、进行厚葬的唐代，可称薄葬。其临终遗言对象包括其子、侄、门弟子及一名比丘尼。这反映出其虽然出家，但和其家庭仍有密切联系。
二、在家出家女冠遗言的执行
除了有隶属道观的正式出家女观之外，还有已受法箓皈依道教的在家出家女冠，她们也属于正式的道教中人。[17]唐代在家出家女冠遗言者仅三人，其中第二章54号“蚤佩道箓，道讳瑶质”的太守崔某之妻徐玉京（823—870）只是表明自己的临终心态与志向，故以下仅讨论另两位女冠的遗言，两例遗言均得到其家人执行。
一例是由子女执行母亲遗言。第一章9号和政公主（729—764），与驸马都尉柳潭“并受法箓”。尝谓驸马曰：“死生恒理，先后之间。若幸启手足，必当襚我以道服，瘗我于支提。”提出在卒后着道服、葬于塔。广德二年（764），公主36岁薨于京师。“有司奉诏，将厚其礼，驸马疏陈，皆蒙允许。”半年后，其子试太常少卿柳晟、鸿胪少卿柳晕、试秘书丞柳杲、试殿中丞柳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于万年县义丰之铜人原，从理命也”。和政公主遗言死后要穿道服、塔葬，指定葬于铜人原，其四子三女并遵嘱。
另一例是孙子执行祖母的遗言。第二章69号许州扶沟县主簿郑道之妻李氏（631—707），在诸子成人之后，“受法箓，学丹仙”，晚年“尤精庄老，都忘形骸”。神龙年间，77岁卒于洛阳。遗训：“合葬非古，始自周公，淳真之道微矣。汝曹无丧吾真。夫孝在因心，仁□忘本。本之者真也。古人不封不树，丧期无数，斯盖得其真矣。小子勉之哉！”“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出自《周易•系辞下》，原文为：“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疏曰：“不积土为坟，不种树以其处。”[18]其后人“奉遗训”，以景龙元年（710）十二月将其“窆于北邙之平原”。作为在家出家的女冠，她遗言不与丈夫合葬，不坟，且指定了埋葬地点，以期归真。其墓志并未言及执行其遗言的人到底是谁，但从其遗言末句为“小子勉之哉！”可知其遗言很可能是对其孙而讲的，其本人卒龄77岁，诸子应该五六十岁了，能称得上“小子”者当为孙辈。
三、普通居家信道女性遗言的执行
居家信道女性特指没有正式受法箓的居家道教女信众。这部分道教信徒的遗言有6例，远少于普通居家信佛女性。其中，第一章14号卢起信（？—754）的遗言无须执行。需要执行的信道女性的遗言5例，来自长安2人，来自洛阳1人，来自潞州、兖州各1人，她们的遗言内容主要涉及不与丈夫合葬、对墓志铭撰写的要求、薄葬、指定葬地四方面。
一是由儿子执行居家信道母亲的遗言，有三例，涉及墓志铭的撰写、不与丈夫合葬及反对厚葬等内容，均发生于唐后期。女性关心墓志铭内容之例有二。第二章56号守太府寺主簿卢某（？—833）继室李真（786—839），“豫戒终期，形于文字”，遗书中“粗说生平”，藏于箧笥，临终“犹未绝笔”。李真预料到自己死期将近，预留遗书撰写生平事迹，很可能是作为墓志铭撰写的素材，其长子卢瑶等将之刻于铭志之后。第三章33号焦氏之妻赵氏（773—847），“洞识玄机，倾心好道”，75岁终于潞州。寝疾在床，命诸子以薄葬、在墓志中讲其生平事迹，且不得过誉，不得违背其意思。其遗言得到遵行，由长男焦文庆撰述母亲墓志，由三子焦汉章书写，薄葬遗言亦当得到遵守。遗言不与丈夫合葬之例有一。第三章26号棣州厌次县令贾某之妻裴氏（709—781），“修学清净至道”廿七年，遗言其子试左金吾卫长史、上柱国贾抡将自己与丈夫别坟而葬。次年初，贾抡“扶护迁至龙门毕圭乡望春□□（原旧）茔内，□穴筑坟，安厝永毕”。虽然墓志字迹不清，仅知裴氏安葬在贾家大茔，但由“□穴筑坟”可知，其子遵嘱为亡母另外修建了坟墓。
二是子孙执行居家信道祖母的遗言。第一章52号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姚衮（约卒于元和中）夫人李氏（771—832），与丈夫并信道，大和六年（832），62岁卒。因姚衮临终遗命指明了葬地长安城南吴道士观之旁，且云夫妻不合葬，“一旦夫人不讳，同域异封可也”。故李氏“理命亦为然”。子孙遵嘱，以其年十一月，“祔葬于万年县洪固乡之毕原”。
三是皇帝执行妃子的薄葬遗言。第一章5号唐玄宗（685—761）丽妃赵氏（693—726），逝世当辰，遗言“心独系于元真”“愿承恩而入道”“形归下上，期去礼而薄葬”。玄宗诺其所请，将丽妃殡于长安龙兴观之精屋，“示以出家，从道例也”。并命河南尹监护，河南令副之，“丧葬务约，成遗语也”，当月便被窆于洛阳邙山，可称薄葬。其葬于洛阳，可能与玄宗的身后事宜在开元盛世可能尚未提到议事日程有关。[19]出于对其遗愿的尊重，玄宗将之殡于龙兴观，以示其出家，足证其生前并未出家，故笔者将其视为普通道教信徒。
综上，唐后期长安正式出家女冠一人留下薄葬遗言，由其子、侄及弟子等执行。在家出家女冠2人，唐前期遗言不与丈夫合葬、葬于洛阳一人，由孙子执行；唐中期遗言着道服、塔葬一人，由其诸子女执行。普通居家信道已婚遗言需执行女性5人，卒于唐前期1人，卒于唐后期4人，她们的年龄跨度大，且身份多样，其中3人的遗言是由女性的儿子执行的，子孙和丈夫执行遗言各一。因道教追求长生、归真，修道对女性的人生和心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附：释道兼信女性遗言的执行
释道兼信女性的遗言有四例[20]，内容涉及指定葬地、卜善地结精庐以修行、薄葬、拒绝医疗四方面。遗言的执行者包括逝者的儿子、丈夫、外甥，其中仅遗言拒绝医药的一例未得到执行。
儿子执行母亲遗言之例有二。第三章23号泉州刺史薛士通之妻武城夫人张氏（623—696），生四子，均仕宦。张氏兼通释道，“雅好释典，兼崇道教，斋戒符箓，持皆精严，然皆达之以中，未尝过于执溺”。证圣二年（696）腊月，74岁卒于三子薛文休所在的宋州。临终前，“容貌无扰，词气如平生。文休谘问，所言犹一二处分取尽”。万岁登封元年一月（696），其子“奉遗命”，卜厝于合宫县邙山之南原昭觉寺东三里安葬。指定葬所当在其遗言“一二处分”之列。第一章50号国子监丞、兴州刺史郭镠（797—876）之妻韦珏（813—877），“栖心于黄褐二教，悟大时可逃”。在为丈夫服丧礼毕后，韦氏得疾，“骨肉家隶，趍召医药”。韦氏曰：“妇之失俪，谓未亡人，待亡者也。”故“巫医不征，药饵不前”。此例中，韦珏作为未亡人拒绝医药，其骨肉最后似遵从母命，并未为母亲求医问药。
丈夫执行妻子遗言之例如：第三章49号汉中郡都督府西县尉李府君之妻窦氏（719—743），天宝二年（743），25岁终于西县官舍，幼子尚在襁褓中。因窦氏“道释兼善”“以厚葬非礼”遗嘱丈夫。李少府“勉就高志，故为薄葬焉”。
还有外甥执行姨母遗愿者。第三章14号处州丽水县令王淮之妻元洞灵（762—822），自幼喜道，“黄其衣襦”。长庆元年（821）夏离世前一年，她自汝州梁川府抵长安，谓其甥中书舍人沈传师曰：因其“常思绝俗林峤，孑然独往，每以服教为念”，故提出：“尔其为吾卜善地，结精庐。吾将袭气以存真。”要求外甥为自己觅一善地以结精庐，用于自己学道。传师“恭旨□胜行”。
元洞灵在临终前还指定了葬地，亦得到执行。因其丈夫处州丽水县令王淮“庸近无才能”，且有“贰行”，元洞灵“携己子而还于家”。长庆二年（822），61岁终于其兄弟之陕州官舍。疾革，命曰：“吾乐静而未遂心，当葬吾于是郊，不远从兆域，处乎谐静独也。”两月后，“从先命”，窆于陕州硖石县门信乡石柱里北原。执行者的身份很可能是其兄弟或侄子。
第三节
唐代俗家女性遗言的执行
唐代俗家女性遗言的执行者，包括她们的儿子、女儿、丈夫、孙子、弟弟、儿媳，或者其中两种的组合，也有儿女亲家及其他亲戚和朋友。王婉遗言中提及：“但于旧茔因地之便，别开幽室，以瘗残骸。亲属子孙勿违吾意。”这反映出唐人遗言的主要执行者是逝者的亲属和子孙，本章对唐人亲属和子孙执行女性遗言的情况进行专门探讨。
一、儿子对母亲遗言的执行
唐代绝大部分女性都会出嫁，而且是早婚早嫁。因统治者提倡早婚，且传统农业社会养儿防老观念浓厚，唐代女性初婚年龄集中在14—19岁，15岁出嫁者人数最多，20岁出嫁以上属晚婚，唐中期以前早婚现象多有。[21]有鉴于此，唐代一般家庭子女较多，女性遗言的主要执行者为其儿子。面对母亲的临终嘱托，儿子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遵守，即使有时很不认同母亲的遗言内容。
（一）儿子单独执行母亲的遗言
儿子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尽可能遵守母亲的遗愿。据墓志资料，笔者将所见唐朝时期儿子单独遵守母亲遗言的情况统计为下表：
表1-3-1：唐朝时期儿子单独遵守母亲遗言概况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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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唐朝很多俗家女性的遗言是由儿子遵照嘱托执行的，以上24例，大部分情况是其亲子，有时是其继子执行遗言。上表所列24例遗言中，包括唐前期10例，唐后期14例。继子执行母亲遗言的情况，涉及2号凤阁舍人韦承庆对继母王婉（626—696）遗言的执行，6号相州司马裴孟坚、符玺郎裴伯仪等四人对继母封氏（670—726）遗言的执行，两例均为继子与异母弟一起执行遗言，均发生在唐前期。上表涉及的遗言内容主要是丧葬事宜，包括葬于洛阳（包括归葬、改葬）6例（序号1、10、15、19、21、23），与丈夫合祔安葬5例（序号1、10、19、21），不与丈夫合葬4例（序号2、6、9、20），归葬本家祖茔（序号7、12）、薄葬（序号14、16）、指定葬地（序号24）、将亲人及亲戚归葬先茔（序号5、17）各2例，礼葬（序号11）、指定墓志撰写人（序号22）、葬不渡河（序号3）、不以物覆面（序号8）、指定服丧时间（序号18）各1例，这说明成年儿子是母亲后事的主要操办者，丧葬事宜的主要负责者。其余遗言事项为兄弟友爱（序号2）和晚辈的成婚（序号4、13）。
（二）儿子与姐妹共同执行母亲的遗言
有时，儿子也与其姐妹一起执行母亲的遗言。例如：第二章68号瀛州刺史杜怀古之妻韦氏（633—697），生前对自己的后事已有处分：“百年之后，但于大茔内□厝，不须合葬。”其“儿女等奉遵先旨”，神功元年（697）十月，葬母于少陵原杜怀古坟东五步。再如：第三章25号太原王晓之妻崔淑（693—726），有三男二女，“大渐不乱，顾念遗托，自尊逮卑，使彻其珍华，敛以时服，不忘俭也”。8天后，殡于邙山大茔之北。这在重视卜葬的唐代，可称薄葬。又如：第二章43号守河南府颖源府右果毅张质之妻王氏（806—854），临终顾命儿女“诲诫勤俭，不坠家风，是吾所尚”。要求女儿传承勤俭的家风，暗含着薄葬之意。其子女“阙地为隧，……不埋珠宝”。
以上三例遗言，唐前期两例、唐后期一例，遗言内容为不与丈夫合葬、薄葬，子女均遵嘱行事。因女性一般随子居住，儿女共同遵守母亲遗言的情况，很可能是以儿子为主，女儿为辅。
二、其他亲人朋友对女性遗言的执行
唐代俗家女性遗言的执行人身份多样，除儿子之外，最主要的遗言执行者为其丈夫，其次是孙子，再次是儿媳、女儿，还有父亲、弟弟、妹妹及娘家亲人、其他家人及朋友，合计23例，见表1-3-2。史料亦可见皇帝作为亲人执行女性遗言之例，因具有一定特殊性，将在其后专门予以探讨。
表1-3-2：唐朝时期儿子以外亲人执行俗家女性遗言情况简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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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上表列出了儿子以外亲人执行俗家女性遗言23例，包括唐前期9例，唐后期14例。上表涉及的遗言内容，包括归葬本家祖茔5例（序号6、10、19、20、21），与丈夫祔葬4例（序号7、8、12、18），薄葬3例（序号2、13、19），不与丈夫合葬2例（序号4、23），提出葬地要求3例（序号3、9、14），其他遗言事项为教育儿子（序号1）、照顾幼子和弟弟（序号5）、归葬夫家祖茔（序号11）、和离归本家（序号15）、训子（序号16）、指定墓志撰写人（序号17）、放弃治疗（序号22）各一例。可见，丧葬类遗言始终是俗家女性遗言的主要内容，还涉及对儿子的教育和照顾、对弟弟的照顾、训子、放弃治疗。其中，未被遵守者有三例（序号2、6、22），占比13.04%，其余均得到执行。
（一）丈夫对妻妾遗言的执行
有的女性年轻离世，遗言丈夫教育或照顾好孩子，她们的丈夫遵嘱执行。第三章45号大燕游击将军赵公嫡妻李琼（698—726），29岁病逝，临终嘱托左右重视对其子的教育，认为其以后“必兴吾族”。其丈夫牢记嘱托，其子后来“才禄兼著，遗言有征”。第三章5号华州潼关防御判官杨汉公之妻郑本柔（792—823），32岁终于华州官舍。大渐之际，以“三孩尚幼，两弟无家”诚托丈夫照顾他们。杨汉公“强寄宦名，将副前意”，其仕途较顺，文宗大和时期官至户部郎中充史馆修撰，[22]为照顾孩子提供了较好的基础。郑氏所生两子皆登进士第，婚前一子为国子周易博士。
有的年轻已婚女性遗言不葬于夫家祖茔，而是要求葬于他处。第三章58号睦州桐庐县丞柳君之妻权氏（？—786），婚后仅四个月便病逝于桐庐官舍。柳君“从遗旨”，将其妻权厝于丹阳县某原窦氏伯娣之茔次。第二章26号长安万年县丞崔合之女崔氏（798—822），与其姊先后出嫁前华州华阴县尉夏侯敏为妻，婚后两年便病逝。崔氏不欲与其姊争嫡，弥留之际，请于其姑：“妾之亡姊已坟于兆域之内。妾瞑目之后，愿得改卜他所。”故最终“易其兆者，诺夫人之志”。夏侯敏奉母命，次月将其柩葬于偃师县亳邑乡刘村之原，而未葬于邙山夏侯家墓地。
丈夫未遵守妻妾遗言有两例，遗言内容分别涉及薄葬和归葬长安。第二章14号左武卫司戈广平宋君之妻慕容氏（715—739），婚后仅一年多，25岁殁于洛阳乘黄署公馆。大渐之际遗言：“敛以纯衣，奠以素馔，散分私情，踵合常规。”其丈夫经过深思，认为“不可能”照办，并未遵照其遗言。第三章77号乡贡进士孙絿之妾王氏（826—853），育有一子京奴、一女伊奴。大中七年（853）随夫东下，28岁遇疾终于寝舍。王氏生前尝谓丈夫：“余父冢长安中，苟终，愿归窆于其侧，得冥路以养，且无恨矣。”希望能归葬长安，葬于父坟之侧。孙絿认为“事有不可者”，考虑到子女长大成人后不便祭奠亡母，并未践行王氏遗言。次年春将王氏归葬于北邙山孙氏先茔。